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陈方正著文,聚焦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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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

中国文化年春季号

思考五四、启蒙与未来陈方正

三十年前我有幸参加社科院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五月七日闭会前的大会总结讨论中，我很幸运获得最后一个发言机会，讲了几句很突兀的话，大意是“我们总说要发扬五四精神，但有没有想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其实还应该探索在它以外的思想呢？”[1]此后我又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九十周年的研讨会（分别由北京大学和社科院主办），发表的论文都是将五四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作比较[2]。现在五四运动百周年来临，我很高兴仍然能够参加社科院召开的这个研讨会。下面我将对五四和启蒙这两个运动的异同作更深入探讨，并且回到应当如何看待五四精神这个我三十年前提出过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回顾过去之余，也转向思考未来。

我们曾经论证，像五四运动那样，一个文明的中坚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公开、全面和猛烈地抨击本身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同时号召国人接受迥然不同的另一套新观念，而又取得成功者，是极其罕有的文化现象。环顾世界，唯一相类似的，大概非近三百年前的法国启蒙运动莫属[3]。有人不赞同这个看法，认为启蒙运动是自发的，五四运动是在强大外力压迫下引发的，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它们即使起因不同，但基本形态和后果大致相同，都导致了整体思想以及政治体制的剧变，所以两者的比较仍然有意义，更何况，两者的起因亦非全然不同，因为启蒙运动在法国兴起，其实同样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刺激，即英国在学术、宗教、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巨大进步所引起的震惊，以及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对法国的强大军事冲击[4]。当然，这些刺激的严重性远不及西方在19-20世纪之交对中国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但倘若我们深入探究启蒙运动的底蕴，则将发现，在它的根源还有来自西方文明以外的重大刺激，因此它与五四运动的可比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意识到的。这是下面所将要深入讨论的重点，厘清此点之后，我们方才能够转向如何看待五四精神的问题。

五四与启蒙的时期划分

五四与启蒙这两个运动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大体上可以以《新青年》的始末为界，前后延续十年左右(-)，那已经把白话文运动、《科学》创刊、《新潮》月刊、五四事件、玄科论战等文化界、教育界的大事都包括进去了。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则一般是以年伏尔泰发表《哲学书简》为起点，年法国大革命为终点，前后有半个多世纪，为启蒙运动的五倍。不过，这两个运动其实都只是更广泛的中国与欧洲思想大转型过程的高潮部分，它们与其前的酝酿阶段不能够截然分割。就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期而言，它从鸦片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为止，前后一个多世纪。至于欧洲的近代思想转型，则往往要追溯到起源于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因此前后延续大约五个世纪（-），同样是中国的五倍。为何这两个运动的时间跨度竟然有如此巨大差异，那是后文将会论及的。

陈方正《现代世界的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

不过，上述分期其实仍然有问题。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变革部分是人文主义(Humanism)运动（-），那以恢复与发扬古代罗马和希腊文明为主，而并没有对基督教文化作任何批判[5]；至于宗教改革（）虽然对罗马天主教会发动攻击，但它的正面诉求却是回归原始基督教理念，亦即复古而非创新。所以这两个运动虽然为欧洲日后的思想变革翻松土壤，但都还不是变革本身的开端。欧洲思想的大变革其实应该以16世纪七十年代为起点，其时的巴多罗买节大屠杀（）是震惊整个欧洲的划时代事件，它不但触发博丹(JeanBodin)撰写《国家六书》(TheSixBooksofCommonwealth,)，而且使得蒙田(MichelMontaigne)从实际政治转向其毕生巨着《随想录》(Essays,-90)，那分别成为近代政治学和哲学的滥觞。倘若如此，那么欧洲思想转型的核心时期就缩短到两多世纪（-），和中国思想转型所需时间更为接近了。

中国的近代思想变革运动

在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中国思想变革基本上是一部逐步认识和接受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将之移植于本土，使之与传统文化融合，从而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

在其初半个世纪，这是个渐进过程，仅由少数对西方文明有了解者推动，对社会整体的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方才彻底惊醒国人，激发大批年青人出洋留学，促成全国各地大量通俗报刊出现，它们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理念、攻击传统体制、呼吁激进改革、光复汉人政权，为辛亥革命和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奠定基础[6]。

辛亥之后的思想变革与其前相比，最根本分别是参与的知识分子人数陡然大大增加，而且大部分都经历了二十世纪初的留学大潮，许多更已经取得本科甚至高等学位。人数众多和与前截然不同的知识背景使他们能够发挥庞大影响力，这在许多方面都充分表现出来。其中最为突出无疑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将蓄势待发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引发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的出现，这对国民意识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之功可谓难以估量。在思想方面，由《新青年》、《新潮》所掀起的反传统运动蔚为洪流，它严厉批判乃至猛烈攻击传统道德观念、社会习俗风尚、家庭与个人伦理，同时宣扬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自西方输入的理念。这激起了广泛的各方不同反应，包括纯粹守旧派如刘师培、黄侃、辜鸿铭；受西方文学运动影响的“学衡派”梅光迪、吴宓、胡先锈、汤用彤等；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杨文会和欧阳竟无；还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然而限于人数和旧传统的生命力，他们始终无力与新思潮抗衡。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学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陈寅恪、陈垣、王国维等的历史、考古学著作，还有冯承钧的古史地考证都是大家熟悉的。除此之外，极为重要但很少为人提及的，则是大量归国留学生通过他们的大量科普和专业工作，包括在大学任教、发表专业著作和译作、组织学会、出版专业刊物等等，使得现代科学迅速地在中国生根发芽[7]，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宽广和稳固基础。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欧洲的近代思想变革

