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白癜风最好专科 http://m.39.net/pf/a_4323076.html第二部分我们如何相处第3章互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论语》●“你讨厌的事，就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这句话就是整个《摩西五书》的核心精神，其他内容只是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核心精神。——犹太哲人，希勒尔拉比每当那些智慧大师要选出凌驾所有价值之上的字眼或原则时，最后出线的不是“爱”就是“互惠”。我会在第6章讨论“爱”这个议题，本章将要探讨何为“互惠”。事实上，“爱”与“互惠”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它们都是一股将我们跟别人联结在一起的力量。○我们为何需要互惠○电影《教父》（TheGodfather）一开始就生动、微妙地呈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之道。那天是教父唐·柯里昂的女儿的大喜之日，但一位同样从意大利移民来美国发展、事业颇为成功的生意人邦纳赛拉却跑来找柯里昂求救。原来，邦纳赛拉的女儿被她的男友及另一个年轻男孩打得遍体鳞伤，所以邦纳赛拉想好好教训那两个畜牲，为他女儿出口气。邦纳赛拉把女儿如何被打，那两个家伙如何被捕及后来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一一告诉柯里昂，法官最后判这两人缓刑，还当庭放他们走。面对这样的审判结果，邦纳赛拉不仅被气得七窍生烟，更觉得饱受屈辱。所以，他跑来找柯里昂帮他伸张正义。柯里昂问他到底想怎么做，他便在柯里昂耳边轻声说着。电影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后，百分之百确定他讲的是：“把这两个家伙给杀了。”柯里昂当场拒绝，柯里昂告诉邦纳赛拉，在他心里，邦纳赛拉实在是连朋友都称不上，他干嘛插手管这件事。邦纳赛拉承认自己以前很怕惹上“麻烦”，电影中对话如下。柯里昂：我懂，你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天堂，生意发了，生活也过得挺不错，平时有警察罩着你，法律也挺管用的，所以你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但是，现在你却突然跑来跟我说：“柯里昂，你要帮我主持公道。”你对我表现出了一点儿基本的尊敬吗？你不想跟我交朋友，甚至连称呼我一声“教父”都没有，反而在我女儿出嫁这天跑来找我，还要我为了钱帮你去杀人。邦纳赛拉：我求你帮我主持公道。柯里昂：这是哪门子公道，你女儿还活着。邦纳赛拉：那就让这两个家伙看看我女儿所受的苦是什么滋味。我该付你多少钱？柯里昂：邦纳赛拉……邦纳赛拉……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你怎么会对我这么放肆？如果你是以朋友的名义来求我，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让那个伤害你女儿的人渣痛不欲生。如果有人与你为敌，那他也就是我的敌人，那时他们就会怕你了。邦纳赛拉：我的好友，教父（向柯里昂鞠躬）。（他亲吻柯里昂的手）柯里昂：很好（停顿），有一天，希望以后不要有这么一天，但有那么一天，我会叫你帮我做一件事。今天我就帮你主持公道，当做我女儿大喜之日的礼物。这是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一幕，也为全片充满暴力、家族情仇及道德纠葛的主题揭开序幕。不过同时更让我惊讶的是，我们这些非意大利裔的观众也可以轻易了解意大利黑手党社会中那种复杂的人际互动。只要凭直觉，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邦纳赛拉想杀那两个男孩，为什么柯里昂会拒绝。当我们看到邦纳赛拉笨拙地想靠钱来要求柯里昂为他主持公道时，我们不禁皱起眉头，因为我们知道邦纳赛拉与柯里昂之间缺少的是交情，不是钱。我们也了解为什么邦纳赛拉以前不太敢去培养关系——因为只要你收了一个意大利黑手党老大的“好处”，从此你就被“套住”，而不只是被“绑住”而已。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无须费力，马上就能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是戴着有“互惠之道”颜色的隐形眼镜在观察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彼此互惠，是一种深埋在我们心中的本能，也是群体生活的基本往来之道。