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内容 > 新书从传统经济学到复杂经济学,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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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巨大财富文明的创造过程一直闪耀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智慧之光。万物互联时代，传统经济理论到了需要改写的关头。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著作恰逢其时，堪称物联网时代的《国富论》。——张瑞敏，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内容简介《财富的起源》回溯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用动态、主体、互动、涌现和进化5大视角审视当下经济，阐释商业设计、物理技术、社会技术促进财富增长的进化力量，提出应用复杂经济学的4大应用领域：战略、组织、金融与公共政策。本书将为你提供一个视角，帮助你了解关于财富的创造、财富的本质等议题。作者简介埃里克·拜因霍克，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掌门人，致力于将前沿的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解决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创新和增长、经济不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与复杂经济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等合作开展研究；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了18年，担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合伙人。书籍摘录18公共政策：左右派争论的终结（节选）罗尔斯的逻辑与政策面对左、右派这样的分歧，我们该何去何从？右派认为个人责任仍然很重要，而且积极行为通常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规范也许可以解释某些行为的遗传性和持久性，但它们在道德层面无法为反社会活动找借口。同样，尽管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可能低于一般水平，但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而言。左派也有一些正确的观点。与生俱来的财富、智慧加上种族确实在解释经济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每一个单项的贡献都非常微小）。如果加入文化因素，出身好坏这一论点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从政策角度看，左派和右派常用的解决方案都不理想。收入再分配并不能解决任何行为问题，不管这些行为源于基因还是文化，而且如果对市场采取完全放任自由的管理方式注定会让许多人一辈子贫穷，所以这种方式似乎并不合适。米勒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左、右派看待这一问题的思想框架，转而采取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立场。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随机抽签决定的，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将出生在上东区一个富有的投资银行世家，还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有毒瘾的单身母亲的家庭，我们都会在知道出生地之前就设计好这个制度。米勒认为，这个思想实验的答案是，我们会设计一个系统，将顶层的机会均等与底层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在一起。首先，我们希望人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走出布朗克斯区，但同时，如果我们运气好，出生在银行世家，也不希望因此受到惩罚。重点在于帮助穷人致富，而不是从经济上惩罚富人。特别是，我们要确保布朗克斯区的学校和银行家的孩子就读的学校一样好。我们还希望确保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不存在不公平的障碍，比如种族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有对底层人的保护。尽管穷人的孩子已经在学校努力上学，但他或她还需要一些给妈妈做治疗用的康复药物，需要有人帮忙做饭、解决住房及医疗问题，以避免陷入绝境。同样，如果出生在银行世家的孩子知道即便家人运气不好导致倾家荡产，他们的生活也能有基本保障，那么他或她也许可以睡得更安稳些。米勒把他的罗尔斯逻辑转换成了四点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一是提供税收补贴，创建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大家能够从提供私人健康计划的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第二是大幅度提升教师薪资，实现公共教育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提升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质量，以换取工会同意实行绩效工资的措施。第三是通过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大交易”来推进教育改革，允许实行教育凭证制度式的竞争使教育支出与财产税脱钩，这就确保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并且提高对教育的总体投资。