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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在《管理世界》杂志年第11期上。
作者：王东京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对如何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作者提出要以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主线；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理论框架。同时作者认为，习近平关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提供了基本范式；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为研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习近平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全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本文结合自己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重点就如何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谈几点认识。
一、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主线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期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确定这门学科的主线。主线不明确，学科的框架体系也就无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什么呢？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对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最早是从苏联开始的。年，苏联召开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讨论会，作为这次讨论的总结，斯大林于年撰写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应该说，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最初就是来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斯大林的这本小册子。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学界也编写过不同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总体上来说，无论是苏联的教科书还是国内编写的教科书，对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什么并未形成一致的认识。
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要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入手。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列宁也说：“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要有阶级性或政治立场。18世纪末，一批西方学者抽象掉阶级性而研究纯经济现象，如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在名称上就试图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学可以没有阶级性或政治立场，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纯科学。当然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西方经济学其实也是有自己的阶级立场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且也有阶级立场。17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明显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况，研究的是物掩盖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揭示“两个必然”，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前面说，苏联较早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也强调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斯大林也批评了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但未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该教科书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范式，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虽然也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仍有必要保留商品生产；但他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只承认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对商品流通有“调节”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都是无政府状态，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年毛泽东同志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批评该书脱离实际，有严重错误，有的观点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复制苏联的教科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他又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习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提供了指引，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体现中国特色。概括起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如此，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当然是人民立场。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从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出发，运用劳动价值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过程，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习总书记曾明确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立场决定主线，这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理所当然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两个阶级已不存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天中国共产党所要代表的是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寻求的是全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对此马克思曾有明确论述。马克思说，未来理想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里有个问题要澄清，有人说西方福利经济学也主张照顾穷人，并提出过“收入均等化”原理，福利经济学是否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才创立了福利经济学，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人民争取利益，而是为了缓解阶级对立，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习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年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并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习总书记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他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一科学论述延续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政治主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主线。
二、习近平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体现就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体会，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引领，同时也可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迄今为止，国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大多是按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提出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4个环节为框架展开，而有的则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难免生搬硬套。如《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资本”、“剩余价值”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变成了“资金”与“剩余劳动”，这样处理在理论界曾引起不少争议。有学者质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不存在资本？剩余劳动的价值形态不就是剩余价值么？当然，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更是牵强附会、牛头不对马嘴。
我主张用新发展理念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理由是：第一，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总结提炼出的规律性成果，是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第二，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其中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是原则；绿色发展是方式；开放发展是路径；共享发展是目的。我们如果把发展经济比作做蛋糕，也可以这样理解：创新发展是解决怎样将蛋糕做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怎样不断提升蛋糕的质量，把蛋糕做好；而共享发展则是解决怎样分配蛋糕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新发展理念，我认为应紧紧扣住以下重点。
第一，关于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速快而不优，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这种传统的驱动方式已不可持续，必须转向创新发展。如何实施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两个轮子共同转动”的思想，即既要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又要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体制创新。为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体制背后的生产关系，为体制创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比如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科技投入体制与科技成果转化体制，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第二，关于协调发展。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后，经济就能克服生产的盲目状态，可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既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也不会出现供给短缺。可是实践证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仍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经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就曾用“短缺经济”概括计划经济的特征。同时我们也存在结构性问题，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处理好农轻重、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说明那时候结构问题已经显现，而所谓“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就是当时结构不协调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又出现新的不协调，主要表现是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而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年底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是要解决当前存在的结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经济不协调，那么研究协调发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习总书记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实现工业化和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
怎样研究协调发展？关于经济均衡，凯恩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等式：“储蓄等于投资”。此等式今天已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基石。然而深入分析，此等式其实有诸多疑点。限于篇幅我仅指出一点，储蓄等于投资虽可实现总量平衡，但却不能保证结构平衡。结构不平衡，仅总量平衡有何意义？由此看，我们研究协调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协调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资本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两个补偿”，是要求将总量与结构统筹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调发展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协调原理一脉相承。他不仅提出要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而且提出要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第三，关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也涉及到生产关系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欧美国家曾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走欧美国家的老路肯定行不通。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早在多年前马克思就曾发出警告，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要“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做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后来他又多次讲：“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生产方式需要怎样调整才能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第四，关于开放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输出资本与商品，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过剩；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实质是受发达国家的剥削。此看法曾一度成为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导观点。习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一论断，是基于对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汉朝的“丝绸之路”、唐朝的“开元盛世”、宋朝的“海上神舟”，显示了当时对外贸易的繁荣。而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经济也就渐渐落后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年开始改革开放，到年我国就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践证明，以开放促发展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开放发展，既要揭示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又要重点回答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参与经济全球化？怎样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开展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要在理论上作出阐释与论证。
