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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熊彼特
编者按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角色。无论你是否认同他的学说，但绝对不能对其学说视而不见。那么，现代社会的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以及他的学说？不妨让我们听一下另一位经济学巨匠熊彼特的观点吧！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社会学家、社会学三巨头之一、千年第一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未被认识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以作者个人的方式、带着个人的印迹出现的，这些是人们能看到、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将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免受我们的喜好憎恶的影响。我们不必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定是在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应是黑暗中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或者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特别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井不能给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过去的20年里，世界目睹了马克思学说的有趣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苏联受到敬仰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涵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思想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像低微的宗教的教义和中世纪的领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一样。但另一个现象却不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直到20年代，在美国，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那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直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而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它在所有的国家中有着最深厚的马克恩主义的传统——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学派在战前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保持了活力，正像先前经济萧条时期那样。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不光是那些和社会民主党有关系的领导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实践上过于谨慎保守的领导人)在继承旧的信条方面有些误入歧途。同时，他们对马克思的这些教义有着对神一样的态度，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看待经济问题。美国的现象也很独特。我们不关心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概括一下许多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马克思的预言的轮廓和内容以及它们的涵义，还是值得的。(①我们尽量不多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提供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因为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想得到马克思著作的目录和其生平资料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有关的字典里找到.特别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或《社会学百科全书》中。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最为方便.在众多的传记作品中我认为E?梅林的最好。至少对一般读者而言是这样的。)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他不间断地为武装自己而学习，努力掌握一切应该掌握的知识，从而避免使自己形成偏见、形成非科学的其他目标，虽然他是在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工作着。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他不由自主地把对问题的兴趣本身看得最为重要，而不管他在多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终结果上。在工作时他主要关心的是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来使分析工具变得锋利，关心如何使逻辑困难得到解决，关心建立一个理论基础，以获得一个在性质上、目的上完全科学的理论，不论它可能有什么缺点。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反对者都会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中成就的实质。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比单纯的专业理论家高出许多，以至于对他们来说，给予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太多的声誉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亵读。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们对他的看法和他的理论观点感到不满，他们几乎不可能承认，如果他的有些工作是由其他一些人做的，他们会给予这些人很高的评价。而且像冰冷的金属似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浸润在如此热烈的语句中，以致获得了不是这个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热度。如果有人对马克思被认为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家有所怀疑，那他一定是想到了那些语句而不是他的思想，想到了充满热情的语句，以及对“剥削”和“贫困化”的控诉。当然，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对奥克内女士的刻意的影射和批评，都是这些表现的主要部分。它们对马克思本人很重要，对他的朋友和怀疑者也很重要。它们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坚持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在与他的导师相类似的主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从根本上和其导师的主张不同的，但它们并不影响他的分析性质。那么马克思是否有导师呢?有。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个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的学生。这一点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论证明显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开始的，而且因为他从李嘉图那儿学到了分析的艺术。他总是运用李嘉图的工具分析每一个以难题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他以前在学习李嘉图的理论时遇到的，他还利用他从李嘉图那儿发现的为今后进一步工作所需要的启发。