邦纳赛拉借此为自己复仇，整个过程就是一种互惠之道。柯里昂则借此来操纵邦纳赛拉，把邦纳赛拉纳入柯里昂不断扩大的黑帮家族中。接下来我会说明，人类如何将互惠之道当做群体生活的筹码，又如何将之运用得淋漓尽致。超强群居性使然动物会飞，似乎违反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但只要我们多懂一点儿物理学知识，动物会飞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动物界，飞行的进化起码有三次：昆虫飞行能力的进化，恐龙飞行能力的进化（包括现代的鸟类），以及哺乳类（蝙蝠）飞行能力的进化。以上三类动物的体型都有符合流体力学的特征（例如，鳞片加长变成羽毛，有了羽毛后，动物就能滑翔）。和平共存营造出大规模群体的动物，似乎违反了进化的原理（竞争之道及适者生存），但只要我们深入了解进化，就会了解其中道理。超强群居性——几百或几千只动物靠着群体的分工合作，共同营造出大规模社群，这种现象在动物界起码进化了四次：膜翅目昆虫（蚁类、蜜蜂及黄蜂）的进化、白蚁的进化、无毛／裸鼹鼠的进化以及人类的进化。以上四类动物都有彼此互助合作的特质。这三类人类以外的具有超强群居性的物种，其共同特征就是：以基因为导向、为了家族的生存愿意牺牲自我。动物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孩子的安全：在进化的生存竞赛中，唯一“制胜”之道就是让你身上的基因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只是你的孩子带着你的基因，你的手足与你之间的关系，跟你的孩子与你之间的关系一样紧密（身上都有1/2的基因跟你一样）；你的侄子、侄女身上则有1/4基因跟你一样，你的表兄弟姐妹则是1/8。如果从严格的达尔文观点来计算，你救一个自己的孩子所要付出的代价，相当于你救两个侄子、侄女或四个表兄弟姐妹。所有彼此合作群居共生的动物几乎都属近亲共生，所以动物界这种“牺牲自我以利家族”（亲缘利他）的行为，刚好印证这句格言：“基因相同，利益便相同。”不过，家谱表每分出一支，家族成员间共同的基因就越来越少（表兄弟姐妹间共同的基因只剩1/32），所以这种“牺牲自我以利家族”的行为，只能解释以几十只或顶多只动物为一群的动物家族为何可彼此合作、过群居生活。按照以上逻辑，在以“千只”为单位群居生活的动物群中，只有非常低的百分比的成员，值得动物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对方拼命。因为以达尔文的观点来看，其他无共同基因的动物都是自己的生存竞争对手。许多物种因为有“牺牲自我以利家族”的行为才得以群居生活，蜜蜂、白蚁及无毛鼹鼠成功地运用这个机制，建立起群居性超强的动物群体：所有动物都属同一家族的成员。以上三类物种都进化出独特的繁殖系统——由一只蚁后（蜂后）生殖所有后代，所有后代不是不育（蚁类），就是生殖能力遭到压抑（蜜蜂、无毛鼹鼠），所以这三类动物建立的蜂巢、蚁穴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你身边的每只动物都是你的家人，如果你身上的基因要靠家族里的“母后”才能延续下去，那么自私行为便意味着基因自杀。这类群居性超强的动物表现出高度合作及自我牺牲的行为，不仅让研究这类动物的动物学家肃然起敬，也带给后者很多启示。比如，有些蚂蚁一辈子都挂在蚁穴上端，好让别的蚂蚁拿它的腹部当食物储藏袋。群居性超强的动物进化出家族性超强的特性，家族性超强的动物则自动衍生出高度合作的行为模式（如蚁类或蜂群共同建造、保卫自己的蚁穴或蜂巢）与大规模的分工（蚁群会分成不同的阶级，如士兵、粮食员、保育员及食物储藏袋等），因此，蜂巢才能溢出奶与蜜，或其他用来储存多余食物的物质。人类为了扩大这种“牺牲自我以利家族”的精神，帮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虚构出家族称谓，比如，我们会要孩子称呼自己的朋友巴柏叔叔、莎拉阿姨等。黑手党就是以“家族”来区分，之所以会有“教父”这种称呼，就是为了在其他黑手党成员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教父”之间，建立一种类似家族的关系。家族关系对人类是很有吸引力的，充斥着社会的裙带关系就起因于“牺牲自我以利家族”这种观念。不过即便是黑手党，“牺牲自我以利家族”的观念也不是万灵丹，家族关系有其限度，你还是得跟没什么血缘关系的人打交道，这时你可得有两把刷子才行。互惠是种本能如果有陌生人寄给你一张圣诞卡，你会怎么做？真的就有一位心理学家随机将圣诞卡乱寄给不认识的人，借此研究收件人的心理。结果，大多数收到卡片的人都回寄了圣诞卡给他。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Cialdini）在他的《影响力》一书中便引用上述研究及其他研究来证明，人有一种无心、自发式的互惠本能反应。