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理论

本文发表与《经济学家》，年10期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为“中高速增长”，已呈现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目标也从追求经济速度转向经济的增长平稳和质量趋优。然而，地方经济增长却呈现路径背离的双向分化，一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可观，而另一部分地区经济增长增速却显著放缓或呈现相对衰退的边缘性倾向。因此，一方面通过识别经济增长分化的形势和处境，归纳新常态下双向度地方经济增长行为的阶段性特征，探讨形成增长路径分岔以及经济形态分流的触发源，另一方面需要立足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倾向从制度供给-技术演进-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解释诱致经济增长分化的逻辑，进一步追溯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型经济产出对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现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基于时间推送的连续性和地域经济的整体性前提，述评地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无意识偏离带来了动力转换的约束阻力，进一步从长期视角寻找缓解新常态背景下衰退地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对策，以修正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扭曲，从而构建趋于稳定的经济增长匹配路径，使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增长重现生机和活力。

进入新常态后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统计描述

.地方经济增长数量的分化

图5所示为相对变动提升高于初始值20个百分点的地区，其中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呈现显著升高的基本态势，内蒙古地区在年以来地区经济优势发挥良好，经济增速较快，但是现阶段该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上行压力逐渐增大，经济增速放缓且走低。而陕西、贵州和重庆地区相对变动幅度较大，后四年均值相比前四年均值分别高出66.4%,63.7%,52.1%，意味着这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图6表示在趋势性视角相对变动趋势下降的地区，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是下降变动最为明显的地区，说明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数量虽然位于全国最前列，但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经济增长阻力加大等问题不容小觑。而河北、黑龙江地区经济生产总值从高于全国人均水平下滑到低于全国人均值，下滑程度较大。与此同时，新疆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仅低于全国均值水平，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趋势下降，意味着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严峻，亟待破解。

地方财政收入的分化

图9、图10中看出，上升幅度最多的地区为内蒙古、重庆、西藏和贵州，而相对下降幅度最多且走跌的趋势化现象严重的地区为上海、北京、广东和黑龙江。同时河北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不仅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且处于极速下滑的基本状态。不难看出，在地方人均财政收入水平高出全国人均者的城市中，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地区财政收入都处于显著下滑的基本发展态势，而天津、江苏和浙江地区人均财政收入也保持着较缓慢速度的增长，说明在高水平人均财政收入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未来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阻力，制约着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经济的转型和结构变迁。与此同时，人均财政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的地区在近年来财政收入水平虽有所提高，但由于增长动力薄弱，经济增速放缓，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仍然远远落后全国均值，甚至还存在人均财政收入对比全国人均值持续走跌的省市地方，意味着在进入21世纪初期，地方经济增长的财政收入水平呈现一边飙升，一边衰退的基本态势，而现阶段，地方财政收入分化依然严重，高位地区财政收入显著下滑，地位地区财政收入增长抑制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处境分区

图11从地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双视角处境分区识别我国新常态以来地方经济增长的分化现象，处于第一象限的有上海、北京、天津等9个地区，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展较好，相反，绝大多数的省域地方落入了第四象限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低的是甘肃、西藏、云南、贵州和广西地区，不难发现，东部沿海城市以及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都落入了第一象限中，而西北、西南的大部分省域扎堆式落入了第四象限，且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经济增长水平较好的城市在图中的距离较远，意味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进入新常态后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特征

领先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的上行压力较大，地区经济增速持续回落

处在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状态较高水平一端的领先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辽宁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虽然是快于其他的省域地方，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领先地区经济数量的增长随着负向锁定的经济增速显得无力且艰难，地区人均GDP的动态演化基本态势上行压力巨大，现阶段的这种状态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是内生于结构层面的趋势性下滑。此时，经济增长的状态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送或者市场内部的消解作用而有所回升，相反，这种趋势性会长期持续并且影射经济系统内的矛盾和壁垒。领先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地区经济潜力尚未充分激发，一方面是在现阶段经济结构约束效应日益加大的阻力冲击下，产品市场呈现分层次的供求失衡，导致市场经济竞争优势被抑制，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没有被扩大的条件下，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减模式将会被长期锁定。另一方面，现有约束下，靠经济的数量提升发展地方经济已成为旧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的时间谱系的推进，建立在新的时点上的比较优势尚未构建。

