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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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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交易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体系。交易经济学的建构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微观层次，通过在会计矩阵基础上对交易主体的描述，建立起各类主体统一的决策模型，为交易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打下基础；二是宏观层次，主要研究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经济系统动力学方程和状态耦合方程；三是远观层次，研究经济系统的演化。这三个层次构成交易经济学完备的理论体系。
前言年5月，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巴西等19个国家的经济系学生联合发信给英国《卫报》，呼吁对经济学的教育内容进行改革。他们认为主导大学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经济学所持有的狭隘自由市场理论损害了世界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挑战的能力，认为现在的大学经济学课程让社会失望，这些课程忽略了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成果和发展，正在成为一门过时的、封闭的、与现实社会相脱节的学问，他们对经济学教学的现状发出强烈抗议。（《19国经济系学生呼吁教学改革》，载《参考消息》，-05-06。）
时间回溯到年，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欧洲经济更是首当其冲地遭受冲击，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在欧洲各国中，损失最严重的国家当属英国，英国女王也难以幸免，资产损失十分惨重。同年11月，女王到久负盛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在会见中问在座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金融危机）？”随后，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集体给女王回信，对没能及时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来临表示歉意。人们不禁要问，曾经被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骄傲地称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毋庸置疑，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严重缩水的不仅有资产价格和富翁们的财富，还有经济学家的信誉。
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年6月4日《大西洋月刊》发表了诺厄·史密斯题为《我们应当相信经济学家吗？》的文章，其中写道：“假设你是14世纪某个时候的英格兰御医。王子病了，你被招来给王子看病。你请来两个专家发表意见。第一个专家说：‘用水蛭吸出有害体液。’第二个专家说：‘不行，必须给他放血，让有害体液流出。’他们开始争论不休，用恶意的语言辱骂对方。放血男声称：‘水蛭男是背地里效力于法国人的！’水蛭男则回击说：‘放血男就是想让王子丧命，因为王子曾想给贵族加税！’”
……
“我们发现自己如今面临的经济形势和上面的例子有点像。所有人都知道，工厂闲置门可罗雀、潜在的工人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是件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专家’——学院派经济学家——总体来说名声不佳。调查显示，公众对他们的预测非常没有信心。他们在报纸的专栏版上激烈交锋，似乎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诺厄·史密斯：《我们应当相信经济学家吗？》，载《参考消息》，-06-19（B12）。）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的前言中是这样评价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当被抛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33页，中信出版社，。）
尽管如此，当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时，仍然无奈地从现有的经济理论中寻找答案。对于这种情况，早在年，凡勃伦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为什么不是进化的科学》（WhyIsEconomicsNotanEvolutionaryScience）中就已经提出经济学应当放弃新古典理论框架，而应当使用生物学的进化论重建经济理论。他认为，从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更像是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的“制度自然选择”类似于自然界“物种的自然选择”（盛昭瀚、蒋德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和质疑从年以来变得更为普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高。美国经济学会每年的会议上，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都会对这种经济理论不合理的现状提出批评。里昂惕夫在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说，他担心微观经济理论不能面对经验的现实。托宾在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索洛在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都表示了对主流经济理论的不满意，怀疑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所提供的基础是否适当。哈恩（）、费尔普斯·布朗（）、沃斯韦克（）都在不同年度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演讲，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在《美国文献杂志》上，也有众多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评文章。舒比克（）、西尔特和赫德里克（）、莫根施特恩（）、普雷斯顿（）、莱本斯顿（）、马里斯和缪勒（0）、威特森（2）等全都公开抱怨说，流行的理论不能认真对待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大公司的存在、制度上的复杂性或实际调整的动态等问题。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在他们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也认为，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还没有找到这样一条出路——通向一种前后一致的和得到支持的进展（（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8页，商务印书馆，。）。
