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学思考：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是什么？总的来说，一九五四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著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经济社会可以划分为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发展中国家具有两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特点，通过扩张的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中溢出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达到二者和谐发展的局面，据此刘易斯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部门和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部门。农村部门土地有限，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甚至为零，没有资本投入，但是人口数量庞大，且人口增速较快，拥有过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部门的居民收入低下，且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城市部门则拥有资本投入，且具有较高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可以生产经济剩余，以进行资本积累，使得城市部门不断扩张，甚至超过城市部门的人口增长速度，造成劳动力不足。
在此情景之下，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不会降低农业部门产量，还会提高农村人均收入，而城市部门提供较高的工资，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弥补了城市劳动力的缺乏。这一过程直至农村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才会停止，此时经济社会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来解释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方式，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也受到了许多质疑。首先，将农村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设置为零是不合逻辑的，当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此时劳动生产力的流失会减少农业生产的产量。
其次，该理论假设了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现象，且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随着技术进步，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生产中的劳动占比会下降，此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涌入可能会导致城市部门劳动力过剩，引发失业。最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诸多因素，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无限向城市转移也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在一九六一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他在模型中假定农村部门没有资本积累，城市部门的生产则随着时间自动增长，同时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此时城市部门不增加生产要素但增加产量的结果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基于以上假定，乔根森认为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的供给。若人均粮食供给充裕，人口增长率将达到最大值，但若人均粮食供给超过了最大人口增长率，此时就会产生农业生产剩余，因此农村部门可以解放出一批劳动力，转移至城市部门进行工业生产。
乔根森的理论否认了农村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零的假设，也否认了农村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同样他也不认为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固定不变，因此他将自己的理论归为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上述理论模型都假定城市部门能够充分吸收农村部门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呈现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表明农村和城市都存在着隐蔽失业人口。哈里斯—托达罗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想要改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不能仅靠城市化进程，还要改善农村部门的生产生活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一直是被忽视的。早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持着货币中性的观点，认为金融货币只是蒙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各国在推行经济发展政策时也都漠视了金融因素。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兴起，金融才被引入到对经济生活的探讨之中，并且开始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以一九五五年格利和肖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以及一九六〇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为标志，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两位学者首次尝试建立一个货币金融理论，来研究金融资产、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加尔比斯指出金融抑制导致了金融资产实际利率过低，阻碍了经济发展，而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有助于资金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弗莱提出金融资产的低利率引致对资金的过度需求，结果将导致非价格配给的市场扭曲，而提高利率则可以反映投资的正常需求，提高投资的平均收益。
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卡普尔、格林·伍德、史密斯、莱文等为代表的学者不满足于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修修补补，而是借助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将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引入其中，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内生金融模型，以解释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是如何内生形成的，并进一步解释金融体系的发展。卡普尔认为金融机构的存在使经济主体可以持有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存款相比其他公共债务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制约，正是经济主体的流动性偏好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
格林·伍德和史密斯指出金融市场上存在着门槛效应，只有当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后，才有较多人有能力支付金融服务的成本，金融交易次数增多，金融市场才得以形成，正是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内生形成了金融市场。莱文则指出在经济发展早期，人均财富和人均收入较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较为缺乏，此时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缺乏存在的动力。但当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后，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由于收入和财富达到上限，因此有动力去利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并且有能力支付起金融服务的成本，此时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得以建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富裕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得以不断发展。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的核心思想是金融管制行为扭曲了市场，因此需要深化金融发展，实现金融自由化，来完善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但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未能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想象中的发展，反而给金融市场带来了诸多弊端，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金融发展理论的缺失，并以一九九七年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合作发表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为代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
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自由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相应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包括物价稳定、财政税收合理公平、市场以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展竞争以及对商业银行适当的监管政策，当上述条件不具备时，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措施可能会引致失败，因此此时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制定一系列政策，达到对金融市场监管的间接控制。
相关金融约束的政策可以给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提供创造租金的机会，调动民间部门的生产、投资、储蓄积极性，同时又可以促使金融部门主动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政策的租金转移不同，金融约束政策通过创造租金机会，给市场带来竞争的活力，若市场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不完善，金融约束有向金融抑制转变的危险，因此需要保证一些前提条件，才可以使金融约束促进金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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