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销量 > 以经济大兴衰原理解读皮凯蒂21世纪资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销量 > 以经济大兴衰原理解读皮凯蒂21世纪资
前言： 皮凯蒂通过对年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沙伊德尔通过对石器时代以来财富不平等的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只有暴力（战争）才能改变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本文将以皮凯蒂的资料为主，在理论上加以补充和证明这一结论。
主要内容： 利润与经济大兴衰原理结合皮凯蒂的资料，可以完整地解释一个经济大兴衰的过程。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似是而非的理论解释；不切实际的政策建议。就如皮凯蒂本人的总结：“本书立论的资料来源比此前任何作者的收集范围都要广泛，但仍有缺陷和遗漏。我的所有结论本质上都略显牵强，应该受到质疑和争论。”（P）关键字：资本收益率 贫富分化 经济大兴衰
一、如何解读《21世纪资本论》中的资料皮凯蒂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数据，来说明欧美近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或分布）变化趋势（沙伊德尔把历史范围延伸到了石器时代）。这些数据可能因为统计口径或遗漏而有误差，但毫无疑问是接近事实的，也体现了整体趋势，不必过多怀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和认同，因为土地（农耕时代的主要资本）的集中兼并和贫富分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并由此导致多次大兴衰。而欧美现在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种大兴衰的厉害（部分主流经济学者甚至还不承认大兴衰的存在）。皮凯蒂的资料，对分析了解这些大兴衰的现象和内在机制有重大意义。 《21世纪资本论》中，涉及百年经济大兴衰的资料很多，为便于分析，抽取了3个图。
图2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图-年欧洲与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比较图4美国家庭财富占比变化图顶部0.1%对底层90%图4的资料来源于美银美林，图4的财富不平等要比图3回升得快，快要完成百年轮回了，这点倒是与图1和图2相吻合。
对于这些基本符合实际变化趋势的资料，所有相关理论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解释，否则，不能完整解释这种变化趋势的理论就会存在缺陷。 作者皮凯蒂所掌握的理论显然难以解释，才在总结时用了“牵强”一词。在“主要研究成果”中，甚至认为“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P21）。特别是对-不平等的缩小和80年代后不平等的扩大，即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难以实现一致性的解释。 《稳定不稳定的经济》的作者明斯基，也不能完整地解释这个大兴衰现象，他甚至认为“年至年期间经济平稳运行时代是反常的”（不符合其理论），年后逐渐加剧的金融不稳定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稳定不稳定的经济》，P）。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甚至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如伯克南曾认为年和8年的经济危机是由意外造成（基恩，，《经济学的真相》，P，P18）。这样说的话，中国几千年的大兴衰都是由一个个意外造成的。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每个朝代衰亡的具体方式都不一样。但别忘了一个共同点：极端的贫富分化。 马克思的理论，难以解释资本主义大危机后，怎么还会有战后的繁荣，而不是社会主义。就如中国西汉之后，怎么还会有唐、宋、元、明、清（类似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下，反复出现大兴衰）。 西方学者难以理解这种超百年的大兴衰，在于“缺乏见识”（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短的5-10年，最长的60年）。即使二战后不作为新的大兴衰计算，而是视为中兴，美国从独立宣言到现在也才年，刚超过中国的西汉，还不及唐、宋、明、清的持续时长。王朝的大兴衰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深入人心，中国人对大兴衰不陌生，对大兴衰的研究应该有优势。 图1至图4显示的只是大兴衰的一个不完整片段。可以用两种方式放在中国历史上来理解：一是当作一个完整的大兴衰对比，把图中的（二战后）对应于唐朝建立，现在（）对应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对应唐朝末期；二是不打乱时间顺序直接对比，把图中的-对应明朝末年，对应清朝建立（），现在（）对应清朝的乾隆晚期。这种对比对中国人来说，应该很好理解。但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会感到迷茫甚至恐慌：“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世界，竟然还没走出多年前中国唐朝的大兴衰轨道，甚至和0多年前的西汉一样。 不必感到惊讶。现在的美国大兴衰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大兴衰不会有本质区别，而“日不落帝国”的大兴衰与唐朝的大兴衰有着共同的决定因素——利润，其末期的表面现象都是经济萧条和极端的贫富分化（三者大兴衰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经济和五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兴衰的研究》，4，财政出版社）。 为了更好地分析图1至图4的资料，先简要介绍一下利润与经济大兴衰原理。