马克思本人是承认这一点的，但他不认为他对李嘉图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到教授那儿去时所做的那样：听他几乎是不间断地反复讲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加上机器又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家把功课做出来。围绕马克思争论的双方都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李嘉图的理论不是惟一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产生影响的理论，但没有比魁奈影响更大的了;从他那儿马克思得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过程的基本概念，这需要在这儿概要地提及一下。在—年间，有一群英国作者试图发展劳动价值论，他们可能提供了许多建议和细节，但这包含在了我们要提及的李嘉图在当时的思想中。有几个作者，马克思不甚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和马克思保持一段距离，他们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和马克思相近，在此不拟详述，因为并非每一件事都和主要的争论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的成就就明显要弱一些，他在这方面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平。现在，对于一个极简略的马克思观点的概要，对于《资本论》的结构，难免有许多指责是不公正的。这部著作有些部分尚未完成，有些部分遭到不少的非难，但它仍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非凡的轮廓!1马克思自己在一些方面也和当时以及后来的理论家一样，用价值理论作为其理论结构的基石，开创了理论的新纪元。他的价值理论继承自李嘉图。我相信像陶雪格教授这样杰出的权威不会同意这点，他总是强调它们的差别。他们的理论在语言表达、推断方法、社会学涵义上有许多差别，但在今天的理论家关心的纯理论的内容方面没有多少差别。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和这个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成比例(在完全均衡、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个劳动量是由现存的标准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两人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量，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劳动归结到单一的标准上来。两人都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开始研究时遇到的相同的困难(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向李嘉图学习时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关于垄断或者我们现在所称的不完全竞争就无需说什么了。两人都用相同的论点回答批评者。只是马克思的论点不那么客气，更加冗长，以及更富有哲学意味(我们用这个词的不好的意思)。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价值理论不令人满意。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讨论中，正确的东西确实不是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的“源泉”和“原因”。这个问题也许是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要从中推导出伦理学的结果，马克思本人当然并非对这方面的问题毫不关心。然而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要描述和解释实际的过程，问一下“劳动价值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作用的”也许更重要，真正的困难在于它做得是如此不好。首先，在不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就不适用了。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惟一要素，而且劳动只能有一种形式。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满足，则另外的假定必须引入，分析的困难又会增加，问题立刻变得难以处理。这样，用劳动价值论来推理只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才可行，因而没有实际的重要意义，虽然可以说，从历史的趋势看，它有着大致相近的意义。最早用于代替它、现在有些过时的理论，是边际效用理论。一般认为，它在许多地方更为优越，但其真正的优点在于更普遍、适用性更强：一方面，在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适用;另一方面，在出现其他因素和其他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劳动时也都适用。此外，如果我们将已提到的限制性假设引人这个理论，就可以得出价值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因此问题应当是清楚的，像他们以前想做的那样，不仅让马克思主义者来质问边际效用理论的有效性是荒谬的(这是他们面对的)，而且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错的也不正确。2虽然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以此为出发点的不足，但他们对有些不足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尽力解决剔除“自然的因素”所引起的问题，也就是使自然因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由惟一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来决定。人们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实质上也就是要解决这种“剔除”问题的，马克思的理论也同样如此。一旦我们有了分析工具，把地租问题像工资一样处理，所有的困难就会消失。因此无需再来说马克思绝对地租学说较之级差地租学说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无需再说它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但即使我们不考虑自然因素的问题，困难仍然存在，它产生于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的资本。对李嘉图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四卷第一章中，他引入并接受了一个事实而没有试图质疑，这就是：资本货物，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用于生产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会以给这些资本的所有人一个净回报的价格出售。他意识到这个事实与花费在从投资到生产出产品的过程中的时间有关，它将使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包含在其中的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有所偏离，这也包括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劳动时间，而这个时间在所有行业中都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他冷静得就像这是在赞同而不是反对他的价值理论一样。除了这点以外，他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次要问题上，显然，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仍然说明了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马克思也引入、接受、讨论了同样的事实，并且从未对其真实性表示过怀疑。他还意识到这似乎和劳动价值论有矛盾。但他认识到李嘉图对待这个问题的不适当之处，在以李嘉图给出的形式接受这个问题的同时，认真地着手解决问题，像李嘉图一样用几百页纸来进行阐述。