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当外在环境出现某些行为模式时，我们就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模式。银鸥的幼鸟只要一看到母鸟的嘴露出红点，就会自动去啄那个红点，然后母鸟就会反刍食物来哺育幼鸟。同理，当幼鸟看到铅笔末端的红点，它也会拼命去啄那个红点。全世界的猫在跟踪老鼠时，都是采取“压低身体、扭动前进、一扑而上”的擒鼠技巧。但是当猫看到一根线尾端吊着一颗毛线球时，它也会采取同样的擒鼠技巧来扑抓毛线球，因为这条线启动了猫的“老鼠尾巴侦测模块”。西奥迪尼认为，人类的互惠行为也是一种类似的行为学反应：认识的人给你好处，你会想要回报那个人。就算是陌生人送给我们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好处，我们也会想回报对方。前述收到陌生人寄来圣诞卡，而回寄卡片者就是实例。○互惠的应用○拿动物与人类类比并非完全恰当，银鸥跟猫都是因为接收到视觉刺激，身体才立刻产生特定行为反应的，而人则是先判断出某种情况所代表的“意义”，进而产生相对应的行为动机，几天后再做出行为反应。因此，产生于人类脑中的就是互惠应用的“策略”。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就是一报还一报，就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待对方。这种策略是在双方第一回合互动时产生的。在和善地对待对方之后，则是依据对方在第一回合对待你的方式来回应对方。“以牙还牙”的对应模式让人类走出“牺牲自我以利家族”的限制，开启与陌生人互助合作的契机。动物间的互动（家族以外者）基本上是零和游戏：这个动物得到好处，就意味着另一个动物遭受损失。不过事实上，如果动物能找出共同合作，而非剥削伤害对方的方法，那么彼此便可互惠互利。靠捕猎为生的动物老是要面临食物来源极不稳定的窘境：有时候一天捕猎到的食物多到吃不完，但有时候却连续三个星期找不到东西吃。所以，懂得在丰收时拿食物跟别的动物交换，以备来日食物匮乏时还有食物来源者，比较能安然度过各种生存危机。比如，吸血蝙蝠只要某晚大丰收，它就会反刍胃中的血，把血吐入当晚没吸到血的吸血蝙蝠嘴里，而后者跟前者并非同一家族的蝙蝠。吸血蝙蝠这样的行为似乎违反达尔文有关物种竞争的观点，除非吸血蝙蝠记得哪些吸血蝙蝠以前帮过它，否则它不知道要回报对方。事实上，吸血蝙蝠真的会一报还一报，跟电影《教父》里面演的一样，其他群居性强的动物也都有这样的习性，尤其是群体、稳定性高、成员彼此认识的群居动物，这种行为更为明显。然而，如果互助合作的行为不能持续下去，那么“以牙还牙”的行为模式就仅能整合到以百为单位的群体。一旦群体成员太多，“品行不好”的吸血蝙蝠每天晚上都可以从不同的吸血蝙蝠嘴里讨到东西吃，但是等到给过它食物的吸血蝙蝠来跟它要东西吃时，它就会用翅膀把自己的头盖起来，装睡蒙混。那些被骗的吸血蝙蝠会怎么做？如果是人，我们知道他们会这样做：先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打得满地找牙再说。报复与感恩是隐藏在“以牙还牙”行为背后的道德情绪。动物之所以会进化出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行为,是因为这种互动模式可让不同个体建立起合作关系,走出零和游戏的困境,让彼此获利。知道要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物种可以形成更有规模、彼此更能协调合作的群体，因为“品行不好”的成员虽能一时得逞，但它会因树敌过多而尝到苦果。相反，慷慨大方的成员则会结交到朋友，得到更多好处。人类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天性让我们有恩报恩，以骂还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些理论家甚至提出一种说法：人的大脑中有一个“交换器官”，这个“交换器官”专门负责追踪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公开对待关系，例如，有没有欠别人人情债，或别人有没有亏欠自己等。“交换器官”这个用语是一种比喻说法，没人真的认为可以在大脑组织中找到一团专责处理人际互惠的器官。不过，最近有证据显示，大脑搞不好真的有一个“交换器官”，因为大脑中的各个功能系统通常是由分开的神经组织共同协调运作，以执行特定功能，如果从这种比较宽松的角度来定义“器官”，那么“交换器官”的说法就可成立。★★★幸福实验：假设你获邀参加一个名为“最后通牒”的游戏，这是一个由经济学家发明的游戏，用来研究“公平”及“贪念”两者间的对立关系。游戏规则如下：你跟另一位素昧平生的被试来到实验室，实验人员给其中一人21美元的纸钞——假设不是你，而是另一位被试，然后要求这位被试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分这21美元。