利润与经济大兴衰原理简介。 利润是经济运行的动力，当利润率高于投资者最低期望盈利率时，投资和生产活跃，经济繁荣；反之则投资下降，经济危机，乃至大萧条。 而利润的来源如下（详细论证请参见《利润的来源与经济大兴衰，及世界经济形势》或《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 利润=投资者消费+经济增长+政府赤字+工人赤字+国外利润+短期利润 决定经济大兴衰的最重要因素是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其次是经济增长形成的利润，这两项利润简称为正常利润。其余4项利润来源，需要有其他主体的亏损，都不可持续，简称为非正常利润。 投资者自身消费和经济增长形成的利润率，取决于这两者与资本存量的比例。显然，投资者自身消费越大，经济增长越高，资本存量越少，形成的利润率也就越高，反之则低。 投资者自身消费来源于收入，收入与资本量有关，但资本（增加）产生更多的收入时，消费的增加往往没有收入增加的多（可参见凯恩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因此，最有利的情形是投资者把其收入全部都消费掉，如每人只有一亩三分地或个体工商户时期，大部分如此。最不利的情形是所有资本集中于一人，其消费与资本的比例（利润率）将趋于0。因此，资本的集中程度将决定此项利润率的高低。 利润与经济大兴衰原理结合皮凯蒂的资料，可以完整地解释一个大兴衰的过程。
战后的繁荣：-。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战时的技术进步，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很高，社会恢复稳定后，可以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资本存量与收入的比例却因战争的破坏而下降（参见图1）。根据利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经济增长与相对低资本存量可以形成高的利润率。 由于战争，生活水平受到破坏，恢复稳定后，收入将首先用于生活水平的恢复（消费）。而资本存量的下降（图1）和资本的分散（图3、图4），特别是类似唐朝初期的土地重新分配（战后欧美日也有类似均贫富措施）。投资者掌握的资本量分散，收入也就不高。生活的必需和收入的不多，使投资者自身的消费与其资本的比例处于高位，从而形成高的利润率。 高的利润率促进了投资和经济的繁荣。由此可见，战争的破坏越大和越彻底，战后资本的重新分配或国有化越彻底，则战后越容易出现大繁荣。 利润率下降。 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生产目的的变化，导致利润率下降。 随着增长潜力的耗尽，经济增长率将回归自然增长率（由人口、资源、技术、管理等等因素约束）。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32页数据，-年世界经济年复合平均增长率为2.2%。根据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页图2.5的数据，年前低于1.5%，-最高，达到4%，估计年后下滑到2%以下。 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资本存量却相对上升（参见图1），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形成的利润率双重下降。如果根据皮凯蒂在第页的预测，21世纪末，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5%，资本/收入比达到%，那么，所形成的利润率约在0.2%，几乎可忽略不计。 生产目的的变化，则导致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率下降，这是决定大兴衰最重要的因素（即使经济增长率为0，也没有非正常利润，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还可以运行，但生产目的转变后，将走向灾难）。 战后初期，人们的首要目的是恢复生活水平（追求消费品），这种生产目的与生产结果（最终消费品）相一致。但在私有制下，当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后，生产目的就会转向追求利润积累资本。但这追求利润的目的却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利润率下降。 一是资本过度积累——资本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使资本/收入比上升（图1），导致同等经济增长形成的利润率下降。由于资本积累是私人行为，不能规定谁可以积累多少，难以协调，因此，整体过度积累现象难以解决。 二是投资者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下降（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差额用于资本积累），资本又因积累而上升，从而导致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率下降（利润率等于消费除以资本）。 三是导致资本集中兼并。资本越集中，由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率将越低，但资本的集中兼并在私有制下难以阻止（参见图3和图4在年后的上升曲线）。