3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他不仅揭示了许多和问题本质有关的概念，而且还发展了他接受的许多观念。例如他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的划分适当地取代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用“有机构成”这个更严密的概念取代李嘉图的“生产过程期间”这个不成熟的概念，有机构成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他还对资本理论作出了许多其他贡献。然而，我们现在仅讨论他对资本的净收益的解释，也就是他的剥削理论。群众不总是感到他们在承受苦难、遭受剥削。但替他们表达看法的知识分子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受到了剥削，不过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那个短语，即使马克思想这样做，他也没法办到。他的功劳就在于他察觉到了各种观点的弱点，在他前面的众多的思想的导师曾试图说明剥削是怎样发生的，直到今天仍是这样。那些通常所说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欺诈行为不能使他满意。他要证明的是：剥削不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他是这样论述的。形成劳动力的人们的大脑、肌肉及神经像以前一样只是潜在的储备或资本。这种储备或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是以一定数量存在着的物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种商品，像其他商品一样。我们只要想一想奴隶社会的情况就会很清楚。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工资合同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雇主对“自由”劳动力的买卖就和奴隶社会的情况一样，不是真正购买劳动者本身，而是购买他们潜在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既然劳动力(不是劳动服务或者实际的劳动时间)在那个意义上是一种商品，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也就是说，它的价格必须通过竞争形成，和“生产”它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成比例。但是生产这个存在于“产品”上的潜在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是多少呢?这应该是与劳动者得到的吃饭、穿衣、住房、哺育下一代的费用相当的劳动时间。这些构成了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如果他将其中一部分出售，用几天、几个星期来表示，他就能得到和这部分劳动力价值对等的工资，这正像奴隶贩子在奴隶市场上出售奴隶一样，他得到的是和生产这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对等的价格。必须重申，马克思很清楚那些普遍的口号，尽管形式各异，它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被掠夺、被欺骗，而且因为他的可悲的弱点，他只能被迫接受任何形式的欺骗。事情还不只是如此简单，他还获得了他的全部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但是，一旦“资本家”获得了那个潜在的服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工作更长的时间——提供比生产那个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力更多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强迫工人劳动更长的时间，这比他们支付的要多。既然最终的产品的售价也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成比例，这就使两个价值间存在差别——不是从其他地方产生，而是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运用中产生的——它必然要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而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虽然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少于其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从消费者那儿获得的收人也不多于他售出产品的全部价值，但他攫取了剩余价值，也就“剥削”了劳动力。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没有借助于产品价格的不公平、限制生产或是欺诈等原因来分析。马克思当然没有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但他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它们，并未把结论建立在它们之上。让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这个理论的教学方法。不管“剥削”这个词现在的涵义如何特殊，或者和一般的涵义有何不同，不管它从自然法则、经院哲学家的哲学以及启蒙作家那儿得到的证明是多么值得怀疑，它已经进入了科学理论的领域，并起到鼓舞马克思的追随者在斗争中前进的作用。在看待这个科学观点的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区分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总是被批评家所忽略。在一般的水平下，在静态的经济过程中，很容易说明，按照马克思的假设，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论，即使我们假定它对每一种商品都是正确的，也不能用于劳动力商品，因为这意味着工人像一台机器那样，是根据一定比例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成比例。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接受了拉萨的“铁的工资规律”，或者直接和马尔萨斯主义展开辩论，像李嘉图做的那样，他就会改变他的见解。但既然他明智地拒绝那样做，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一个基本的支柱。另外，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资本家雇主都能从剥削中得到利润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试图扩大生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工资增加，使利润变为零。无疑可以用不完全竞争的理论，用竞争的摩擦、制度的阻碍，用强调货币信用领域所有可能的障碍等，来对此情况作一些修正。但用这种方式只能得出一个折衷的状况，这样做是马克思所鄙视的。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我们只要看一下马克思分析的目的就会懂得他不必去应战，因为这很容易伤害他。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了解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完全均衡条件下在静态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定理。既然他的分析针对的不是一种均衡的状态，根据他的理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达到，相反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则前面有关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决定性的。剩余价值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可能不会产生，但因为均衡永远不会建立起来，因此剩余价值总是会出现。它们总是趋于消失，但又总会产生，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这个辩护不能挽救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用于劳动力商品时，或者用于它支持的剥削观点时。