第四是联邦要确保大家的最低生活工资，设置最低收入标准。米勒建议可以挪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推进这些新举措。米勒的建议也有利于唤起我们的强互惠公平意识。这些举措的实施定会给品行端正、努力工作的人带来回报，懒惰的人除外。那些运气差的人也能因这些建议举措被慷慨相待。政治家们注意到，这种强互惠的呼声使得米勒的建议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改变文化，创造一个“共同层”尽管米勒的建议有助于排除前进的障碍，保护社会中某些最脆弱的群体，却无法解决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出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文化与贫困的问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尤其是当它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时。20世纪60年代，被多数人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由于讨论贫困文化被左派看成是种族主义者，遭到了猛烈抨击。事实上，讨论贫困文化并不意味着对特定的少数群体的文化进行批判，也并不意味着要让这些少数群体“像白人一样做事”。就像日本人和挪威人所遵从的勤奋工作、合作和创新的准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一样，这些文化属性本质上也没有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之分。非洲裔美国籍的总裁、高级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及专业人士队伍的不断壮大恰恰证明了这些准则和行为的效力。这些人的子女往往也非常成功，这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种族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变动，而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我们在帕特南对意大利北部与南部所做的对比研究中看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只有合作主体与非合作主体组成的简化世界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这么说，尽管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流动性的阻碍已经减少，但长达年的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再加上随后年的种族孤立，还是给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文化留下了烙印。现实问题是，那段历史在文化中创造了怎样的反社会和反经济准则，我们又该如何改变这种准则？这种观点调和了非洲裔美国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中两大对立阵营的关系，即“指责社会”的左派人士和主张“个人责任”的右派人士。大家可以在承认过去犯过错误的同时，期待准则和个人行为所发生的变化能够成为摆脱贫困文化的关键。这种观点所传递的积极信息是，文化能够而且确实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几代人身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文化可以以鼓励经济发展又不牺牲其他积极准则的方式进行变革，使其具有独特性。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班牙和爱尔兰都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革，经济增长更是破了纪录。但这两个国家都保持了原有的西班牙传统和爱尔兰传统。消除贫困文化需要变革文化准则，但并不要求美国多样的文化实现完全统一。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有广泛的共同准则，所有社会都会运作得更好。在文化统一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往往更高，也更容易建立合作。美国和拥有庞大移民社区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在多种族、多元化的文化社会中建立信任和合作。在理想世界中，大家会对成为美国人、英国人、巴西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并被社会广泛接受。这种共识包括支持民主（例如言论自由权、参与政治进程的重要性）和经济成就（努力工作和创新的回报，受教育和自我提高的重要性）的准则。正是同一文化中所达成的共识，让整个民主国家紧密团结，与贫困文化背道而驰。而共识背后是让多元文化社会展现活力的各种准则、传统和信仰。创建共识是一项跨越政治体系、教育体系和媒体的挑战。但随着太多公民赶不上经济增长、移民人数增加和全球气温上升导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挑战变得越发重要。在许多方面，美国都是在创造这种共识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除了历史上美国对美洲土著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排斥之外，它在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并带来经济增长和机会方面无可匹敌。美国的开国元老们所创建的不仅仅是法律文件，更是体现价值观的文件。这些价值观为美国服务了两个世纪，但在面临社会剧变的某一时期，在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宗教场所、媒体和政治机构中传播、更新和强化这些价值观的机制却败落了。