资本集中兼并。 图3最右侧（战后）的高度尚未回到最左侧（战前）的高度，这与其他3图有较大区别，可能与皮凯蒂统计对象有关。皮凯蒂的资本与财富同义（P47），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资本”（P48），包括居民住宅（P46）。并且，在18世纪初，农地的总价值约为4~5年的国民收入，住宅仅约为1年。3个世纪之后（现在），农地价值已不足国民收入的10%，而住宅价值超过3年的国民收入（P）。 农地和住宅占比的变化，对资本的集中有很大影响。在资本竞争领域，大农场兼并自耕农甚至小农场较容易，如年，英国大约一半土地集中在人手中。但要迫使家庭出售作为居住用的住宅，并达到像土地那样的集中度，不是不可能，需要时间和社会承受能力（不出现动乱）。即统计对象的变化，影响了统计结果的趋势。 图3财富集中度虽未回到战前最高水平，但“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似乎与欧洲在~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布图上处于下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额绝对在全球财富总额的5%以下”（P），“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P）。 导致资本或财富的集中，在于积累资本是私人行为，不是统一行动。并且部分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因规模效应而加速财富的增长，从而加速贫富分化。皮凯蒂在P和P各有一张表，说明财富越多，收益率越高，并在P和P-用规模效应加以解释，在P-预测这种趋势的可怕性：30年后，最富的0.1%人群将拥有全球60%的财富。当然，前提是社会还稳定。在图4中，美国顶层0.1%家庭占有的财富，最高比例是25%（）。 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兼并、贫富分化的恶性循环：-？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无数次提到资本收益率约为4%-5%，并以较大篇幅加以说明（P52-55、P图6.3、P图6.4、P-、P-）。假设投资者最低期望盈利率为5%，按照一般规律（如28法则），大部分投资者获得的收益率将低于5%，较低的甚至是负数（亏损），小部分投资者的收益率将大于5%，甚至10%以上。低收益率的将减少投资甚至倒闭，高收益率的将增加投资，从而形成整体的动态平衡，或稳定。 当经济增长和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率，下降到低于投资者最低期望盈利率时（以下简称正常利润率不足），整体投资将下降，从而出现经济危机。 发生经济危机后，是否存在一个维持甚至提高利润率的机制呢？首先，经济增长率和资本生产率（图1资本/收入比的倒数）要提高是困难的（参见上述下降的原因）；其次，最关键的资本集中度，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难以下降，即资本所有者不会因为发生经济危机，而把积累的资本重新分配（分散），因此，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率也无法回升。 相反，发生经济危机时，自耕农、中小地主（中小投资者）往往更容易破产，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也往往也更有利于大公司（如一战后拯救欧洲的道威斯计划、8年拯救华尔街计划），从而加剧资本的集中兼并，正如图3和图4从年以来的变化。 结果，正常利润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促进资本的集中兼并，资本的集中兼并又使投资者自身消费形成的利润率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不存在利润率自动调节（均衡）机制。 贫富分化。 战后或新朝建立初期，当正常利润率高于投资者最低期望盈利率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资本收益率,但仍让其获得最低期望盈利率，从而既实现投资和经济的繁荣，又可实现国家财税盈余和公共财富的积累，以保障社会的平等度（这样做的原因往往是为了吸取前朝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灭亡的教训）。如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年时都在10%以下，然后因（战争等各种因素）逐步提升，到年达到峰值的30%~55%（参见P图13.1）。这为发达国家建立较为平等的教育、医疗、失业和退休保障等系统创造了条件。由2至图4也可看到，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度（因战争和均贫富政策等因素）下降，一直持续到年。公共净资产（公共资产减去公共债务的余额）也在年左右达到峰值（P图3.3英国；P图3.4法国；P图4.2德国；P图4.7美国）。这就是皮凯蒂观察到的：“20世纪出现了资本纯收益率低于增长率（rg）的情况，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P）。但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是第一次。 战后欧美日的特点和中国大的朝代在立朝初期的情况一样，经过数十年的稳定发展后，往往国库充实。约0年前，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如此描述经过文景（两位皇帝）治理之后，西汉王朝的富庶：“京都和封邑的粮仓都全满了，而且官府仓库有了剩余的财物。京师里的钱积累了上百万，穿钱的绳索腐朽后钱没法计数。京师仓库里的粮食，逐年增积，满仓后就堆积于仓外，腐坏不能食用”。 值得深思的是西汉两大政策，“无为之治”和“重本抑末（包括盐铁等国有化）”的利弊，恰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利弊相对应。 “无为之治”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为实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文、景、武三个皇帝都“有所作为”。从经济手段而言，景帝用“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办法筹集了大量钱粮以减轻平民的税赋，到武帝时，这个办法不行了，就（主要针对商人）实行“算缗”——征收6%的财产税。0多年后，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提出以征收资本税来解决不平等问题（P），陈平在评论时也提出“为消除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建议把家产主动捐献给社会的善举义士，也可以‘封爵’褒奖”。 高度文明的西方世界，竟然讨论实施0多年前西汉的政策，这是怎么回事？这得从石油危机说起。 年左右，是西方国家经济大兴衰的分水岭。石油输出国家提高油价导致西方国家国外利润减少，从而提前暴露了国内正常利润率的不足。为了避免前述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西方国家和投资者都努力以非正常利润来弥补正常利润率的不足。主要方式是减少非投资者的收入（增长），增加非投资者的亏损（赤字）。 减少非投资者的收入，以增加投资者的收益，是古今中外通用的办法。其现象如图3，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年低于35%，7年上升到50%。皮凯蒂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图（没在《21世纪资本论》中），是关于美国战后经济增长份额的分配情况，参见图5。