但是这将使我们对其结果有更好的解释，虽然有关剩余价值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会将剩余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中除去。这个方面被证明是很重要的。这也使马克思其他部分的经济分析的结构更加清晰，从而说明了那个结构遭到了针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攻击，却没有造成致命破坏的原因。4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讨论以平常的水平进行的话，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多。或者我们会看到，当马克思的信徒按照导师的方法去做时，他们面临的困难也会很大。首先，剩余价值理论并不能使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前面提到，这是由劳动价值论和明显的经济事实间的差异所决定的。相反，它使差异变得更大，因为根据这个理论，不变资本，即不含工资的资本，不会把比消耗在生产中的价值更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只有工资性的资本是这样的，而且企业的利润随着它们之间的有机构成的不同而不同。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总的剩余价值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以使每个企业得到和其总资本相对应的利润，或使个别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相等。我们容易看出，困难总是来自于制造一个没有根据的理论的企图。然而，马克思相信上面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产生一致的利润率，有利于解释以下问题，即由于这个因素，如何根据商品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产生了商品的比价关系，而且提供了对另一个“规律”的解释，也就是在古典学说中有重要地位的利润率有内在的下降趋势的规律。这种趋势事实上在那些在总资本中固定资本相对较多的、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是很可能发生的。如果这些行业中机器设备的相对价值增加较多，正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而且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剥削率保持不变，那么总资本的利润率一般就会下降。这个观点曾得到许多赞赏，马克思本人大概对此也甚为满意，正像我们自己的理论解释了一个用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样。讨论一下这个理论的优点以及马克思在创立这个理论时的某些错误，会是件有趣的事。我们无需专门这样做，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讨论另一个有着相同的性质的不同命题，它是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力量的一个理论，它把剥削理论和马克思的下一个分析内容联系了起来，这个理论通常被称为积累理论。资本家将从被剥削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按有些信徒的说法是全部)转化成资本——生产资料。如果不用马克思的术语的涵义，这个部分就是平常人们很熟悉的储蓄和投资。对马克思来说，光有这个事实还不够：如果资本主义过程呈现为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过程，这事实就应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从资产阶级的心理因素解释这种需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像马克斯?韦伯那样用清教徒的行为——不用取得的利润去享乐——来说明资本家积累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并不忽视任何他认为可以借助这个方法得到的支持。但对于马克思那样的理论体系来说，这里必须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是它迫使资本家去积累，而不管他们感觉如何，这比从心理上的原因去解释要有力得多。所幸的是这儿的确有这种东西。为了说明强迫储蓄的本质，也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也即我像他那样假定，资本家进行储蓄时，实际上意味着相应增加了实际资本。这种变化起初总是发生在总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部分，即使它的目的是增加总资本中的不变部分，特别是被李嘉图称为固定资本的部分——主要是机器设备。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曾经指出，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剥削所得将促使资本家扩大或试图扩大生产，因为赚取更多的利润是他们的根本出发点。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进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工资率或降低产品价格，将会导致剩余价值的减少，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个极好的例子，马克思对此非常熟悉。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这个趋势本身构成了迫使他们进行积累的另一个原因，这最终又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状况变得更糟。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一个“静态”过程中也有一种强迫积累的因素存在，这个过程不能达到均衡状态，直到积累使剩余价值减少至零，最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然而，对强迫积累而言，更重要、更起作用的是另一些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更不会以静态的方式扩大。它不断地被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新企业、新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或产业结构中的新的商业机会从内部革新。任何现存的工业结构、经济环境总是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它还没有被淘汰以前就已经被改变了。经济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意味着混乱。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否是完全竞争，在这种混乱中竞争的方式和在静态过程中的竞争是完全不同的。以生产新产品或以更便宜的价值生产旧的产品以获取利润的可能正变为现实，这就要求有新的投资。这些新的产品。新的方法和原来的产品、原有的方法的竞争不是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建立在前者的决定性优势上的，它可能意味着后者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取得的。为了不在降价中受损，每个企业最终都被迫进行投资，同时，为了这样做必须抽出一部分利润，也就是进行积累。这样，每个资本家都要进行积累。马克思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产业变化过程，也更充分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本质。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在他看来，那个机制变成了众多资本解决自身问题的惟一机制。他没有适当的企业理论，他没有正确区分企业主和资本家，加上他在理论技术上的缺点，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谬误。但是对马克思而言，仅仅是看到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证中得不到的结论可以从另一种论证中得出，那么上述推论就不再是致命的缺点了。即使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曲解，也可以由包含这些错误和曲解的论证在总体上的正确性来弥补。我们前面有过这样的例子。