滞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不足，地区经济趋势性衰退显著

处于经济增长分化状态另一端较低水平的地区，如甘肃、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等滞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较低，且经济增长的趋势性衰退严重。与较为发达的地区不同的是，滞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状态低迷，经济增速停滞不前，这种现状归因于在较长的时间段里经济增长的带动力缺失。在步入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新阶段，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微弱，致使滞后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势移动表现为停滞或走低，趋势性衰退的特征反映了适应于新常态时期的新动力机制还未接续，而这种衍生于较长时期中的内生动力优势尚未被激发，就阻碍了新动力的平稳转换以及经济增速的从容换挡。一方面是由于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和投资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元平衡的不和谐因素高居不下。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较为落后的各个地区在制度改革以及发展调向优化的思路仍不清晰，不仅导致因地制宜的比较优势体系尚未形成，还会阻碍经济动力转换以及结构调整无法顺利实现。

地方经济发展格局“东快西慢”，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东降西升”

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特征主要呈现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且总量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且总量低的发展格局。然而，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产出效率走低，资源配置结构陈旧，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优势减弱，亟需激发新一轮的潜在动力。而西部地区作为后起之秀，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便推进了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从数量的发展转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合理于经济转型的调向。因此，经济总量“东快西慢”，经济潜在增速“东降西升”的区域视角特征，一方面说明东部地区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生产函数不被改变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将会持续下降，规模报酬递增模式也无法形成，因势利导的技术识别和扩散成为破解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虽然潜在发展空间较大，但地区经济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完善中西部地区制度环境，以支撑结构变迁的演化路径是关键。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思路也应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以提高地区产业优化重组后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动力。

进入新常态后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理论解释

制度初始架构的支撑机制

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过程的变化，特定制度的作用力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制度性服务的供求结构会随着发展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改变，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或在与其他经济体的接触中，技术内在层面的发明创造与对外层面的引进学习总和根本性改变社会生产形态时，就会通过相对效率的升高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影响着制度的变革方向。制度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渐进演化并不断变迁的过程，是基于长期历史维度，由社会发展不同时点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共同作用。因此，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要素禀赋的改变、产品市场在长期里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新意识形态的形成，旧制度安排的无效率就不可避免，亟待构建适应新阶段新特征的新制度框架以消除制度非均衡状态。在我国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现象严重，领先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需要依靠创新推动，而创新的发生条件是创新者发明创造后的收益高于其投入成本。然而由于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其他企业可通过模仿创新而提高产出收益，其模仿成本要远低于创新成本，使得创新者收益低于社会整体收益，此时制度初始构建就要通过弥补创新者外部性成本而激发普遍社会创新行为。因此，制度初始架构一方面提供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框架，另一方面保障并支撑着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演化路径生成。

技术层面的差异识别和扩散

在制度初始构建的支撑环境下，技术的演化和变迁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我国现阶段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技术层面的差异识别和缓慢扩散效应是导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现象的原因之一，技术水平在区域之间存在着落差，技术溢出效应就使得技术从高势位向低势位移动，这种区域层面的技术流动的缓慢性扩散就逐渐造就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快、西部地区发展迟缓的现有格局。其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领先地区经济增长要转变经济增速回落趋势，为打破经济上行压力的桎梏，需要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以及优化生产函数，从而通过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提高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以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变迁。这一过程的实现，就完全依赖于自主创新技术的充分供给。其三，创新型技术进步是优先发生于较为成熟的企业中，在分工的形成和不断深化过程中被已处于技术前沿面且专业化的个人或团体的发明创造，并应用于实际生产中，推动着秉持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高级化和多样化发展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然而现阶段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供不应求，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速度较慢，创新技术转移流动性较低，吸纳者转变并适应新方法新模式的周期较长。这种技术层面的差异识别约束了我国科技突破与结构转变之间的交互力量，阻碍了在结构性新动力的合理转换，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的上升。