十六世纪欧洲和十九世纪中国一样，同样面临巨大危机，但从表面看，这危机的性质却完全不一样：它是从欧洲内部生出来而非由外力导致的；而且后果也不一样：它为欧洲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新观念，为世界带来了一个崭新文明。不过，倘若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思想和观念的根源，则会发现问题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它们背后其实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外来因素在起作用。在讨论这些外来因素之前，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欧洲在16-18世纪间到底产生了那些新思想。

在哲学方面，最重大的转变就是已经统治西方思想二千年之久的大宗师亚里士多德逐渐被抛弃。十六世纪的兰姆(PeterRamus)和帕特利兹(FrancescoPatrizi)开始攻击他，十七世纪的笛卡儿(ReneDescartes)和培根(FrancisBacon)则创立新说来取代他：前者提出“心物二元论”以及“机械世界观”，试图以科学定律解释世上一切现象；后者则宣扬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仔细观察和实验直接求之于大自然，而不能够凭空猜测。

在科学方面，则在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俐略等连串大发现所奠定的基础上，牛顿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学说，证明天上行星运行以及地上重物堕落两者都服从同一规律，而这规律还可用以解释无数其它自然现象，例如潮汐和彗星，由是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和托勒密天体系统被彻底推翻。这是个震撼人心的大革命，它显示自然万象都遵循简单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通过观测和数学推理发现的，这个认识也就成为此后三个多世纪现代科学大发展的起点。

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发起的改革运动导致了延绵百年（-）的宗教战争，基督教因此陷入分裂与困境，使得像蒙田那样的思想家疏离于正统观念。同时不断发展的科学也对之产生冲击，这表现为具有根本颠覆性的两个思潮。荷兰的斯宾诺莎(BaruchSpinoza)提出了泛神论(Pantheism)：他的《伦理学》以严格几何方式论证，一个无所不在而又全知全能的上帝只能够是大自然本身，绝不可能是传统观念中的人格神；而宇宙间一切现象也只不过是物质本身不同形态(mode)和性质(attribute)之表现，无所谓善恶可言。流亡荷兰的法国人贝尔(PierreBayle)受其影响，通过对彗星的研究指斥基督教会实际上是在宣扬迷信。紧随其后，英国的托兰(JohnToland)和丁铎尔(MatthewTindal)则提出自然神论(Deism)，认为基督教义中不合理性的部分（例如神之降生为人与耶稣死后复活）并无必要，只须保留其普世性的道德伦理教训即可。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在荷兰和法国出现直指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一神教先知为《三个骗子》的地下论文，实不足为奇。这样，到了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约-80），大批思想家诸如伏尔泰、狄德罗等站出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或间接或直接，或委婉或激烈地攻击罗马教会乃至基督教本身，而以自然神论为更合理的替代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政治上，正如中国皇朝与儒学密切结合，欧洲各国政权的正当性也是和基督教休戚相关，这是查理大帝接受罗马教宗册封()之后建立的大传统。因此天主教会的分崩离析以及基督教信仰之被颠覆必然会冲击传统政治信念。在其初，这表现为对于君主体制基础的重新探讨。首先，博丹(JeanBodin)在法国内战中发表《国家六书》()，提出君主必须拥有绝对和不可分割的“主权”以使国家获得安定与幸福，君权由是不再建基于传统。其次，在英国清教徒革命中流亡的霍布斯(ThomasHobbes)发表《鲸鲵论》()，论证为了保障大众生命的安全也就是防止动乱，政治权力必须是绝对的而且集中于一人身上，由是排除了“神授”作为其正当性的保证。最后，洛克(JohnLocke)发表《政府两论》()，它同样从理性出发，却得到了与霍布斯相反的结论，即政治权力必须以民众的接受与福祉为依归，它的基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契约，那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雏形。到了启蒙时代，最重要的三本政治学著作是孟德斯鸠的《法律的精神》()，一部欧洲政治思想比较史，以及鲁索的《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与基础》()和《民约论》()，前者视私有财产为社会罪恶的根源，后者主张人类的完全平等，以及具有无上权威的国家体制——所以他倡导民主政体，却并不重视个人自由与权利，自由主义是后来的发展。无论如何，到此阶段促成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显然都已经成熟了。