图5战后美国各阶段收入增长的分配，顶层10%家庭对底层90%家庭由图5可见，经济增长的分配，逐渐向顶层10%家庭倾斜。底层90%家庭的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越来越低于经济增长，终于在9/阶段，实现负增长。按照一般分布规律，更底层的50%家庭的收入应该在更早时期就实现了负增长。这就是皮凯蒂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核心矛盾：rg”现象（r与g在大兴衰不同时期的相对关系，参见P-）。显然，资本收益率（r）经济增长率（g），是以损害非投资者的利益来实现的，包括非投资者的收入增长小于经济增长。 但是，减少非投资者的收入，只能扩大收入差距，对投资者的利润贡献往往是一次性的，不具有持续性。因为非投资者的收入（工资和税收）对应投资者的成本支出，而非投资者的（消费）支出又对应投资者的（投资）收入。当投资者减少（工资和税收）支出时，非投资者的收入将随之减少，若非投资者的支出也相应减少，则投资者的收入也会减少，从而投资者期望的利润（收入减支出的差）还是不能持续实现。但是，如果非投资者的支出不下降甚至上升，即出现支出大于收入（赤字）时，投资者将实现收入大于支出（黑字），从而实现利润。如图6所示，工人和政府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通过贷款平衡。
图6非投资者的亏损（支出大于收入）形成投资者的利润工人和政府赤字在利润来源中，属于非正常利润，需要损害非投资者的利益，且不可持续。因为正常利润率下降到不足后是持续存在的，需要非正常利润的弥补也将是持续的，这些赤字将以债务的形式不断积累。其结果将如图7所示，图7为美国政府和家庭债务占GDP比例的变化趋势，请注意：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债务的增长比经济的增长快，另外，非投资者的债务应该是政府和家庭债务相加，是图中平均值的两倍。
图7美国政府和家庭债务占GDP比例的变化趋势以非投资者的亏损来弥补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期望，其结果就是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收入越高者其收入增长越快，收入越低者其收入增长越慢甚至负增长；收入高者财富不断积累，收入低者债务不断积累。这就是老子在年前说的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也是出现图2至图7现象的原因。 但在私有制下，贫富分化扩大趋势无法解决。因为私有制经济的稳定需要私人投资，在正常利润率下降到不足后，投资者得不到期望的利润率，就会停止投资和生产，这将导致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而崩溃，社会也将分裂和动乱。但若以非正常利润持续满足投资者的期望，那么，持续的贫富分化将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群看不到希望，最后仍然是社会分裂和动乱。即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无法调和，并都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还是动乱和战争。
战争之后并非都是繁荣：- 决定经济大兴衰的最重要因素是投资者自身消费所形成的利润率，而这由资本集中度决定。 战争能毁灭资本，但不一定能改变资本集中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二战后的根本区别。一战后，资本集中度和经济危机继续恶化。而二战后，欧美日等都实施了许多重大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政策（中国农民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政策），从而破坏了原有的资本集中状态，为形成高的正常利润率创造了条件。如类似土地的重新分配，解散财阀，没收资本，国有化，改变劳资关系，（因通货膨胀等因素）稀释战前的国债等各类债务，殖民地的独立等等（唐有东，4，P-；皮凯蒂，，P-、P-）。 因此，战后即使能实现和平稳定，但若资本集中度未改变，经济的稳定仍将是短暂的，很快又将进入新的动乱和战争。中国从一个王朝衰亡到另一个王朝的繁荣，往往要经历数十年至数百年的动乱和战争，极其惨烈。但即使这样，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能不断重现昔日辉煌的国家。历史上许多文明古国或帝国，经过战乱后，就再也难恢复往日的繁华。因此，人类要长久地生存发展，中国这个特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 皮凯蒂对战争在经济兴衰中的作用，也有所论述。“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P8-9）；“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P）；“在20世纪，抹掉过去、推动社会重新洗牌、万象更新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民主或经济的理性行动”（P）；“21世纪的资本主义会转型成更加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方式，还是说我们正在坐等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的爆发（这次发生的将是真正的全球大战）（P）？” 