当今世界，振兴和更新文化可能是美国在新的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这又不仅仅是美国面临的挑战，随着23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的融入，随着欧盟到底是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一答案的确定，欧洲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无疑会带来一场痛苦的文化变革。正如前面所说，倘若没有文化变革，即便得到了援助、有了投资、进行了结构改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还是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同样，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刚好就是左、右派之间存在的分歧。正如莫伊尼汉参议员总结的那样：“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是文化，而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埃里克·拜因霍克，来自：ineteconomics未来方向本章中，我对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等重要问题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抽样研究。不管怎样，复杂经济学都可能会帮助我们加深对其他几个领域的理解。复杂经济学也许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通货膨胀，但正如前面所说，它会让我们对商业周期的动态性有新的认识，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一个长期存在的谜题是，为什么工资水平具有黏性，为什么我们无法通过降低工资来阻止经济衰退？在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小幅削减员工工资，而不是大规模的裁员来消化经济的衰退。强互惠行为也许可以解释这一难题，因为员工认为降薪是不公平的，而仅凭员工那点可怜的动态直觉也无法意识到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环境问题是另一个相关的例子。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大约开始于年的全球财富激增导致大气中的碳排放量达到了高峰。从长期来看，全球财富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让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戏剧性的、脉冲式的改变，而这些都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我们正在盲目地对环境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目前还无法得知。由于复杂系统往往具有临界点，而且会经历突然的变化或者崩溃，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试验。据某次大规模调查发现，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已经超出了它的再生能力，人类所消耗的资源已经是地球承载能力的1.2倍。复杂经济学以自己的方式为此贡献了一分力量，它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经济和环境的共同进化，重新建立了经济学和热力学的联系，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为什么人类对这一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反馈会如此之慢。各领域对复杂经济学的研究仍在进行，包括医疗体系改革、竞选筹款改革、国际贸易、取消工业管制等领域的研究。这些领域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需要理解复杂适应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参与者，我在本章中讨论的许多想法也仍处于推测阶段，但新的研究每天都在进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以及大家对它的理解也都在加速当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她完全错了。数百万人进行的互动，包括做决定、参与强互惠行为、执行文化准则、合作、竞争、过日常生活，创造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新现象，这个现象就像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真实。社会内部有国家、市场和社区三个概念，这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了人类生活的经济世界。也许我们无法控制或预测社会的未来走向，但可以努力确保这三者共同发挥作用来创造财富、社会资本和机会。我认为，复杂经济学超越甚至摒弃了传统的左、右派分类。它不是两极之间模糊的中间地带，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看问题的新维度。我个人的希望是，将经济学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让复杂经济学帮助减少美国政治辩论中某些激烈的党派之争，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党派之争。毕竟，公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为其服务的政策制定者中谁的得分更高或者左、右派之间谁胜出，他们只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有两种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市场和科学。在此，我们还应该增加第三种：民主。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思想的进化体系。正如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所呼吁的，“请为民主喝彩，这不是因为它承认多样性，而是因为它认可批判主义”。未来几年，复杂经济学将使政治和政策相关的辩论变得更加多元化，最终将由发展而来的进化机制来选择和传播那些最能服务社会的思想第二本：《魔鬼作坊》一部怪诞、扭曲的小说。它见证了一座曾经被用作集中营的城镇如何被当地居民改造成旅游热点的过程……让人仿佛看到同样扭曲的现实变成了一则寓言……逐渐变得粘稠黑暗的幽默感，几乎能让你瞬间窒息。——《卫报》