除此之外，也还有其它崭新理论。休谟(DavidHume)倡导普遍而深刻的怀疑论，指出除了数学推论和经验知识以外，理性的运用都不可靠，其实都牵涉感情，尤以道德判断和宗教信仰为然。日后康德(ImmanuelKant)的批判哲学便是由此而引发。至于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原富》()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它论证了经济分工、市场机制、个人作为自由经济活动单位的巨大重要性等等，事实上是将有效率社会视为一部自行运转的巨大机器。然而，和一般观念相反，他其实并不赞同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利润的理念。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整体而言，这许多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学说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带有高度原创性，也就是出发点和基本观念与传统学说大相径庭。其次，它们都以客观和深入分析为特征，其中一部分受《几何原本》那样的严格论证方式影响，这在笛卡儿、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尤为明显，另一部分则受培根实事求是，以观察与经验为尚的思想影响，像洛克就是最好的例子。至于牛顿的《原理》则可以说是数学推理和实际观察两种方法之完美结合的最佳例证。

五四和启蒙的初步比较

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面对的危机是遭受另一个更强大有力的文明之冲击，为了免于灭亡，应对之道很自然地就是发愤自强，全面向对方学习，以补救本身之不足；然而，为了移植另一个文明的理念、学术、体制于本身文化土壤，又需要先对具有宰制性地位的传统文化加以批判、攻击甚至部分摧毁和廓清，这可以说就是五四运动的底蕴。至于启蒙运动的根源则在于欧洲传统理念和体制的崩坏，也就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它逐渐丧失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同，这个认同危机导致了各种具有原创性思想、学说的兴起，它们汇集成为潮流之后也同样导致对于具有宰制性地位的传统本身之猛烈攻击，而且至终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理念。

因此，必须承认，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强调的——即两个运动都具有猛烈和公开地批判、否定、攻击传统理念的一面——固然不错，但两者的成因和意义的确完全不一样。但这就引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战国时期之后，中国就再也不曾出现像十七八世纪欧洲那么富于创造力的时代？难道这是因为中国的理念和体制从来未曾遭遇重大危机，故而没有创新的需要吗？很显然，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探究，欧洲那些在十七八世纪间出现的崭新思想到底从何而来。

启蒙运动的渊源

很吊诡，上述问题似乎有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它们都是从欧洲古代存在已久的思想发展出来。就科学而言，我们曾经详细论证，现代科学绝非如李约瑟(JosephNeedham)所宣称是起源于文艺复兴，而是西方自远古以来的科学大传统（那最少要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泰勒斯Thales）发展两千多年之后，再经历十七世纪科学革命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传统的长期酝酿和最终的突变性革命这两者是现代科学出现的关键，两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8]。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现代科学革命的起点，但它和二世纪托勒密的《大汇编》在数学结构上一脉相承，只不过前者改变了后者地心说而已；而且，正如哥白尼自己强调，日心说并非原创，而是公元前三世纪阿里斯它喀斯(Aristarchus)的构想。同样，整个16-17世纪的数学大发展都与古希腊典籍的翻译分不开，牛顿整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论证方式也都是从古代《几何原本》得到启示。

同样，现代政治理念也和古代有千丝万缕关系，将两者牢牢联系起来的是中古欧洲。首先，是北意大利众多自治城邦在十二三世纪间的兴起，它们为古代罗马共和国体制提供范例，同时促进了政治理念的思考。其次，摩尔巴克(WilliamofMoerbeke)在十三世纪中叶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翻译成拉丁文，百年后奥雷姆(NicoleOresme)将之翻译为法文，跟着布鲁尼（LeonardoBruni）再次翻译出另一个拉丁文新译本，可见此书影响之广泛。第三，神圣罗马皇帝与罗马教宗的激烈斗争导致但丁(DanteAlighieri)发表《王政论》（）和马西利乌斯(Marsilius)发表《和平保卫者》（），前者以罗马帝国为普世政体的圭臬，后者则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基础，论证政权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民意基础上。最后，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不但倡导古拉丁文学，而且阐述和发扬古代政治思想。像佛罗伦萨的沙鲁达提(ColuccioSalutati)和布鲁尼师徒二人鼓吹古罗马公民意识和共和体制，便是其中最突出例子。因此他们之后数百年的鲁索(Jean-JaquesRousseau)在《民约论》最后部分同样以罗马共和国和斯巴达城邦体制为其理想是毫不奇怪的。

就宗教而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何已经牢牢掌握欧洲人心灵千年之久的罗马天主教会竟然会由于一个神学教授的攻击而分裂和濒临崩溃，由是导致后来的思想大变革？其中原因很复杂，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除了马丁路德的坚强神学论据以外，便是文艺复兴运动之中人文主义学者鼓吹古典学术与文明的影响：他们究心和宣扬的那些入世的古典理念与摒弃人世间思虑，全心期待天国来生的心态截然相反，因此在根基上颠覆了基督教信仰[9]。人文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为此提供了最佳例证：他提倡人性与宽容，出版经过详细考证的《新约圣经》希腊—拉丁文对照本，那成为新教在宗教改革中的重要依据。换而言之，古典文明通过文艺复兴而复活，是罗马教会建构神权政治体系亦即“地上天国”理念破灭的一个根本原因。