从本来的情况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资本主义过程能经常产生暂时的高于成本的利润，其他理论也能很好地说明这点，虽然不是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出的。马克思的下一步则是论证积累问题，这没有因他前面的疏忽而受损。同样，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创立强迫积累的理论，而这对他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在解释方面的缺点没有产生多大害处，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我们自己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满意的解释，利润的下降可用其他原因加以说明。从长远看，整个工业资本的总利润率，不一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由于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理由而下降。这一点能够证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以下这条就够了：每一个企业的利润不断地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的威胁，这种竞争来自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的出现，这种竞争迟早要使企业受到损失。这样我们找到了驱动力，还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即不变资本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个别资本货物的集合永远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不必依靠他的那些观点，因为它们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马克思理论链条中的下一个环节，这就是资本集中的理论，也即他对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和控制单位有扩大规模的倾向的论述。他的所有的说明，除去比喻，归结到一个简要的说法上就是“竞争战是靠降低商品的价格来进行的”，而这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依靠一定的生产规模，依靠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这种说法很像现在的教科书里的说法，不怎么深刻和令人赞赏。特别是它是不完整的，因为马克思只是强调个别“资本”的规模，在对效率的描述中，马克思在技术上遭到许多阻碍，不能有效地说明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情况。然而，除马克思的信徒以外，这么多经济学家宣称钦佩这个理论并非是没有理由的。考虑到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预言大企业的出现这一件事，就是一个成就。但他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巧妙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起来，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部分——不仅从实际形态方面，而且从逻辑上。他正确地看到了一些结果，例如，众多私人资本的大量增长成为生产方式本身发生革命的不可阻止的物质基础——而其他因素至少是片面的或是歪曲的方式。他以阶级的战争、政治使人们兴奋，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理论比那些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要高出许多，对那些没有任何想象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做下去，而不受由他个人的性格而形成的动机以及在内行看来是不严格的因素的影响，因为毕竟工业巨人已经出现，而它们要创造的社会环境也同样已经出现。5加入另外两个内容就将完成这个框架：马克思思想的困化理论和他的理论。前者的分析和看法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而后者的分析和看法都显示了优点。马克思无疑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在较富裕的阶层中是下降的，在低收人的阶层中更是得不到改善，阶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或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作为一个预言，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很难将出现在面前的截然相反的情况解释清楚。首先，即使在今天，一些个别的例子也显示了试图拯救那个“规律”的明显趋势，这些例子是用工资的统计数字来证实存在这样的趋势的。然后，又有人试图给出不同涵义的解释，也就是说，说明它不是参照实际工资率或不是参照分配给工人阶级的实际份额的绝对数，而是参照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虽然事实上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章节里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但这明显与大多数章节相悖。此外，接受这个解释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额是下降的，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考虑过那个相对份额，那么只能给自己增加困难。最后，这个命题本身仍是错的。因为整个收入中的工资和薪水的相对份额是在变化的，但每一年变化很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定的，明显没有下降的趋势。然而，这里似乎有另一种克服困难的办法。一个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可能不能正确地显示出来，在此情况下还可能会显示出相反的趋势，也可能隐藏在被调查的对象内，或可能被其他的条件所掩盖。这实际上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方法。例外的情况，比如在殖民扩张时期，或者更常见的是在19世纪建立新的国家的时期，它被认为是创立了一个被剥削的受害者的“禁猎期”。下面我们会涉及这个内容。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一些事实在表面上支持了这个论证，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不特别，如果那个趋势是本来就有的，则这个论证也能克服困难。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这个部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里分析的基础和见解都遇到了问题。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也即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创造了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的理论又是建立在李嘉图关于机器的学说的有关章节的基础之上的。除了价值理论，马克思没有其他观点像这样完整地建立在李嘉图之上而不增加任何基本内容。我当然指的只是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问题。马克思确实总是补充一些次要的论点，比如将不熟练工人被熟练工人代替这种恰当的概括归入失业的概念中。他还引用了大量的实例和术语，最重要的是他增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广泛的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背景。李嘉图一开始赞同这个看法，一般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不可能给劳动者带来好处。当他怀疑这个观点或对它的普遍规律地位产生怀疑时，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风改变了主张。以同样坦率的个性，他持有了相反的看法，用他习惯的“设想一个特例”的方法，举出一个为经济学家所熟悉的例子，以说明问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只是证明了一种可能性，未必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不否认使用机器在日后的总产量、价格等方面，最终将给劳动者带来利益。