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林波走出去的中国经济学家

“走出去”的中国经济学家

荆林波

编者按“走出去”，是我国的一种战略模式。在各种对“走出去”的释义中，单从主体来看，缺少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个群体。那么，中国经济学家“走出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何呢？作者试图按照时间序列来探究一番。“走出去”按照百度的解释是：“走出去”是以中国的公司为主导，服务于中国公司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很显然，过去我们一谈到“走出去”，就是中国企业为主体，着力于开拓海外市场空间，获取经济资源，乃至争取技术来源。当然，最初“走出去”还有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意图。如今，重新审视“走出去”，上面的解释显得过于褊狭，单单从“走出去”的主体来看，就缺少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个群体。那么，中国经济学家“走出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何呢？我们试图按照时间序列来探究一番。就中国经济学家“走出去”而言，“走出去”的过去式，应该有两个大的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包括大陆的和台湾地区的学者。这里我想提及两位。第一位是张培刚先生。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年，张培刚在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工商管理学科，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之后，张培刚转入经济学系，年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年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广泛赞誉，获得?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论文奖，由此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获此奖项的东方人。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张培刚先生。可见，当时“走出去”的中国学者还是很有影响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第一点，大卫·威尔士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为奖励本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设立的。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年设立之前，它被认为是经济学最高奖项。比如，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也曾经获得威尔士奖。第二点，年刘易斯和舒尔茨因为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年，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年，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在某种程度上说，“走出去”的张培刚先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而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老已经仙逝，但是，张老的弟子遍及学术界。曾经帮助张培刚先生翻译著作的学生之一——万典武先生，已经93岁高龄，去年还与我们共同探讨商业的界定。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令人赞叹！第三，“走出去”的张培刚，当时是所谓的“庚款留学”。这是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退还”《辛丑条约》强加给我国本已多收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简称“庚款”，用于培养留美、留英中国学生的特殊留学活动。这也成为当时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可见，当时“走出去”的经济学家并无经济实力。根据张培刚先生的回忆，当时哈佛一年的学费要美元，他的生活费只有90美元，但是张培刚先生每周都会省出50美分去听古典音乐会。张培刚蒋硕杰第二位我想提及是台湾地区的经济学家。而谈台湾地区的经济学家，不提及蒋硕杰就显得不到位。蒋硕杰先生早年从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政经学院哲学博士与经济学博士，之后回国，年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年，蒋硕杰先生年仅29岁时，北京大学经济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提名蒋硕杰先生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与马寅初等几位经济学界的泰斗一起候选，虽未遂愿，但也足以显示其自有不凡之处。年，蒋硕杰先生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院长亲自提名为台湾第二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样，他成为第一位经济学院士。也是人文组最年轻的一位院士，这时他也仅仅40岁。以后他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蒋硕杰先生年在台湾创立中华经济研究院，任院长、董事长等职。年，蒋硕杰成为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我曾经在年随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当时，台湾同行对蒋硕杰赞不绝口。的确，蒋硕杰先生堪称经济奇才，也是“走出去”的中国经济学家的骄傲。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去”的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起初的“走出去”，是为了补课，为了开阔眼界，为了与国际接轨。由于当时，国内的收入还很低，出国仍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差事。所以，一些聪明的国外机构以各种基金或者课题项目的名义，开始向中国的经济学家抛来橄榄枝，以各种名义资助中国的经济学家出国。当然，并不排除某些机构带有明显的利益导向，甚至政治企图。在80年代与90年代，如果没有“走出去”背景的经济学家，似乎有点土，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走出去”，镀金充电。而今，“走出去”对于中青年经济学者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课。但是，对于成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需要计算“走出去”的机会成本。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市场供给不足，导致经济学家的市场价格飞涨，而“走出去”的待遇远远无法与国内的待遇相提并论。特别是，如今的中国经济学家很难会再像过去一样长期进修，深入探讨，多数是短期交流，国际研讨。更为重要的是，“走出去”的供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走出去”是我们需要国际的知识，外方是供给方；今天的“走出去”是外方需要中国的经验，中方是供给方。年底，我去韩国参加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举办的“中国国家大战略与中国梦”国际学术会议。让我吃惊不已的是，韩国学者对中国的国策非常热衷，并且相当熟悉，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解读甚至比我还要细致。今年1月，我有幸主持一个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研讨会。在这个闭门研讨会上，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石博盟用刚学的中文做了致辞。我在点评时说：35年前中国经济学家出国时，以自己会说英文而骄傲；35年后的今天，面对全球化时代一个崛起的中国，会用中文是一种高贵。欢迎加入中文大家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开始从被动地“走出去”，变为主动的“走出去”。比如，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的国际论坛已经年在香港举办，年又在澳门举办，今后还会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大范围的论坛。诚然，“走出去”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一种必然选择。同样，中国经济学家“走出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学家“走出去”应当与中国和平崛起并行，成为全球一道新的风景线。在年1月下旬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是“出镜率”最多的词之一，直接以中国为主题的有近十个，包括“中国背景”、“中国成为焦点”、“中国前景”、“绘制中国未来路线图”等。中国社科院将首次以社科院名义单独组织“中国未来道路”的分论坛，王伟光院长亲自带队出访，学部委员余永定、蔡昉等著名学者参加论坛讨论。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将更多地融入“走出去”的洪流之中。

本文转自

白癜风诚信坐标企业
 白癜风元旦治疗计划

转载请注明：http://www.deudeguo.com/jynr/162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