陈方正《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最后，除了历史根源以外，科学对于同时代其它学科的带动也是促成十七八世纪各种新思潮、新理论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笛卡儿作为近代哲学开山鼻祖本身就是科学家自不待言，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在各自的主要著作中仿效几何学推理方式也是众所周知。至于洛克的经验主义则与他早年研习医学有密切关系：他对于化学、植物学、生理学都有兴趣，是所谓“牛津实验圈“的活跃分子——那是皇家学会前身，而他是早期会员之一[10]。至于启蒙运动更可以说是由科学革命所激发。它的前驱贝尔(PierreBayle)深受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影响，它的始作俑者伏尔泰（Voltaire）是牛顿哲学最忠实也最热心的宣传家，《百科全书》是受了十七世纪以来诸多科学发现刺激而出现，而这套大辞典的编辑达朗贝（D’Alembert）更在相当于总序的“初步论述”中将培根、笛卡儿、洛克和牛顿并列为十七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牛顿更被推尊为其领袖[11]。

外来冲击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看来，似乎欧洲思想在16-18世纪之间的转型都是古代各种思想自然发展和彼此交互影响的结果。其实不然，因为到启蒙运动前夕为止，欧洲承受外来文明冲击已将近千年，其影响至为广泛和交错复杂，下面先列表提供概观，然后再作详细讨论。

在下表六项影响中，与科学发展相关者共三项(1,2,4)，与远航相关者三项(3,5,6),与整体发展相关者亦有三项(1,5,6)。

伊斯兰教徒从八世纪开始进逼欧洲，他们首先从北非渡海占领西班牙半岛()，继而进军小亚细亚东部，在在十一世纪击溃东罗马军队并俘虏御驾亲征的皇帝()。这激发了罗马教宗号召和策划全面军事反攻，包括发起十字军东征以及策划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重光运动”（Reconquista）。后者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奇妙后果，即“拉丁翻译运动”，也就是欧洲人得到了伊斯兰教徒已经翻译为阿拉伯文的大量古希腊科学、哲学、医学典籍，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科学著作，然后将之翻译成拉丁文。由是所吸收的大量知识带来了“早期文艺复兴”，那就是十三世纪欧洲中古文明（包括早期大学、经院哲学、中古科学等等）乃至两百年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基础。换而言之，就像近代中国一样，欧洲也曾经通过向入侵者全面学习来更新、重塑本身的文明，并且获得巨大成功。

随后不久，另一股伊斯兰势力兴起，那就是至终攻陷君士但丁堡（）的奥图曼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对于欧洲来说是个大灾难，因为自此它失去东方屏障，伊斯兰军队通过巴尔干半岛长驱直入，以迄十六世纪初兵临维也纳城下。但同样意想不到，那也是个难得的机遇，因为都城行将陷落之际，大批东罗马老师宿儒携同宝贵古希腊典籍流亡到北意大利避难，由是掀起一个“希腊热潮”，这对于古代数学、天文学、哲学的复兴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推动力量——倘若说这个热潮开启了现代科学革命亦不为过，因为不但哥白尼的天文学探究是由此而起，日后的解析学（亦即微积分学的滥觞）也同样是发源于此[12]。甚至前面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之在十六世纪受批判然后被抛弃，也同样和这个热潮有密切关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中古一直不受注意，它是在此热潮中方才被全部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大行其道。柏拉图哲学压过其弟子所意味的，则是数学重要性再度被确认。

当然，从对于欧洲文化影响的角度看来，这些都只是间接的。但伊斯兰还有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那就是其原创科学之为欧洲吸收，包括天文学、医学、作为化学前身的炼金术、精密计算方法，等等。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柯洼列兹米(Khwarizmi)开创的《代数学》，它在十二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巴坦尼(al-Battani)和阿布瓦法(Abu’lWafa)等发展的三角学，那从12世纪开始传入欧洲，其后为拉哲蒙坦那(Regiomontanus)发扬光大；以及图西（Nasiral-Tusi）所发明的“双轮机制”，它是托勒密用以计算天体运行的“本轮模型“的一个重要改进，现在证明为哥白尼在其《天体运行论》中全盘袭用[13]。事实上，欧洲近代科学同时承袭了古希腊和伊斯兰传统，而后两者又有承袭关系，三者都是西方科学大传统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将欧洲由中古带入近代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从十五世纪开始的远航探险。那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带来了无尽财富和数不清的新事物、新知识，由是强烈冲击他们的心灵和观念。这不但对于培根的实验和实证哲学有决定性影响[14]，当也是传统观念从十七世纪开始受到冲击的一个潜在因素。欧洲的远航探险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虽然他们自古就有此传统，但葡萄牙的亨利亲王(HenrytheNavigator)在十五世纪初开始的西非海岸探索却又是伊斯兰因素在起作用。首先，这是将伊斯兰教徒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重光运动“：当时葡萄牙往南推进已经达到半岛南端，运动的自然延伸就是征服对岸摩洛哥的摩尔人(Moors)，但弱小的葡萄牙不可能做到这点，因此在夺取休达(Ceuta)要塞之后就转而沿西非海岸南下，以求从”背后“截取其黑奴与金沙的来源。经过六十年努力，这个目的最后也的确达到了。其次，则是在西非海岸的成功激起了葡萄牙人另一个战略构思，那就是绕航非洲大陆以直达印度，从而夺取利润极其丰厚的远东香料贸易，当时那是雄踞东地中海的伊斯兰政权与威尼斯城邦的专利。此后经过不到四十年的努力，这目的也同样达到了。

