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思想流派被称为“名目说”（Chartalism，因为钱只是一种代价券或者象征物，在拉丁语中称为“名目”）。名目说认为当代货币和财政正统思想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过多地强调了中央银行和政府，而在于它强调得还不够。在这一点上，名目说比凯恩斯和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们还要激进。其核心思想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充分就业。
在一个自由浮动的法币（政府创造、政府支持信用）经济中，政府是不受财政约束的政府总能创造货币强迫居民去接受。唯一的约束在于宏观经济，尤其是过度通货膨胀。亚当·斯密就曾提出政府创造纸币的思想，他指出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发现为人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纸币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一定数量的纸币能够满足境内商业交易的需要”。但直到金本位全盛时期的年，随着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利希·克纳普分析政府创造货币的著作的问世，名目说的完整理论才出现。
克纳普认为，税收使得货币有价值，因为公民需要用货币来交税。这进而使得纸币在更大范围的经济中被接受。纸币成为所有信用形式中最容易转移的，因为政府是所有债务人中最强有力、持续性最强的。所有货币都是一种可转让的信用证：它的价值来源于人们愿意相信它的意愿。上述思想影响到了凯恩斯，并且在富有影响力的后凯恩斯主义者阿巴·勒纳（AbbaLerner，~)那里被称为“功能性金融”。由于政府能够随意发行货币，税收水平和借债的程度就变成了能够影响经济的工具。这些工具与政府的融资能力无关，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为自己融资。
因而，所有将预算约束式的家庭经济学套用到政府身上的尝试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政府不再能够发行货币（就像在欧元区内部发生的那样）。用勒纳的话说，“政府应当调节其支出和税率，以便在当前价格下经济中的总花费恰好足以购买充分就业水平下的产出。如果这样做导致了赤字，那就加大借债，“印钱”，等等。这些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它们只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手段。”只要这些政策不产生过度需求，就没有必要去担心它们的通胀影响。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受约束，而是说约束来自于通胀以及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贬值的风险。
今天的支持者将这些思想称为“现代货币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当且仅当政府赤字运行或者经济整体拥有经常账户顺差（即外国人持有金融赤字）时，私人部门将成为金融资产的净积累者。如果政府在经济好的时期拥有金融盈余，像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建议的那样，那么在产生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私人部门将持有金融赤字。私人部门的金融赤字需要通过银行信用来融资，而后者被最终证明是具有不稳定性的。现代货币理论中关键的一点是：“银行不会将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贷出”，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上文所述，银行自己能够发放贷款。它们不需要准备金就可以发放贷款。的确，在大部分时期，银行持有的准备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政府（通过政府支出或税收）和私人个人（通过减少或增加其现金持有）才能改变银行准备金的整体水平。
银行创造的货币的数量也与当前货币体系中的准备金不直接相关，正如中央银行看到的那样：在危机之后，准备金大幅增加了，但贷款并没有。银行创造的货币数量仅仅依赖于它们认为在央行确定的利率水平下它们能够获利的发放多少贷款。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力是千差万别的，这依赖于经济景气程度（银行业作为整体对经济景气度也负有责任）。正因为如此，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也千差万别，在信用繁荣期创造贷款盛宴，在信用破灭期创造贷款饥荒。
如果某家银行需要准备金去履行现金兑付义务，如今的中央银行都会自由地向其提供准备金，只要按照事先确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就可以了。于是，这一利率水平决定了银行放贷的利率。如果中央银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即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并用其从公众手中购买资产），它将自动增加银行整体的准备金水平。央行从公众那里购买资产时支付了现金，而公众又转手将现金转存到他们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这样，商业银行对公众的负债增加了，同时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也相应增加了。这些增加的存款自然就是银行的准备金。
再强调一遍，银行自己是无法降低银行准备金的整体水平的，因为准备金的唯一用途是与其他银行清算账目。其他商业机构和居民不在央行设立账户。所以，一家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减少总是伴随着另外一家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增加，而不影响总的准备金数量。当然，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通过在市场上买卖资产的方式改变准备金数量。同样，公众也能够通过改变持有现金的多寡来改变准备金水平。例如，公众可以增加现金持有而相应地减少银行存款，这时银行就需要从中央银行获取现金，或者通过减少自己在央行的准备金或者通过从央行借款，但无论如何都会降低整体的准备金水平。简而言之，可以把银行和央行的关系类比为公众和银行的关系。
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现代货币理论对官方正统思想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挑战。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在一个法币经济中，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稳定经济。更重要的是，央行和政府总能够用其发行的货币创造出足够的需求。当然，有一个约束：需求相对于供给太大时就会产生通货膨胀。但是，并不是量化宽松就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有当其增加的广义货币供给超过公众愿意持有货币量时，才会产生通胀。在危机期间，这显然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担心的高速通货膨胀最终被证明是并不存在的危险。通货紧缩才是更大的风险。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能力直接作为稳定经济的工具。而不赋予政府使用该工具的原因不在于它在技术上有困难，而在于很多人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因为它将给予政治家们过多的自行决定权，而政治家们对产能充分利用水平下的产出的估计很可能是过于乐观的。对于这一顾虑的制度回应是：赋予央行决定发行多少货币的权力，但央行必须直接通过发行外部货币的途径，而不是间接地通过扩张内部货币。有趣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对于货币政策的观点与芝加哥计划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制度设计上是由政府创造货币还是私人银行创造货币。
堵住所有漏洞
在这次危机造成的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主要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决定于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并且由此开始这一非正式集会变成了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中心。这标志着全球力量的根本性转移。在危机前，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由少数高收入国家主导，如近期的七国集团（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和八国集团（G8，G7加上俄罗斯）政府首脑峰会。
在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成为设定后危机时代改革议程的主体。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发布的《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列出了下列承诺：设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监督全球金融稳定。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特别是大型和复杂的金融机构，未来将覆盖对冲基金。加强审慎监管，将采取措施改善银行系统中的资金质量、数量和国际协调性。今后，监管措施必须能阻止过度杠杆，并要求银行在经济良好时期也需储备充足的缓冲资金。确保金融机构的薪酬结构与其长期目标和审慎的风险承担相一致。
结语
改进金融工具的估值标准。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管。这就是监管者对这次危机的初始反应。而这也反映了各方在“金融体系所有方面都出现问题”这一看法上达成了共识：监管不足、资本金不足、监管套利、行为失当、会计误导和信用评级误导。随后，当局又提出了更多的目标：结构改革（要求银行进行内部结构改革）、压力测试（对银行抵御极端逆境的能力的评估）、处置机制（重组破产金融机构的业务的新的法律机制）、市场结构改造（将场外交易转移至交易所和中央清算所）以及监管机构的改革。他们想一劳永逸地关闭所有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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