由此可见，皮凯蒂对战争在大兴衰中的必然性和（重新繁荣的）作用，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仍未意识到内在的机制，还试图通过征收资本税来挽救资本主义。 有意思的是，关于战争才能大规模破坏不平等趋势，及战争之后并非都是繁荣的观点，又有了新的证据。年1月，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出版《大调平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历史》（TheGreatLeveler:ViolenceandtheHistoryofInequalityfromtheStoneAgetotheTwenty-FirstCentury），把不平等的研究延伸到了石器时代。他的结论是，纵观人类文明各发展阶段，以和平方式削减贫富差距的例子几乎没有出现过，社会稳定反而使不平等现象加重，只有四种事件或情形能够大范围、大幅度地降低不平等水平：全民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垮台；致命传染病。除了大瘟疫，其他三项都属于战争或改朝换代的范畴。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虽然认为历史上的均贫富多由暴力导致，但他却认为现在不太可能再出现大规模暴力来改变贫富分化趋势了。显然他也是没有深刻理解私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国家机器在国家强盛时固然强大，但在衰落时，国家机器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秩序也就会失控。 当然，关于不平等和战争的关系，或者战争与经济大兴衰的关系，沙伊德尔和皮凯蒂的资料都很有意义，但也有共同的缺陷：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二、似是而非的理论解释和不切实际的政策建议毫无疑问，皮凯蒂收集的经济数据很有意义，是研究大兴衰的重要参考资料，很好地验证了《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中论述的经济大兴衰规律。但皮凯蒂在书中的理论解释则显得似是而非，连自己都没信心。作者的资本定律，不能解释他自己整理的历史资料，也指导不了未来，其政策建议也就难以实施、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似是而非的资本定律。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α=r×β。 α：资本收益/国民收入；r：资本收益/资本；?：资本/国民收入。 “α=r×β是一个纯粹的会计恒等式”（P52），“没有告诉我们这三个变量是如何决定的”（P55-56）。这个公式是皮凯蒂的循环定义，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解释r和β的决定因素和机制，及变化规律。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s/g。 ?：资本/国民收入；s：储蓄率；g：经济增长率。 皮凯蒂的第二定律，“只有在满足若干关键假设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第一，这是一条渐进式定律，也就是说只有在长期才有效，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让第二定律?=s/g生效”，“只有当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大体相同时，第二定律才成立”（P-）。皮凯蒂书中的数据也没按资本定律推导：如“图6.1-图6.4中的资本收入比重和平均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分别是：把国民账户中所有资本收入相加，然后将总额除以国民收入（得出α），或者除以国民资本存量（得出r）”（P-）。 “第二定律并不能解释资本/收入比（?）可能遭受的短期冲击，正如它不能回答两次世界大战和年危机这些极端冲击事件的由来一样；但这条定律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去除冲击和危机的影响之后，资本/收入比将在长期收敛到何种潜在的均衡水平”（P）。 这说明，皮凯蒂对第二定律也是没信心、说不清的。这只是根据某些历史现象总结出的似是而非的规律，就像摸到大象大腿者得出的结论：大象像柱子。既不能完整解释现象，也不能指导未来。 首先，实际的?值不能按定律推导，不管是近期的还是无限远期的。近期的无效皮凯蒂已经说明，而无限远期的资本存量约等于各期储蓄量的累积，经济总量约等于各期经济增量的累积，按这个逻辑推导的资本/收入结果，不是s/g，即纯理论也不成立。 其次，“去除冲击和危机的影响之后”的平滑理论没有推导未来的意义。比如中国，以年的经济总量除以汉朝的经济总量而计算出来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能用来推导中国未来0年的经济发展吗？即使中国这个特例能成立，那么，能用英国1至年的增长，来预测年后年的发展吗？显然不能，因为很多国家衰亡后就不存在了。也许下次衰亡后，人类都不存在了。对未来的预测，不能“去除冲击和危机的影响”，而必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冲击和危机”。 再次，因为大兴衰的存在，实在难以满足数十年稳定的s和g来验证定律的有效性。资本价格也会因大兴衰而大起大落，甚至毁灭。 皮凯蒂根据?=s/g，假设s稳定在10%，21世纪末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5%，那么全球?（资本/收入）将达到%（P-），这就是图1中的预测值。如果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到18世纪前的0.2%，?将会达到20到30（P）。在此，皮凯蒂还引入了另一套理论：资本积累的极限，将在资本收益率（r）下降到经济增长率（g）时达到，等式r=g则为菲尔普斯命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律”。要达到r=g，?也将比历史上观察到的更高，也许10-15，甚至更高（P）。 皮凯蒂如此预测未来的?值，显然是不清楚私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也是皮凯蒂不能理解r（资本收益率）g（经济增长率）的原因。 