JacobBurckhardt,TheCivilizationoftheRenaissanceinItaly,KessingerPublishing,LLC

至于其后的哥伦布西航壮举，却并不能够完全视为上述探险的延续——它的动力最少有部分源于另一个外来冲击，那就是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虽然拔都西征只波及欧洲的边缘，影响却非常深远。首先，它在中亚大草原上开辟了畅顺的东西通道，教廷在震惊之余派遣专使往东方探听消息，建立联系，此后百年间双方外交、商旅人员往来不辍，从而有《马可波罗行纪》之作。此书发表后风行一时，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其中所描述中国与日本之广大富庶更令他们艳羡不已。哥伦布的西航、麦哲伦的环航，乃至十六世纪英法两国多次在北大西洋的远航，其初衷便都是为了另外寻找直达远东的航道。同样重要的是，蒙古西征还促成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多项中国重要发明传入欧洲。它们与欧洲近代出现关系之密切毋庸细表：我们只要想到火药对于欧洲军事力量之提升，指南针之使得远航成为可能，以及印刷术对于传播新教理念的关键作用，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总括而言，欧洲近代思想转型虽然主要来自本身文明的发展，但伊斯兰文明和蒙古帝国的冲击也有关键性的刺激和触发作用，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在历史上所受的外来文明冲击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中国文明：在十九世纪之前，它是否也曾经遭遇巨大危机或者外来文明冲击，从而出现富于创造力的时期呢？在历史上中国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危机，自然就是汉皇朝崩溃，五胡乱华，中原民族大规模往江南迁徙的巨大危机，以及佛教连同印度文化之在此时大规模传入中国，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崭新元素与动力，从而有入世的禅宗在盛唐出现，以及吸收了释道二教理念的新儒家在宋代出现，那都是外来文明激发出巨大创造力的表现。在表面上，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颇为相似：它们的崩溃都起因于大量周边蛮族入侵；与此同时，它们又各自为外来高等宗教入侵。然而，它们此后的命运却完全不相同。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崩溃之后，就为多个蛮族王国取代，罗马文明在欧洲遂渐次熄灭[15]。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文明，它起初孕育了修道院文化[16]，继而产生了罗马教廷宰制下的封建体系。与此同时，出现了恢复罗马帝国的多次努力，但都归于失败。至于中国，则在西晋灭亡之后士族渡江南下建立新政权，并且在佛教盛行的背景下保存传统文化，而在北方建立政权的外族亦逐渐汉化，更数度以皇权断然压制日益高涨的佛教政治势力。其结果是，中国的政治大分裂只延续了三四百年，此后出现的多个一统皇朝在体制上恢复了以皇权和科举（那自宋开始即以儒学为主）为基础的大格局，佛道信仰则与儒学融合，它们虽然深刻影响个人信念与人生态度，但对实际政治则不再发生重要作用。因此，中华文明是将入侵的外来民族与信仰逐步吸收和融化了。当然，印度文明的影响绝不止于佛教，它的文学、艺术、医药、天文学、数学、占星术乃至器物、动植物、饮食、风俗习惯等等也同时传入中国，而且被广泛地被吸，相关的学术典籍颇有流传至今者[17]，但除了高度实用性的医学之外[18]，其它的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中国遭遇的第二个重大危机是在十三世纪为蒙古人所征服。但辽、金在政治上都起用汉人，蒙古人沿袭此传统，忽必烈更倚重刘秉忠为相，日后元代政治结构的改变也都只是为了方便异族统治而已。蒙古治下的中国与其它汗国往来密切，由是伊斯兰天文学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人熟知的是忽必烈召波斯人札马鲁丁(Jamalal-Din)来中国制造天文仪器、设立“司天台”即回回天文台，并造《万年历》()，其后郭守敬参照此历改进中国原有历法成为《授时历》()，两者都沿用至明代。在数学方面，当时的《秘书监志》还记载了该天文台所用23种回回书籍的音译名称。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其中已经有《几何原本》的译本，而且对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治、杨辉二人可能发生过影响[19]。但这不无疑问，而且，无论如何，宋元之间蓬勃发展的数学到了明代却反而逐渐失传。此外伊斯兰医学也同样在元代传入中国，其时的《回回药方》一直流传至今[20]。

