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张雷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

摘要：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这一文献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作了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文献对马克思踏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于年底至年初完成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大纲》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年2月出版)上,马克思可能就是这一著作的第一读者,在《巴黎笔记》第Ⅴ笔记本中就留存了马克思阅读《大纲》的摘要。尽管马克思一直很推崇《大纲》,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但恩格斯对他青年时代的这部著作所带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和费尔巴哈个人主义的影响不甚满意。无论怎样,《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最初的批判,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马克思踏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进行《资本论》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一、《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一生的追求和重要任务。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蓬勃开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显露。历史和时代呼唤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大纲》中,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作了分析。

首先,恩格斯把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指明了它产生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理论标榜为关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国民财富绝对不是国民的,国民经济学也不过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而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就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正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张的结果,从重商主义发展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就是必然的。

其次,恩格斯把国民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同私有制联系起来,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重商主义体系主张商品输出超过输入,即争取贸易顺差,商业的贪婪性多少有所遮掩,但是,他们仍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实质上还是“贪财和自私”,而且这种基于“贪财和自私”的商业角逐引起的战争,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把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卷入资本主义之中,把各国的自然经济都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使资本主义的统治遍布于全世界时,重商主义体系的贸易差额理论就被自由贸易理论所取代了。所以,恩格斯说:“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既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产业革命的自然结果;既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利益相结合的产物。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作出了分析。他认为,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经济学的革命也是如此,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新的经济学仍然是私有制的理论,在这种学说的背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虽然反对了神权,甚至反对了重商主义,但它仍然将私有制当作一种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了,“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可见,新的经济学至多是“前进了半步”。与此同时,恩格斯还严厉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

第三,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作了分析,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决定其必然走向庸俗化。恩格斯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在涉及确定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严格意义的经济学上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恩格斯强调,新经济学之所以是正确的,是相对于那些支持垄断的人来说的,而不是相对于反对私有制的人来说的。“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是私有制的理论表现。

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言,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必要的进步。因为“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有必要摧毁重商主义体系以及它的垄断和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有必要使所有这些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有必要通过对旧经济学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尝试,并通过由此产生的伪善—这种尝试的必然结果—而使这种不道德达于极点”。因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对贸易自由的论证和阐述,才有可能超越私有制的经济学。但是,恩格斯也强调,这种贸易自由并没有任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恩格斯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他指出:“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恩格斯当时虽然还未能区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演化过程的分析,已经说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尖锐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终必然要走上庸俗的道路,越来越堕落为辩护论和诡辩论。

恩格斯还明确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就是前后不一贯和具有两面性,它不仅“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一些比旧的重商主义者本身更为恶劣的垄断者。因此,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派中,任何一派都不可能对另一派作出正确的评价,任何一派也都不可能只责备对方而自己不受到同样的责备,“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出结论”。显然,恩格斯已经把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已经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表现的经济范畴及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大纲》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分析

在《大纲》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作了初步的批判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经济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分析是以私有制的本质为前提的。他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就必须研究它们是如何从私有制中产生的,又是如何在私有制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正是从私有制的本质来阐明和分析价值、竞争等经济范畴的。

关于价值范畴。恩格斯主要针对当时欧洲经济学界的两大主流价值理论,即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对价值范畴作了研究。恩格斯认为,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忘掉了生产费用或劳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则忽视了“效用”或使用价值。恩格斯的评价是:“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争论的双方都要强行把这两个因素分开,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徒劳的。”恩格斯试图从劳动或“生产费用”与效用的统一性上来考察价值范畴,他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恩格斯关于价值范畴的解释存在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在对价值范畴内涵的理解中,恩格斯试图把萨伊效用价值论中的“效用”,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或“生产费用”结合起来,说明物品的价值包含这两个因素,是由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价值范畴的性质上,恩格斯否认了价值的客观性。他认为,价值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即在私有制之外才能得到实现。因为私有制通过竞争,破坏着一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价值,而且还改变着一切物品相互的价值关系。在恩格斯看来,竞争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它到处存在并决定一切。在竞争的统治下,抽象价值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着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并且由于竞争的作用,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价格与生产费用决定的价值是不相一致的。因此,在竞争统治下是不存在价值的。恩格斯指出:“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尽管恩格斯否认了价值在竞争统治之下存在的客观性,但是,他却认识到了在未来社会中,价值会被人们有意识地用来作为在各部门间分配社会劳动和进行经济核算的工具。

在恩格斯看来,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存在差别的。“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由此可见,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价值在交换中毫无意义,只有交换价值才会有意义。恩格斯关于价值范畴的分析,尽管存在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他却说明了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值与实际价值的不同。他指出:经济学家们称为的实际价值,“其实也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

关于竞争范畴。恩格斯认为,“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分析了竞争从私有制中产生并受私有制制约的问题。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是人的活动是首要条件,而人的活动又会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私有制使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发生分裂,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

恩格斯通过揭示竞争的规律,说明了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供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而供给似乎就会兴奋起来;只要市场上供给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急剧下跌,因而需求又被激起。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恩格斯认为,这个规律是一个纯自然的规律,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由于生产的分散性和竞争的作用,商业危机就会爆发,并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更严重,也必定会使失业、贫困等状况更为加剧,最后必定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

恩格斯还分析了竞争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竞争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者与土地占有者发生对立,同时也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发生对立,使力量较强的一方在斗争中获胜,从而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并且,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随着财产的集中,“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恩格斯还认为,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每一个竞争者都希望取得垄断地位,以此来对付其他人,因此,垄断是由竞争转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它也会引起竞争。可见,恩格斯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竞争和垄断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竞争和垄断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并且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辩证关系运动的基础即私有制,强调在私有制基础上,垄断引起了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了垄断。此外,恩格斯还强调,竞争贯穿于全部生活关系之中,造成了人们所处的相互奴役状态,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秩序状态,也导致了社会的堕落和各种犯罪等。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即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我们转向哪里,私有制总会把我们引到矛盾中去”。因此,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劳动、土地占有者内部的对立及相互对立才会消失。

三、《大纲》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大纲》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科学论点,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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