第五，关于共享发展。亚当·斯密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享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终体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政府要履行好“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要在这些成功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创造出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三、习近平关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确定了基本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资源配置，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却与西方经济学明显不同。西方经济学中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原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原理、帕累托最优状态等皆侧重于技术层面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角度研究。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讲就是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总书记曾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他指出：“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要特别提点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在阐述“坚持新发展理念”时讲的。习近平总书记为何要在这部分讲？根据我的理解，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涉及到资源配置的方式改革与调整，而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说，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能否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其实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确定了基本范式。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两只手”。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能履行“守夜人”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马歇尔在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虽然指出市场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偏离均衡状态，但同时又说价格机制会让经济恢复均衡，无需政府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论证了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俄国“十月革命”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于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合乎经济原则。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年前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连续撰文，论证说通过“模拟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时期，凯恩斯针对~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年，萨缪尔森对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经济未实现充分就业，就适用凯恩斯理论；若已实现充分就业，国家不应对经济进行干预。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后，又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靠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政府应通过经济政策修复市场机制。
从中国的实践看。建国之初我们学习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开始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随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关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这一改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思想，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3点重要启示。
第一，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与社会制度无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加强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一方面要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规律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要有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研究市场规律的有用成果。
第二，市场并非万能，在有些领域市场可能失灵。正由于市场会失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市场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市场失灵，特别是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市场失灵。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但他们认为只在3种情况下才会失灵：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是从经济运行层面研究市场失灵。事实上，信息不充分并不单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也是政府失灵的原因，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决策失误，大多就是信息不充分所致；而且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只要产权明晰，经济有外部性，市场也不会失灵。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市场失灵，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比如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一旦出现了两极分化则是严重的市场失灵，诸如此类的市场失灵我们就应重点研究。
第三，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管理经济也可能失误。习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如何准确定位；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如何确定；政府应重点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既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总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最终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还强调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四、习近平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也同时进入发展新常态。在经过30多年经济高增长之后，我们要将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为中高端；动力要从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怎样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此方案的要义是，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应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要通过改革推动结构调整。近期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而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供给结构不断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机制。”
毋庸讳言，过去30年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主要在需求侧。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内需。可是今天情况变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产体系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较为严重，企业效益下降。面对这些问题，仅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但却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要变。
从经济学说史追溯，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重视供给管理的。萨伊在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可是~年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后，“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年，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他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就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客观地讲，站在凯恩斯写作《通论》的那个时代看，凯恩斯的分析并无大错，可是当时没有错并不等于现在没有错。从今天的现实情况看，凯恩斯的立论基础大多都不存在了。比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说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就使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若果真如此，消费需求当然会不足。这里的关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到底是不是规律？我的看法，在凯恩斯时代也许是，但今天却不是。战后随着消费信贷的兴起，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急剧下降。有数据说，20世纪40~80年代美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7%~11%之间；到~年则降至5.12%；年首次出现-0.2%；年再次降至-2.7%。储蓄负增长说明了什么？说明消费增长已快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已不成立。
由此再想多一层，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其实也不成立。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理由是投资有乘数效应。凯恩斯将投资乘数定义为（1-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举个例子，若边际消费倾向为80%，则投资乘数（1-80%）的倒数为5，意思是投资1元钱可带动5元钱需求。可要指出的是，凯恩斯对投资乘数有个约定，即边际消费倾向不能等于1，否则投资乘数会无穷大。而我前面已用事实举证，今天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有可能等于1、甚至会大于1（即储蓄率为负），这说明“投资乘数原理”也已过时。
关于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二是流动偏好（保持现金的偏好）。若其它要素投入不变，增加投资，其边际收益无疑会递减。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企业家自然会减少投资而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可流动偏好与投资需求是何关系呢？凯恩斯说，由于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要刺激投资就得降低利率，可由于人们有保持现金的偏好，利率又不能过低，不然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如果人们真有流动偏好，凯恩斯的分析是对的。可凯恩斯绝对想不到战后信用卡消费会悄然兴起，而且很快风靡全球。不要说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就连我们国内的年轻人也很少用现金，购物、打车一律刷卡或刷手机。可见流动偏好在今天也已不是规律。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与流动偏好如果都不是规律，凯恩斯理论当然也就不再成立了。事实上，20世纪70年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后，凯恩斯理论就遭到了质疑。为摆脱“滞胀”，美国曾一度采用过供给学派的理论，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又从需求侧回到了供给侧。其实，供给学派与凯恩斯的理论并无大异，他们都主张刺激投资，供给学派不过是主张通过减税去刺激投资。里根主政时期曾按照供给学派的主张大量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可是从实际效果看，减税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在短期内也确实拉动了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相反却加剧了生产过剩和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显然不同于凯恩斯理论，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也具有借鉴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不少人存在误解，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过去的“政府调结构”，是指政府用行政手段对产能过剩企业予以关停并转。这种理解在理论上肯定是错的。近年来有些地方按过去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调结构，结果弄巧成拙，却反过来将失误归结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更是错上加错。看来，全面准确地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紧迫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体会有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改革”。结构失衡是我们长期存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就一直在调结构，可由于主要是用行政手段调结构，效果并不理想。基于此，党的十八大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讲的改革，强调的是改革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具体讲：就是要通过改革要素市场体制化解产能过剩；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改革行政审批体制与财税体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改革投融资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二个关键词，是“供给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很显然，我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所以我们的改革必须坚持从供给侧发力。首先一点，要从生产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供需错位问题。同时，还要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提升供给质量，并通过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结构性”。解决结构失衡既是供给侧改革的指向，也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第一，结构调整要系统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而降成本、补短板，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增强经济增长能力。这五大任务相互关联，应注意统筹协调，不可顾此失彼；第二，要保持近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衔接。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因此“现阶段推出的短期调控手段，要注意同改革目标一致起来，推动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如何推动这种体制机制的形成，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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