rg被皮凯蒂称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是“主要的不稳定因素”（P），也是《21世纪资本论》论述财富不平等发展趋势的根本依据，更是皮凯蒂提出征收资本税等政策建议的基础。 但皮凯蒂对rg是这么认识的：“资本收益率系统性地高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声明一下，这里的阐述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而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P）。 其实，rg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有“逻辑上的必然”，这是由私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私有制经济受制于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积累资本，投资者不管经济增长率是多少，都要获得最低期望盈利率（如4%-5%）才愿意投资，否则，将导致投资下降甚至停止，导致经济危机或大萧条。但经济增长受人口、技术、资源等因素的限制，不由投资者的主观愿望决定。 这样，就出现了前面分析贫富分化时的情况：战后初期，经济恢复性高增长，正常利润率处于高位，而政府为了吸取前朝（按中国说法）的教训，往往制定一些均贫富政策，并压制资本收益，从而出现rg的短暂现象。但正常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因其自身的因素下降后，资本的最低期望盈利率却未下降，从而导致矛盾：要继续实现期望的盈利率，就得损害非投资者的利益来弥补，从而形成贫富分化；如果不满足投资者期望的盈利率，就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危机。两者的最终后果，都是社会危机，并导致国家危机。rg（投资收益大于经济增长率）就是这对矛盾妥协的结果：以牺牲非投资者的利益，来暂时满足投资者的期望，以实现投资和经济的稳定。r与g在大兴衰不同时期的相对变化，就是皮凯蒂在P-观察到的情况。 但是，资本积累的极限不会是皮凯蒂所分析的r下降到等于g时达到，因为r低于最低期望率就会导致经济危机了。rg也不会持续稳定的存在，因为非投资者没有那么多利益，来持续满足投资者无止境的期望，当他们再也忍受不了没有希望的生活时，“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就走到头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会出现，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大兴衰，也是近五百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兴衰。 皮凯蒂也认为：“不平等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无底线地容忍它发展下去”（P）。“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21世纪的资本主义会转型成更加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方式，还是说我们正在坐等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的爆发（这次发生的将是真正的全球大战）（P）？
不切实际的政策建议。 皮凯蒂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P）。“资本累进税相比收入累进税是应对21世纪挑战更适当的工具，而后者是为20世纪设计的工具（尽管这两种工具可在未来相互补充）”（P）。 累进制所得税（或资本税）虽是保持合理平等的重要工具，但在私有制下，用此来解决资本集中兼并问题，则不切实际，因为这个政策违背了私有制经济运行机制。 私有制下，积累资本合法合理，不允许积累，特别是不允许富有的人积累，则既不公平，也不可能。越富有，权钱交易越有可能。经济平稳时期，越富有，越有办法逃税或豁免（如皮凯蒂自己所说的法国财富税豁免问题P）；发生危机时，政府资源更有可能注入大集团，或首先挽救的是大公司，年和8年危机后的政策都如此。即越富有，收益率越高（参见资本集中兼并中皮凯蒂自己收集的数据）。 私有制经济需要私人投资，如果不允许投资者获得期望的收益，又存在风险，那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谁愿意投资？没有投资，经济如何稳定？ 因此，真要实行累进制所得税（或资本税），要么把投资和经济整死，要么保证征收所得税后，资本仍能获得4%-5%的最低期望盈利率，而这大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根本解决不了资本集中兼并或贫富分化问题。中国讨论抑制土地兼并已经两千多年了，为此不知发生了多少惨烈的斗争，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在于既承认（土地）私有，又不允许积累，实行私有制下反对私有制，这本身就矛盾。 对于全球资本税，皮凯蒂也没信心，如果只在一国实行，显然又会导致其在第页描述的资本外逃。终归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何况他们本身就是能影响政策制定的“上”），实在不行到国外投资或停止投资。后果都是一样：在私人投资绑架了经济的情况下，征收资本税的结果将是两败俱伤。 这就是年后，西方国家累进所得税最高税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所得税在收入人群中的分布，实际是个钟形，最高收入反而不是最高税率（P-，P图14.1）。法国最富有的群体资本税被豁免（P），这与中国历朝（如唐朝）占有最多土地的贵族官僚，往往却免纳租税和免服徭役类似。 对于公共债务，皮凯蒂提出三种办法解决（P），尤其提倡征收私人资本特别税来解决。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向富人收税是减少其利润，而向富人借钱，是增加其利润。这种利润的影响才是导致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作者只知其然（债务增加），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何增加）。