内容简介本书是蓝色东欧第五辑作品，故事发生在泰雷津。这座城镇是著名的城堡旧址，也是昔日的纳粹监狱。一位年轻小伙儿自幼在这里幸福成长，直到某天出现的一场变故导致他被迫离开。多年以后他重返泰雷津，并且参加了当地保护旧城的运动。然而没过多久，当权者开始进行残酷镇压，混乱也接踵而来。叙述者在不知不觉中只身逃往他国,但那里新近发生的系列可怖事件，又把他进一步推向他希望逃离的诸种罪恶。《魔鬼作坊》绘制出一幅让人深感困扰的画像。它描摹了两个东欧国家在如何面对旧日魂灵时的困惑，并且发出疑问：我们应当在哪一时刻将往事彻底交还给历史？作者简介雅辛·托波尔，捷克著名作家，一九六二年出生于布拉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姐妹》引起巨大反响，从此被视为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小说代表作包括《姐妹》《用沥青漱口》和《魔鬼作坊》等，均已被翻译成英文。《魔鬼作坊》于二〇〇九年出版，次年便获得捷克共和国最高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并进入荷兰的“欧洲文学奖”短名单。译者简介李晖，安徽宣城人。北京大学英语系翻译研究博士，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高级翻译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小说理论与翻译研究、现代主义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传播、中西寓意叙事比较。译作有《美学·图画通识丛书》《卢浮宫藏品精选》《绝对恐惧：致杜卞卡》和《最佳欧洲小说II》（参译两篇）等。书籍摘录第一章（节选）我奔向布拉格机场。奔跑着，嗯，或不如说是沿着路边水沟往前走，整个人都像在云里雾里，因为我喝了酒。我最近喝酒喝得很厉害。我正沿着公路往前走，时不时要伏身藏进路边的水沟向前爬行，这样巡逻车里的警察就不会看到我。这样他们就不会抓住我，问我泰雷津失火的情况。我有时会一头扎进水沟，整个身体挤在沟里，后背紧贴着土地，就这样子待着。走走又停停，我一路奔向布拉格机场。瓶子里还剩下一点撒拉送我的酒。我吃掉了他们让我捎上的全部肉食。刚开始我并不想吃，但最终还是强咽了下去。我需要能量。月亮快要圆了。泰雷津的红砖城墙远远地被我抛在身后，我故乡的城墙。这座城镇，就像我爹所说，是由玛丽亚·泰蕾莎女皇一手建造。自从她的统治时期以来，数十万来自不同军队的士兵曾经从它城门下经过。玛丽亚·泰蕾莎女皇爱看阅兵仪式，我爹说过。他是军乐队少校，也喜爱泰雷津的阅兵式，还有他们行进的军乐队。我在往前走，背后是那所城镇。那些巨大高耸的十八世纪建筑全都远远地留在我身后——足以堆满数百万颗子弹的库房、可以喂养数百万战马的马厩、可以藏纳数万人的兵营。我已离开，就像所有那些在我之前离开的小镇捍卫者一样。拥入这座城镇的士兵，为先期到来的士兵们创造了暂时歇息的机会。如今，这城镇没有任何一支留守的军队，它正在四分五裂。他们卖掉了我的山羊。这些山羊原本在要塞城墙边闲游地吃草。大多数的羊。我爹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只有少数人想要拯救泰雷津，我是其中一员。我妈说她和我爹没想到我会来到这个世界。她以前还常说，如果我始终就那么一丁点儿大，小到能够藏进一只顶针里，那真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了。我可以吃豌豆为生，可以跟猫咪抢几小滴牛奶喝，还可以裹着一小块布片四处行走，做她真正的“大拇指汤姆”。这说法起初让我感到很开心，怎么可能不开心呢？但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长大了。我不再感到开心。当我爹拎着那件绘有黄色锤头镰刀、里面放着他那根指挥棒的红色手提箱去上班，而我妈用枕头和毯子把所有门窗都封堵住的时候。我听人说，当我很小的时候，经常会在旁边使劲拍着小手，眼瞅着我妈把家具一件件从墙边挪开。她在所有衣橱、木箱、碗柜，还有翻倒的凳子、扶手椅和精美的沙发椅中间，创造出了一小块安全的藏身之处，一个仅能容纳我们两人的窝巢。我妈和我在这温暖小巢里紧紧依偎拥抱在一起，我感到欣喜万分，直到我爹下班回家，把我俩从这个安全的地方拖拽出来。外面的世界如此辽阔，可是我妈不肯抬脚迈进一步。等我刚刚能够跑开的时候，我开始一次次地逃离她。我不大清楚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然而有一天我终于挣开她紧扣不放的双臂，推开她的温柔怀抱，把她伸出的双臂拨拉到一边，从长沙发底下爬过去，翻过扶手椅，捞住门把手，打开门，然后迅速地蹿出外面。我跟随其他孩子，沿着城墙堡垒来回奔跑，假装突然失去知觉跌倒在草丛里，然后再蹦起来，继续玩上一遍。还有雷波！所有人都认识他，在泰雷津的人没法儿不认识他。还有跟我妈有关的那件事情。雷波是她唯一的朋友。噢，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不过他确实给她送花来着。婶婶们也都关心照顾着我妈。她寸步不愿离开我家门口。可是等到每年一度的妇女节临近，或者到了苏联军队解放本镇的纪念日那天，雷波肯定会给她送来一大捧鲜花。那是他从城墙脚下摘来的，我那些贪嘴的山羊够不着的地方。甚至在捷共时期的非节假日，比如母亲节那天，他也会悄悄地给她递上一束花朵。花束上还沾着城墙红砖掉落的细碎粉末。雷波叔叔总是如期给我妈送上一束鲜花。现在想来，应该有那么一次，他和我妈确实说过话，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她到后来几乎从不开口。她唯一还想做的事，就是蜷成一团，尽可能只占据屋子里最小的一块空间，寻找到一处仅能容纳她呼吸的方寸之地，那是她的全部需求。泰雷津所有的孩子都认识雷波叔叔。以前我们经常想，他的名字叫雷波，是因为脑壳形状很长，头顶上又不剩一根头发的缘故吧。我们推测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雷布卡，捷克语里“脑壳”的意思。