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令国人折寿三年半如何应对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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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如果中国空气质量能达到WHO推荐的标准，平均每位居民的寿命能增加3.5年。空气污染可以看作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之一。“外部性”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庇古发扬光大，它试图探讨社会生活中这类常见问题：市场经济活动中行动者的利益与普罗大众利益不一致时，该如何调控？他认为“奖金与征税”是对这种“负外部性”最有效的干预方式。“庇古税”曾经被用来应对伦敦的雾霾，它能为当今政策设计者提供怎样的启示？

《经济学人·商论》九月刊推出“重大经济思想”系列，解读一些常见市场现象背后的理论与思辨。今天带来第三篇《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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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火车车厢内大声交谈会令其他乘客无法专注，农民喷洒除草剂会殃及邻家的作物，司机停车不熄火排放的废气会污染环境——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是行为者受益、但旁人遭殃，而火车票、除草剂或汽油的市场价格并未计入更广泛的成本，即所谓负面的“外部性”。此外，还有带来积极效益的“正外部性”以及影响个人健康的“内部性”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溢出效应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理应惠及社会众人，但直接参与者的利益与普罗大众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该怎么办？率先提出“外部性”这一理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把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则是他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亚瑟·庇古（ArthurPigou）。庇古年仅30岁时便继承马歇尔衣钵成为剑桥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在年出版了《福利经济学》（TheEconomicsofWelfare），概述了以经济学为工具改善穷人生活的构想。论题的核心正是“外部性”。庇古认为可采取不同方式应对外部性。有些方面需要立法监管。对于无形的手能引导房地产投机者创造出规划合理的城镇的观点，庇古嗤之以鼻。其他一些行为干脆就该禁止。但在他看来，最显而易见的干预方式是“奖金与征税”。这些措施能利用价格让市场恢复完美运转，也能让人们免受繁琐规程之累。这类干预如今被称为“庇古税”，全世界随处可见为抵消外部性而设的税收。在西方国家，向驾驶者征税来抵消拥堵和污染的外部性是常见做法。烟草税等旨在解决“内部性”的征税也很普遍。这些措施的确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伦敦对驶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拥堵费”三年后，该区域交通堵塞程度已减轻四分之一。经验同样显示，烟草税确实能劝阻吸烟。庇古税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些税项能产生“双重红利”——除了创造社会效益外，它们还提高了国家收入，可用于在其他方面推行减税优惠。不过，现实的复杂性意味着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庇古税”在理论及实践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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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商论》九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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