中国遭遇的第三个重大危机是十七世纪满人入关，明朝灭亡。与此同时出现，也最为人熟的外来文明冲击，是十六七世纪之交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取得国人信任与敬佩，他们有意识地将欧洲当时的前缘学术特别是数学与天文学传入中国。但这趟危机仍然未曾改变中国政治结构——满人沿用传统皇朝体制比之蒙元更为成熟；至于此番西方学术的输入虽然是起于罗马教廷有目的与计划的行动，又得到朝廷和一些大臣的支持，并且延续一个多世纪之久，但它始终只是由皇家推动，而未曾在民间生根发芽，更谈不到撼动中国数理科学的传统模式[21]。同样，天主教的传播也没有能够改变一般国人的信仰。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从上述讨论看来，不能够不承认，中华文明的确具有极其坚韧的保守力量：它在历史上虽然遭遇多次重大危机和外来文明冲击，但这些都未尝使得其政治体制或者思想、文化、学术出现结构性巨变，所有外来事物都缓慢地被吸纳、消化和融合于传统之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西方如山崩海啸般的全方位冲击方才终于在中国产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迫使它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所有方面作出激进改变以适应新时代的来临。

中华文明坚韧性从何而来？

这种坚韧性和中华文明的延绵悠久互为表里，它到底从何而来是个复杂问题，下面将从历史、制度和哲学等三方面考察此问题，但自不可能详细讨论。首先，从历史上看，秦汉大帝国是在同一广大区域经过长时间酝酿所形成，自殷商以至战国末年达一千四百年之久，大约为罗马从撮薾小邦发展成为帝国所需时间的三倍。数以千计的细小邦国在此漫长时光内反复冲突、争战、相互并吞、淘汰、融合，从而使得至终出现的帝国结构更为细致坚实，幅员更广大，文化更深厚凝聚，更能抵受和吸纳外来的侵扰和冲击。

其次，周初建立的传嫡制度为日后历代皇朝树立了源远流长的典范，虽然逸出这典范的例外经常出现，但这相传不替的大原则却毫无疑问成为了维持皇朝稳定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罗马帝国是从罗马共和国蜕变而来，它的皇帝原则上要得到元老院和民众接纳，但实际上并无具体规定。常见的继承方式五花八门，包括由前任皇帝指定继任人、由军士拥戴，或者通过政变篡夺甚至内战来决定等等，故此政权移交经常造成巨大混乱与危机。它灭亡后继起的蛮族王国亦有同样问题，例如卡罗琳帝国是最接近能够一统欧洲，恢复罗马旧观者，但由于查理大帝临终时裂土分封诸子，结果不及百年帝国便分崩离析了。

除此之外，秦汉时期发展出来的郡县制度和相应的官吏体系也是维持庞大帝国稳定之所必须。罗马帝国缺乏相应的常规治理体系，它覆灭之后为继起的蛮族王国填补这个严重空白的是罗马教会，各地主教实际上成为地方民事长官。因此卡罗琳帝国和其后的神圣罗马帝国要励精图治和发展都必须和教会紧密合作，否则无法抚恤和管理民众。这导致了教会在十一世纪的崛起，以至寖寖然与世俗君主分庭抗礼，乃至以教法号令欧洲，甚至以宗主自居，由是造成政教之间的长期紧张和冲突，那无疑是欧洲至终无法重归一统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所以，从中央以至地方，稳健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华帝国坚韧延绵的主要因素。

第三，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征是注重理性思辨和理论建构，它的精神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灌注于整个西方文明，那不但是其科学大传统的内核，也同样是其它人文科学例如政治学和神学的源头。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都”理念、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VIII)的政教“双剑”教条（TheDoctrineofTwoSwords），以至出现于启蒙时代的大量现代政治理论都是由此而来。它们都能够为新的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从而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演化。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孔夫子极端重视政治，但他的教训都是直观和发自肺腑，而非建立于繁复思辨之上，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我欲仁，斯仁至矣”，“巧言令色，鲜矣仁”，便道尽其意。孟子的名言“吾岂好辩，吾不得已也”，“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更反映出重视内心修养而轻视言辩的态度。至于老庄，则大多以比喻、寓言、格言的方式立说（《庄子》内篇自是显著例外），更何况政治建构是他们最反对也最鄙视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痛斥和“小国寡民”的理想正好透露了其中消息。最后，法家虽然善于论辩，也都致力于建立体系，但他们究心的仅在于帝王治术，而非更高层次的政治哲学。统而言之，中国政治哲学或立足于直观的道德指令，或陷入驾驭臣下和民众的策略，而没有理论探究与建构的兴趣。这是个中西政治哲学传统上的巨大差别，它也很可能也是使得中国大一统格局稳固不变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此格局下政体的改变就只能够是改朝换代，而并没有任何其它体制可以从观念上得到启发和支撑。从此看来，辛亥革命的根本大转变是由于西方侵略所导致的亡国危机以及其共和思想之传入两者同时作用方才能够触发，就是很自然，很容易理解的了。