结构变迁行为的动力汲取

从我国现阶段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特征来看，领先地区经济增速回落，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现阶段的这种状态并非是由于外在冲击的随机效应导致的经济周期性变动，而是内生于技术层面的结构性行为，经济结构变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整个时间谱系上的，在制度不断被完善、被改进的基础上，随着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从而使产业结构不断走向多元化和高级化的过程。而我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地方经济增长呈现的矛盾重重，归根结底是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的供给结构和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层面，低附加值产业供过于求，导致产能过剩严重，而以高新科技主导的智能产业则供不应求，表现为产品市场分层次供求失衡。产业结构层面，在我国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区域内主导产业仍然是第二产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较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则呈现产品趋同化、产业同构化严重的现象，地区竞争优势被抑制，比较优势尚未甄别。而我国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效率偏低，资本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都持续下滑，生产资源配置效率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帕累托改进，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形成。因此，我国现阶段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作用弱化，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在动力不足，适合于新阶段新禀赋的结构性动力过渡和转换约束效应较强，经济系统内部的创新效应路径分流与动力重塑机制弱化组合引起了地方经济的形态差异和增长趋势分岔。

进入新常态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

构建包容性制度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多向联动新发展

在经济新阶段，我国亟需构建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以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和结构变迁路径生成。其一，设计激励前沿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政府需要补偿个人或团体在创新过程中的“外部性”成本，鼓励具有创新能力的前沿企业进行科技研发。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点上要不断修改并完善制度激励效应的侧重点，以发展我国在技术发展阶梯上持续攀升。其二，遵循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建立包容联动性制度环境。一方面倡导地区内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遵循地方要素禀赋结构新特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进行地方经济布局，为企业提供新兴产业的信息，指引企业发展与地方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另一方面，在地区间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加强区域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激发中部地区腹地优势，强化承接东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和技术扩散的协作功能，促进地区经济多向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破除传统科技范式，解除规模报酬递减模式负锁定

我国进入新常态后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我国亟需破除传统的科技范式，以促进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其一，创新制度供给。社会范围内创新型技术进步的普遍实现，是基于新阶段里制度初始架构的支撑之上。因此，创新制度供给方式，构建合理优化的制度结构是引导我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走向自主创新型强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其二，促进产业部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解除生产规模报酬递减模式负锁定。因此，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遏制地方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衰退，亟需构建创新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以扩大经济的可能性边界。一方面通过企业自主创新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扩大现有生产的可能性边界，重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重组。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实力的不断提升，持续升级并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多样化发展。其三，提高人力资本创新实力，亟需加大科学教育投资力度，发展新型学科建设，厚实创新科学的人才基础，加强人力资本的能力培养和潜力挖掘，以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和高层次的创新人才，积蓄经济增长的新禀赋，延续创新科技强国路。

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消解经济增长路径的依赖性低迷

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方面。其一，提高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地区经济结构优化。我国自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潜在增长率都持续下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要通过技术的不断演进而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要改革创新机制，构建国家创新系统，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以促进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其二，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建立高效循环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新体系。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充分意味着我国要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转型。一方面要在产业内建立高效循环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新体系，重视资源的循环利用，调整产业发展的集约化转型。另一方面要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从而消解地方经济增长的路径低迷。

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优势匹配

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为更好的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充分重视地区经济的质量发展和效益提高，这就需要将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从社会的供给角度追求经济新增长和新动力。其一，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在产品供给层面，要加强产品的优质供给、绿色供给。在要素供给层面，要重视要素禀赋的结构转变效应。通过打造高新产业集群以及发展新兴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在增强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促进工业产业高级化、服务产业品质优化的发展。在制度供给层面，地区经济发展要充分重视经济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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