这种财政有困难就向富人征税的办法多少人想过了，但为什么实施不了或坚持不下来（汉武帝有短暂实施，其余多在战乱或战后短暂实施）？而得到实施的往往是向穷人征税，以致官逼民反？这和累进制所得税（或资本税）实施不了的根源一样：需要满足投资者期望的利润率以维持经济的稳定。至于通过财政紧缩（盈余）来解决，更难。因为私人资本还需要政府的赤字来补贴利润的不足呢，所以才形成了皮凯蒂的“奇怪的悖论”——欧洲“既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私人财富，也有最难解决的公共债务危”（P-）。第三个办法，通货膨胀，作者自己也说明了其副作用更大（P）。除非特殊时期（战争或战后初期）加上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否则，通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混乱（特别是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破坏要远大于公共债务占比下降的好处。
题外话。 似是而非的理论和不切实际的政策建议，是《21世纪资本论》不足的部分，也是成功的原因：销量如畅销书，热评如潮。如果只有单纯的史料，象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马伯煌《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等等， 更何况，类似“劫富济贫”这种口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数不胜数。即使是由统治者发动的“劫富济贫”也数不胜数：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如汉武帝的重本抑末政策，更悲壮的如王安石变法、打倒当权派的浩劫。在没找到真正原因之前，即使再美好的愿望或出发点，也难以得到理想的结果。如按30年来一回的设想，欧美对应年，中国对应8年，财富不平等刚刚开始扩大。如果都回到30年前的财富分布状态（注意是财富分布，而不是财富存量或总量回到30年前），则欧美现在的不平等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又可以不断的重现“黄金时代”或“辉煌30年”。 但政策由既得利益体制定，由他们制定瓜分自己利益的政策，再英明的统治者也难以持续。唐朝的均田制从年开始颁布（唐之前的数朝也有短暂实施），到年就无法实施了。日本学去后叫班田制，每6年执行一次，12次后也坚持不了了。中国唐之后的宋、元、明、清都没再实施，直到解放前后在全国实行，80年代第二次实行（此时农业比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欧美在社会动荡之后也多次有类似的实施（参见《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评论这些政策好与不好，但结果我们都知道：没有延续下来（只在新朝建立时短暂实行）。如果皮凯蒂先生能深入地了解中国土地变迁及土地思想史（土地分散与集中的轮回，抑兼并思想），面对他自己收集的当今欧美财富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应该会有深深的无助或无奈感，而不会再自信满满的说：“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P）。才过两年，年英国公投选择退殴，美国大选选择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当总统，英美公众用实际行动反驳了皮凯蒂。年10月，皮凯蒂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取消富人的奢侈税，以挽留企业家和富豪。同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公布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将美国的公司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废除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下调和最低税率上提，减免国外利润税收，预计产生2.2万亿美元赤字。这说明，施政者还是要想办法满足投资者对利润的期望。
还有其他选择。 “21世纪的资本主义会转型成更加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方式，还是说我们正在坐等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的爆发（这次发生的将是真正的全球大战）”（P）？按现有的趋势发展，动乱和战争是必然的，这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引用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也是《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结束语（P）：“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要解救自己，就得放弃追求利润积累资本的生产目的了，因为这个生产目的无法持续实现，过去带来过无数灾难，将来还会带来最终消灭人类自己的灾难。 申明：本文虽对书中的一些观点不认同，但对皮凯蒂先生的治学态度、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勇气和试图解决问题的尝试都深表敬佩。也感谢皮凯蒂提供了一个大兴衰周期的完整资料。 参考： 1.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唐有东，：《利润的来源与经济大兴衰，及世界经济形势》； 3.唐有东，4：《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经济和五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兴衰的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eudeguo.com/jyxl/8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