方豪《中西交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个文明的坚韧性和它的创造能力两者之间其实隐含了对立关系，因此不可兼得，也难以划分好坏。坚韧意味着稳定不变，延绵悠久，这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美好可欲的；而真正强大的创造力自不免带来剧变，特别是对于原来模式和价值标准的冲击、摧毁。所以在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本能地抗拒剧变，而且总是能够成功——直至十九世纪为止。但我们也总不免会奇怪，倘若中华文明不是那么的坚韧，而更能够从根本上接受外来事物和变化，那么耶稣会士的东来是否就可以引发像欧洲中古“拉丁翻译运动”那样的文化更新，从而令中国思想的大转型提早两百年，也就是在牛顿的年代，就开始呢？当然，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就在于这不可能发生。不过，在已经大变的今日世界又如何？中国仍然要坚持它的无比坚韧特征吗，还是应该改变一下，更着重于发挥它的创造力呢？这应该是个经过思考的选择，而不再仅仅是跟随传统了。

余论：从启蒙和五四看未来

如今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足足一个世纪，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纪念它呢？以今日中国的成就去衡量，则必须承认它是相当成功的——当年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注重个人独立意志和权利的新观念、自由婚姻，以至推尊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发展民主体制和科学等等，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个人所接受，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其中科学、工业以及高深技术的发展，更已经获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由于此运动带来的改变和信心，中国已经有力地响应了西方一个多世纪的冲击，不但仍然屹立于世界，更且能够与西方分庭抗礼，并驾争先，成为其畏惧的对手，那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不争事实。其实，那和中古欧洲奋发图强，经过三四百年之久的努力（约-）然后能够与奥图曼帝国旗鼓相当地对垒不无相似。我们必须记得，就在欧洲建立海上帝国于远东（）和建立海外帝国于美洲（-34）之际，奥图曼最伟大的君主苏里曼大帝（SüleimanI,theGreat）犹率领大军围困维也纳（），临终之前又围困马耳他要塞（），虽然两趟都无功而返。此时欧洲在科学和政治上的创造力刚刚开始迸发，它与伊斯兰力量的对比亦正中逆转，但他们决定性地击溃奥图曼军队的山塔之役(BattleofSenta,)却仍然在遥远的年之后。

回顾这段历史，很显然，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百周年最需要思考的是：在继续向西方乃至全世界学习的同时，如何才能够激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力。在今日，科技创新的重要已经举国皆知，在这方面中国虽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已经在竭力追赶，而且在许多领域也获得耀目成绩了。然而，在文化、哲学、政治学等其它领域，我们却仍然未曾脱离五四心态——也就是说，或则以从西方传入来的学说、模式为圭臬，或则以传统观念为典范，却始终没有开天辟地，独立创新的意欲、冲动和尝试。这不能不承认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缺陷，一个危机。因为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国家如何富强，倘若缺乏了能够令世人翕服的独特文化观、政治观、世界观，那么中国就难免停留在世界工厂的位置，而不可能像启蒙时代的欧洲那样，为世界缔造未来的文明。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深切意识到，有相当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是极其不满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始终没有引入英美式的民主，而是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发展出独特的民主集中制来。他们认为，在这方面继续向西方学习，以完成德先生未竟之大业，方才真正是发扬五四精神，纪念五四运动百周年的正道。但这种想法有两个大问题。首先，尽人皆知，西方式民主当下正陷入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无论英美抑或欧洲诸国皆然。而且，如许多英美学者在深刻反省之后坦白承认，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在科技飞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两个大趋势冲击下所暴露的民主机制之根本缺陷，即外部压力所导致的内部大分裂、剧烈党政，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民粹主义。其次，西方的体制即所谓“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democraticorder)有个基本假设，即自由的个人是根本，国家只不过是这些自由个体之集合，它的职能和意义只限于协调个人，为个人服务，而它本身必须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愿之上。这套观念非常动听，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但它也有个根本缺陷，即是对于目前通过高科技建构起来的社会而言，日益与现实脱节而失去意义。最显著的例子是，现在绝大部分人的技能和工作都不断地被边缘化乃至淘汰，因此他们的生计乃至全部生活都逐渐必须由政府全盘承担和安排，政府也因此必须掌握社会上越来越大部分的资源。又如人际交往方式，亦即电子社交媒体的控制和管理，也同样别无它法，只能够由政府和极少数媒体平台巨商来全盘决定。相类似的各种其它权力由于其本质而必须大规模集中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那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人与国家的关系也被迫随之而改变，无论个人观感如何，科技已经使得社会整体亦即国家已经成为主体，而再不仅仅是个人的松散集合了。这和大量相类细胞的集合经过紧密互动而进化成为具有中枢神经、循环和消化系统的多细胞生物是非常相似的。

启蒙是个推翻陈旧学说，迸发创造力的时代；五四是个推翻传统，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康德曾经说过：“启蒙是人从强加于自身的教导之中解放出来。受教导意味缺乏指引就不能够运用自身理解能力”[22]。在纪念五四的百周年之际，国人是否应该开始认真考虑，这是放下五四，走向真正的启蒙，自由迸发自己在各方面的创造能力的时候了呢？

