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基础有哪些

引言

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基础有哪些？本文将阐述个人观点。

1.虚拟资本的效应波及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演变而来的，是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历经货币资本化—生息资本—虚拟资本的发展过程，是货币资本演化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虚拟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身没有价值，但是有价格，是各种各样有价证券的展示，它在资本的转换、转移、交易、运作中能够产生利润。也就是说，虚拟资本有自己作为独立资本的运转规律，它真正的意义就是能够产生新的资本，滋生出持有人所期待的利润。虚拟资本孳生之后，就可以不断扩张、不断涨量、不断复制、不断循环、不断推进，最终孳生出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体系。

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要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转。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扩张和涨量中，不断“创造价值，提供利息”，大有超越实体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势头。但在同时，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能够互相作用、互相促动、互相影响，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忽视的要素。当然，虚拟资本过量发展，会挤占实体资本的资源和空间，必然会使经济出现泡沫，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造成巨大影响。一旦虚拟资本运转机制”失效，将会导致所有的资本链条断链，“信用制度由此崩溃”，“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

但虚拟资本适度发展时，能极大地扩张实体资本的存在量，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递增，增加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对整个国民经济体产生积极的正效应。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以及实体经济产生巨大震荡效应，这个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虚拟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正负效应有促成储蓄投资转化、优化资源有效配置、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促成金融同体发展；虚拟资本带来的负效应有偏离实体经济、催生泡沫经济、诱发金融危机、扭曲资源配置。

2.虚拟资本的形态演化理论

在马克思关于对虚拟资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虚拟资本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借贷资本、也就是生息资本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资本形式。更为准确地来说，这种虚拟资本是在社会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上生发的，包括股票、债券、银行券、抵押票据、借贷票据、担保票据等有价证券。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进步和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基本视野上，延伸出系统的、科学的视角所认知的虚拟资本的内涵：就是没有自身价值的价值形式，在市场经济的出售、购买、担保、抵押、流通等流转过程中实现增值，获取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形式。

虚拟资本是货币收入的所有权证书，其本身是不存在任何价值的，与实体资本相对立，它不是现实的资本，而“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了虚拟资本的第一形态和第二形态的基本蕴含，而两个虚拟资本形态的转化就是资本虚拟性的演化过程。就是从传统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家债券这第一形态，转化和延伸为第二形态的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作为第一形态的各种股票和债券，它的虚拟性就在于它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它仅仅代表虚拟的价值，而且这些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决定了它所指向的价值、指向的实体资本的价值。第二形态的虚拟资本是以各种票据形式存在的资本形式。

这种虚拟资本形式，不具备实体资本的内容，但代表相当数量的实体资本在货币金融市场中流通交易，而且在商业信用以及银行信用的基础之上再次转让，通过贴现、背书、承兑等形式，使得这些货币形式实现了新的价值形式。就是“货币的收入以利息形式出现，利息便是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对于生息资本，只要每个价值额不作为收入消费掉，也会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也就是说，新的价值形式只有再次进入到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完全增值，这和第一形态的虚拟资本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但无论如何，这两种虚拟资本形态的本身演示了虚拟资本虚拟性的存在过程。

.虚拟资本的风险性理论

资本“自相似性”特性其实就是虚拟性资本运作的风险性基础，甚至可以说，资本家不知道经济现象的背后、尤其是金融利益背后是什么，就是金融体系运转“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而“在G—G′推论上，我们了解到资本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看到了生产关系的高度颠倒和物化”，这是“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更为准确地来说，虚拟资本的风险性来自有价证券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其运行机制的寄生性，这是虚拟资本风险性的基本归结点。

首先，虚拟资本的风险性来自有价证券的不确定性。虚拟资本的风险性，就是虚拟资本作为有价证券，其价格存在波动性、预期收益也存在不确定性，这是虚拟资本风险性的基础。而且，虚拟资本的价格波动性愈大、预期价值的不确定性愈强，虚拟资本的风险就越高，这样的风险性就会带来经济损失的风险或者是收益的风险。

也可以这样说，虚拟资本的风险性就是来自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中出现的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越大，潜隐的风险性就越大；虚拟资本的不确定性还来自社会对虚拟资本运行认知的不确定，因为人们对虚拟资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还因为人们追求虚拟资本的冒险意识和行为，更增加了虚拟资本的不确定运作。更因为“这种资本”，“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变成自己“幻想的虚拟的资本。”

这里的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虚拟资本在交易运转中，存在大量的暗箱操作、庄家控制、内部勾结、信息布置等等不确定因素，使得虚拟资本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也会导致其风险性逐渐增加。其次，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还在于其运行机制的寄生性。虚拟资本虽然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但虚拟资本运行的周期反而取决于实体资本运行的周期。就是在G—Gˊ这个推论上，资本的运动消失不见了，它“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

这种运行周期的寄生性潜藏着虚拟资本的风险性。也就是说，二者运行周期的背离程度越大，风险性就越大。而且，因为二者不可剥离的寄生性关系，实体资本运行的风险可以转移为虚拟资本的风险，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来自对活劳动的寄生性。就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的时期内才存在。”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寄生支配权也直接诱发这种虚拟资本的寄生支配权，就是虚拟资本对实体资本的寄生支配权，这无疑增加了虚拟资本运行的风险性。就汇票而言，虚拟资本的风险性就是因为汇票贴现过程中出现的空头支付。

当银行对到期的汇票不采取货币支付而是银行券支付时，这就最直接地增加了汇票的空头价值预期。尤其是票据所有人再贴现时，又涉及到其他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汇票承兑，原有汇票的空头支付就会被再度增加，汇票和金融债券的空头支付和贴现增加了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这是“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

寄生的活动、寄生的体制和主体共同出生了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运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一切形成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的要求权可以转移”。虚拟资本的风险性基本有两类：来自市场的风险——就是系统性风险、机制性风险、宏观性风险。这样的风险完全因为外在的宏观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政策调整、经济周期的波动、投资环境的变化、利率的调整、汇率的变动等等，都属于机制性、外在性、宏观性风险。另一种风险就是非系统性风险，非机制性风险、微观性风险，这些风险基本都是区域性、个体性、行业性、时限性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当然包括很多的偶然性风险，而且这样的风险性基本又是局部的、少数的、个体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绝大多数的资本家愿意将他们的资本形式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其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幅度贬值、利息率急速下降，从而“资本家将不会靠利息来生活，而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这样，“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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