但弗里德里希婶婶跟我解释过：战争时期，她还是个小姑娘，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曾经把刚生下来的小雷波藏在她囚铺底下的鞋盒里。被判刑的妇女和小姑娘们都关押在这间屋里，而雷波则安全隐藏在屋子角落。她说，雷波这个名字的说法，是因为囚铺房间里那位年长者是斯洛伐克人，还做过助产士，这算是很幸运了。她把小婴儿接生下来的时候，虽然压低嗓音却清清楚楚地嘟哝出一句话，那句当时屋里每个人已经在心里念叨的话：Budepotichu,alebohoudusíme,意思是，他要敢嚷嚷，我们就闷死他——斯洛伐克语里的那个词lebo就成了他的名字。在囚铺房间里生育和私藏小婴儿属于违禁行为，但这些女人们指望着红军部队正在向泰雷津进军。事实证明她们猜对了。我那些婶婶们，包括弗里德里希婶婶在内，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接生场面。当时照看帮忙的都是年纪较大、有经验的妇女。她们现在全都已经死了。如果我那些婶婶不是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她们可能早就告诉我，雷波的妈妈是谁了。可谁又在乎呢！生雷波的那个姑娘很可能在战争中就已经丧命。可能她离开了最后一个中转站，去了东部。或者可能就像婶婶们所说的，最终葬在某一处堆积如山的伤寒症病死者坟场。如果她在非法生育后被人发现，就意味着她免不了要挨枪子儿，弗里德里希婶婶这样向我解释道。以前我们可是压根儿不知道避孕的呢！她这样说着，坐在那里回忆起泰雷津的旧日时光，她的目光游移在自家狭小房间的墙面。随后就有一阵勉强抑制住的笑声在她喉咙里像泉流般汩汩涌动，直到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坐在旁边的霍洛庇列克婶婶和多纳尔婶婶，她们俩都在泰雷津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也跟着大笑起来。雷波是我们的叔叔，他是泰雷津所有小屁孩儿的叔叔。我们像梳篦子一样搜索那些地道，就是替他做的。因为个头小，我们能钻进所有阴沟水道，它们的遮盖挡板被洪水冲开过后，会显露在草地间，有时会形成怪异的涌流。地下的一切都未曾腐坏。文化遗产纪念馆管委会那些人树立的警示牌就是个笑话。小孩子伸伸手都能把它们拨拉到一边。而防御工事最深处的那些地堡掩体，则显示出无法抗拒的魅力。那种感觉真棒：偶尔发现一只空烟斗；或是独自寻找到一处旧牛栏；在人迹罕至的城墙护垛边，空瓶子和避孕套四处散落的地方，紧紧挤在角落里，感觉着城墙的棱角和弧度。我妈甚至希望我压根儿就没从她肚子里出来。你应该待在我里面，她总是这样说。外面有什么好惦记的？她自己从来都不出门。疯太太。这话是我婶婶们说的，还有那些周围邻居的老太太，经常就爱这么说——弗里德里希婶婶、多纳尔婶婶、霍洛庇列克婶婶，还有其他人——当她们凑到一起，就会唠叨我妈的事情：就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不是她的错！她就像个牲口一样遭罪呢！我妈从不出门。她需要背靠房间的边沿棱角，只需要一小块足够喘气的空隙就够了。但她并没有死在疯人院，从来没人来把她带走。她有一次把我绑在食品储藏室里，不让我去上学。即使是这件事过后，即使后来她又有好几次不想让我出门见人，他们也没有把她关起来。我妈妈是一位烈士。换句话说，她是战争英雄，所以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她在我上学后试图自杀，也从没有人揪住这件事不放，或者抹黑她的过往经历。没有任何人对我爹说过一句不中听的话，因为他也是战争英雄。在泰雷津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甚至就连雷波叔叔，他给我妈送过一大捧又一大捧的花儿，他也被认为是英雄。包括那些秃顶的家伙们，还有纪念馆管委会的那些人，都这样认为。尽管他只不过在战争期间出生在泰雷津，小小年纪根本记不住任何事情。我们是最后一小撮顽强捍卫泰雷津的人。雷波叔叔是我们的领袖。他出生在小镇，在小镇上学，到小镇的纪念馆管委会工作过，后来又辞职不干。但最重要的是，他收集了各类物件。我和雷波叔叔，还有第一位从外部世界赶来加入我们的撒拉，共同成立了柯米尼亚斯公社。这是我们的国际学校，旨在治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想起采用柯米尼亚斯这个名字的人是“莉娅大帝”，她在撒拉之后来到了泰雷津。这是为了纪念约翰·阿莫斯·柯米尼亚斯，被誉为“万国教师”的捷克教育家。他说上学就应该玩耍。但整个学校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不仅如此，还燃起了熊熊大火，而我现在正逃往布拉格。阿历克斯，从某国来的人，为我安排了这次行程。他这样安排，是因为只有我满脑子都是雷波，雷波和他的计划，尤其是我们求助募款的那些人的住址和人脉。我把所有东西都悄悄储存在一只闪盘里，一种小而又小的科技玩意儿，我称它为“蜘蛛”。雷波确实不同凡响，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泰雷津人。雷波对于任何有关泰雷津的事情都满怀激情——不仅是它光辉的军事历史，更有它可怖的战争回忆。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积攒物件，发展人脉，用来拯救这个城镇。他把这些人脉转交给了我，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人来募钱资助柯米尼亚斯学校了。跟你说吧，雷波曾经坚持要让泰雷津完整保留下来。不仅是它的地道、兵营囚铺、地下室、墙上剜出的那些字，还有这里的生活，以及所有居民：蔬果店、洗衣店、饭馆，以及所有在这些店铺里工作的人们。我认识所有的人。雷波不想看见泰雷津最后只剩下一座纪念馆，以及教育后代的几条旅游路线。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所以我现在拿到了“蜘蛛”，里面有雷波的全部人脉。我把它塞进衣服口袋，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它。因为我已经拿到“蜘蛛”，我得去某个地方。阿历克斯已经安排好了。他想让我去他的国家帮助他。他想在某国实施雷波的计划。此时我行走在充斥着各种声音的黑夜里。沿着通往布拉格的公路，过往汽车的轰响不绝于耳。我顺着路边低处的水沟往前走，又坐下来歇一歇，好让自己舒服一会儿。我的后背抵靠着土地，进入了梦乡。转载请注明：http://www.deudeguo.com/jynr/182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