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依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主流位置。除了技术的原因外，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已经成为人们分析经济现象时的习惯思维方式，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这种困难并不是经济理论革新过程所独有的，要改进或者推翻任何一个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思想和理论都会遇到重重的困难，都要面对无数阻力。只要想一想地心说和牛顿的绝对时空理论是如何艰难地被更好的理论所替代，我们就不难理解经典理论顽固盘踞经济学阵地这样的局面了。事实上，这种对旧有成功理论的留恋情结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认知模式。从认知理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明智和经济的选择。只有在原有知识已经被充分证明完全不能适用而新的理论又被证明确实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时，人们才会愿意接受新的理论。这也是保持人类知识稳步进化的关键。
无论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也不管起初显得多么不可能的任务，只要开始行动了，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剩下的不过是时间的长短和道路曲直的问题。重建经济理论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已经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既然有能力建构一座经济理论的经典大厦，也就一定有能力重建一个更加恢弘的经济理论体系。
演化经济学的创建者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20世纪90年代末总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理论探索时这样说：“过去20年里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理论工作，都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探索，它由各式各样不同的猜测所引导，那些猜测是关于可能的理论适应中哪些最为重要。”（（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9页，商务印书馆，。）
在岁月遥远的尽头，我的小学门口正对一片茂密的竹林，繁茂的枝叶笼罩着一片神秘。每次走过，我都会想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找到一条最佳路径可以毫无阻拦地穿过密林？这样的疑问每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会在心中浮起，总是希望通过不同的视角找出问题全新的解决方案。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关于复杂网络的导航问题，即在复杂的网络上任何两点之间是否总能找到一条最短的路径。事实上，人类在知识的探索道路上总是在不断地尝试老问题的新视角。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地球是人类的摇篮，我们仰望浩瀚的星空，将地球当做宇宙的中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随着岁月的积累，观察到的天文现象越来越多，积累的数据也不断增加，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将地球当做宇宙的中心，使得我们对众多行星运行的解释变得十分困难。哥白尼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只要换一个角度，将观测原点从地球平移到太阳上，所有困惑将烟消云散，原来的困难便迎刃而解。仅从知识演进的层面来讲，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不过是调整了一下看待问题的角度。然而，正是角度的变化，引发了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深远革命。
知识创新是人类在认知领域的冒险，冒险活动带来的风险只能由探索者承担。很多科学家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协同理论的创始人赫尔曼·哈肯坦率地承认：“当我开创这个新的领域时，显然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可能就此失去科学家的声望。”（（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今天，当我将经过漫长探索和思考的成果呈现给世人的时候，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人们是否会接受它？人们会如何看待这样的理论创新？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我对奇妙世界的探索和尝试。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知识创新节奏的加快，人们认为著书立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术界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不发论文，自取灭亡”。发表论文已经成为今天学者展示学术成果的主流方式。但是，大部头的著作依然是表现思想成果的最佳方式，尤其当成果涉及众多概念的关系，论述的不是一种方法、一个思想，而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时候，必须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才能清楚地呈现，这时候著作的优势便远远超过短小的论文。就像美国著名学者智能设计专家迈克尔·J.贝希（MichaelJ.Behe）所说：“图书的优点是能为作者阐明其观点提供大量空间。在上下文中提出新观点、举出恰当的例子、说明许多具体的步骤、回应预期的异议——所有这些都会占据相当大的篇幅。”除此之外，论文成为学者表现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就像千千万万工业岗位需要细致的专业分工一样，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成为整个社会庞大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研究一旦成为一项职业，巨大的职业压力就不再允许研究者为建立一个思想体系花费10年甚至20年时间来著书立说，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失败将一事无成。但是，在经历过一段时间单兵突进之后，寻找一个理论框架将碎片化的知识收纳在一起，搭建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就变成十分必要的事情了，这是人类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所必需的步骤。
当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最终得以完成时，我顿感如释重负后的解脱，这是一次经历漫长孕育的“分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金融出版社刘钊主任以及参加审定的其他编辑人员，感谢他们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日复一日、毫无怨言地承担了繁杂的家务，用默默的奉献为我筑起了一道将嘈杂事务拒之门外的屏障，使我能够沉下心来，去完成这件耗时费力的工作。书稿付梓，正值春天，楼前的玉兰花迎风绽放，大地冰消，山花烂漫。此时，经济学的世界里同样春雷激荡，春潮涌动，一场经济学的革命正在酝酿，让我们期待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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