陈方正《用庐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

注释：[1]此会在年五月五日开幕，总结讨论在五月七日下午举行，随即闭幕。这个讨论的正式记录目前无法找到，此处所述是凭个人当时的笔记。[2]见笔者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五四是独特的吗？——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比较”，嗣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第53期（年6月）第33-45页；以及在中国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从大逆转到新思潮——五四与启蒙运动比较重探”，嗣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第期（年6月）第29-41页；两文俱收入陈方正着《现代世界的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7-76页。[3]见上引《现代世界的建构》第47-48页，以及作者下列两篇分别讨论土耳其与日本的启蒙运动型态的文章：“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收入上引《现代世界的建构》77-91页；“论启蒙与反传统——五四运动与凯末尔革命的比较”，收入《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页。[4]见前引《现代社会的建构》第70-76页。[5]胡适一再将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新潮》杂志的英文名称就是Renaissance，那都可以说是美丽的误会，其实五四与文艺复兴两个运动性质相去甚远，难以相提并论，毋庸赘辩。[6]这方面的研究是最近方才受到注意的，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联书店，），特别是第-页有关此等报刊状况的详细表列。[7]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萌芽是从留学生学成归国在大学任教（最早大约在年前后）方才真正开始的，十九世纪在国内的大量翻译和科学研习（例如李善兰的工作）虽然成绩斐然，但对日后科学发展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很值得注意的是：数学天才华罗庚能够自学成才正就是通过在《科学》阅读和发表文章，他在年写成（但由于时局艰难，直到年才得发表）的《堆垒素数论》则是此时期出现的第一部重要科学原创作品。[8]见作者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三联书店，），特别是其导论和结论部分。[9]讨论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是JacobBurckhardt,TheCivilizationoftheRenaissanceinItaly(NewYork:RandomHouse[])，其主要论点是文艺复兴对于基督教思想造成沉重甚至致命打击，故而断言(该书p.)：“这样，获得拯救的需要在意识中就越来越淡薄，同时现世的进取心和思想或则全然排除有关来世的一切思念，或则将之转变为诗意而非信条的形式。”这观点曾经引起极大反响和争论，百年不息，但只是被弱化和修订，而始终没有被否定。见PhilipLeeRalph,TheRenaissanceinPerspective(London:BellSons),Ch.1。[10]见RobertG.FrankJr,HarveyandtheOxfordPhysiologist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p.49-51,-,-;有关“牛津实验圈”人物的表列在该书pp.63-89,洛克在p.72。[11]见JeanD’Alembert,PreliminaryDiscoursetotheEncyclopediaofDiderot.R.N.SchwabW.E.Rex,trans.（NewYork:Bobbs-MerrillCo.，3）,pp.94-.[12]有关文艺复兴、希腊热潮与十六世纪数学复兴的密切关系见下列专著：PaulL.Rose,TheItalianRenaissanceofMathematics:StudiesonHumanistsandMathematiciansfromPetrarchtoGalileo(Genva:LibrairieDroz,)。[13]有关伊斯兰原创科学见前引《继承与叛逆》第八章，有关图西“双轮机制”见该书第-页。[14]见PaoloRossi,TheBirthofModernScience.CynthiaIpsen,transl(Oxford:Blackwell,).[15]至于东罗马帝国虽然此后还延续近千年，但它所代表的却是希腊化的基督教文明，而且在七世纪之后就日益丧失发展活力，因此逐渐萎缩以至于灭亡，所以不需在此另作讨论了。[16]对此过程的详细讨论见PierreRiché,EducationandCultureintheBarbarianWest:SixththroughEighthCenturies.JohnJ.Contreni,transl.（Columbus,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7]在史书中著录的包括多种婆罗门天文、婆罗门算经、多种聿斯经、太史瞿昙悉达所翻译的《九执律》，以及各种药方、医方、仙人方、养性方等等，详见方豪着《中西交通史》上册第十二章，第-页。[18]印度医学对于中医理论、疗法和药物学都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见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与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三、四章。[19]见上引《中西交通史》下册第-页所引严敦杰的论文，但此说并不为一般数学史家认可，见Jean-ClaudeMartzloff,AHistoryofChineseMathematics(Berlin:Springer,),pp.-。[20]详见上引《中西交通史》下册第十一章。[21]韩琦的《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是对此过程一个很细密的研究与考察，其页-的结论是：康熙与雍正二帝对西方数理天文的态度是西学传播盛衰的关键，也就是说，此学说对于广大士人并未曾发生深入和根本性的影响。[22]“Enlightenmentisman’sreleasefromhisself-incurredtutelage.Tutelageisman’sinabilitytomakeuseofhisunderstandingwithoutdirectionfromanother.”见ImmanuelKant,“WhatisEnlightenment?”,inIsaacKramnick,ed.,ThePortableEnlightenmentReader(NewYork:Penguin,),p.1.作者译文。

后记此文原为提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年4月在北京所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嗣经补充和修订。

年4月4日于用庐年1月31日修订（本文原刊《中国文化》年春季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刘梦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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