所举的例子在它的范围内是对的。今天更精确的方法证实了它的可能性，这些方法还能阐明决定将来发展的结果是否正常的条件。这当然是纯理论都可以做到的。为了预测实际结果，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但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子呈现出更有趣的特征。他假设：一个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一定数量的工人的企业决定实现机械化。相应地，企业安排一组工人去建造机器，建造好以后，企业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解雇。利润最终可以保持不变(经过比较调整，将去掉任何临时收入)，但总收入将会改变，这个数字正好和先前付给那些现在“自由”了的工人的工资相等。马克思的关于用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处理方法几乎和它是完全一致的。李嘉图强调的多余人口和马克思强调的过剩人口如出一辙，马克思用它代替“产业后备军”这个术语。马克思完全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只要我们想到马克思建立在这一薄弱基础之上的理论，李嘉图本来能够接受的观点就变得不正确了，这事实上成了体系不一致的原因，对最终结果的正确看法也于事无补。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同时，他全力抨击那些发展了李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涵义的作者们，这个涵义是：即使采用机器会带来损害，但机器时代对劳动者总有好处(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不喜欢的东西)。他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的产业后备军的理论非常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为一些次要的目的服务之外，它主要服务于两个基本目的。首先，我们看到，他反对将他的有关剥削的理论说成是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支柱，他对这点甚为反感，这很容易理解。他放弃了我们所说的他的剥削理论的一个支柱，那个支柱被因为经常产生而经常存在的产业后备军取代。其次，他采用的关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械的范围的狭隘观点是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马克思这一卷著作的结论，而且是整个理论的最终的结论。我将较完整地引用它们，比在讨论中所涉及到的更加完整，以便让读者对马克思有所了解，不论读者对马克思的态度是如何大相径庭，是对马克思怀着热情的人，还是对马克思有所轻视的人。无论这是对真理的预言，还是与事实不相符。它是这样说的：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削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6马克思在商业周期领域里的贡献是难以评价的。许多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包含在许多言论、注释中间，其中大部分是偶然形成的，散布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也包括在许多书信中。这些零散的、稍纵即逝的东西除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的雏形外，甚至在马克思本人的脑海中也没有形成体系。将这些东西重新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体系的尝试，由不同的人做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由那些钦佩马克思的人来做可能会以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使它变得更糟，实际上那些后来的研究成果只是他们把自己证明的东西归于马克思的结果。由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众多的贡献，一般的朋友和论敌过去和现在从未认识到摆在评论者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任务。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该问题发表评论，说明这明显和他的基本主题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里必然有一些简单、明确的马克思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它可以从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其他逻辑中产生，正如剥削理论从劳动价值论中产生一样。于是他们着手寻找这种理论，可以想到他们的情形如何。一方面，虽然他的内心不是非常地激动，马克思无疑称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提供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他突出地强调不断增长着的劳动群众的苦难。把危机或萧条归咎于受剥削的群众无力购买不断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的或将要生产出的产品，以及由此造成的无需重复的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倒闭等原因，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这样我们似乎真的可以根据我们想要强调的事物，提出“要么是消费不足、要么是生产过剩’这种最不值得重视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属于消费不足产生危机的理论。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中，马克思的学说和洛贝尔图斯以及西斯蒙第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很明显的。这些人支持消费不足的看法，因此推断马克思也有同样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关于危机的简要的陈述中看到这个观点。虽然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多一些，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马克思很理智地否认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事实上他没有一个简要的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也不能从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规律”的逻辑中得到这个结论。即使我们接受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所作的解释、有关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与不变资本相对增加有关)以及人口过剩的理论——过剩人口无情地加深了劳动群众的苦难，再把它们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逻辑链条联系起来，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需要解释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以及繁荣和萧条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总会发生的许多偶然的事件，用以弥补那些基本解释的不足。这里有计算错误、预测错误、乐观和悲观的波动、过度投机以及对这种投机的反应，还有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积累过程的机制是匀速运行的，他描述的过程也是可能匀速运行的，从这个逻辑出发，应该没有繁荣和萧条。文章节选自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图片均来自网络本号是张维迎教授《经济学原理》及《博弈与社会》两门课程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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