结果，这名被试给了你最后通牒：要或不要，悉听尊便。游戏的重点是，如果你不要这些钱，或你回答不要，那么你们两个人便一块钱都拿不到。如果你们两人如经济家预测的那么理智，那么对方就会给你一块钱，因为她知道你宁可要1美元，也不愿意什么都没有，而且你会接受对方的条件，因为她对你的判断完全正确。然而，经济学家对你们两人判断错了。在真实的生活中，没有人会只给对方1美元，大约有一半的人都会给对方10美元。不过，如果对方给你7美元呢？5美元？3美元？大部分人会接受7美元，但不会接受3美元。大部分人愿意付几美元，但是不会超过7美元，他们宁愿以双方都得不到钱来结束游戏，以此惩罚在他们看来是贪得无厌的搭档。亚伦·桑菲（AlanSanfey）跟他普林斯顿的同事让被试待在一个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扫描器内，进行这个“最后通牒”游戏。研究人员密切地观察，当被试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其大脑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反应。结果研究人员发现，有三个部位会出现明显反应（拿受到不公平待遇及公平待遇来相比），其中反应最明显的部位是岛叶（frontalinsula），它是大脑下侧的额叶皮质区。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内心产生最消极或不愉快的情绪，尤其是生气或恶心等反应时，岛叶就会出现明显反应。另一个出现明显反应的部位则是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该部位刚好位于额头两侧下方，会在我们进行推理及计算时出现明显反应。在桑菲的研究结果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的最后反应——只要在被试按键做决定前观察其脑部变化，便可准确预测出他是否会接受对方条件。一般而言，岛叶反应比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反应明显的被试，会拒绝接受不公平待遇；相反，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反应比岛叶反应明显的被试，则愿意接受不公平的条件（营销人员、政治顾问及特工人员等为何会对神经造影及“神经营销学”这么有兴趣，想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人类有“知恩图报”及“有仇必报”这两种心理，才得以形成群居性超强的社会。事实上，“知恩图报”及“有仇必报”这两种心理可说是一体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一个知恩图报但却不会报仇的人，很容易会变成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而一个有仇必报但却不知感恩的人，则很快就会遭到所有人的排挤。黑手党的运作之所以得依靠知恩图报及有仇必报这两种心理，绝非偶然。黑手党的教父端坐于巨大的人际网络中心，这个人际网络的建立，靠的就是人情债及各种利益的交换。教父每帮一个人，他的权力便增加几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开口，曾经有求于他的人就一定得照办，毕竟没有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普通人一般不会涉及什么深仇大恨，但只要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得足够久，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那些欺负你的家伙，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用语言造势之前我曾说过，人们对付忘恩负义的家伙，会先打到他满地找牙再说，但我漏掉了一个条件。一般而言，在开始修理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时，我们可能会先私底下讲对方的坏话，把他的名声搞臭。在别人背后说长道短，是人类得以建立超群居社会的另一关键因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脑袋的原因吧。电影导演伍迪·艾伦（WoodyAllen）曾说过，他的头是他“第二喜爱的器官”。要维持这颗脑袋的运作，我们得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人的脑袋只占身体体重的2%，却得消耗掉身体20%的能量。人的大脑在出生时还处于未成熟状态（其他哺乳类动物出生时，其大脑大约已可控制身体行动，但人类则不能），之后便越长越大，但即便是未成熟的大脑，要通过产道也还是相当困难的。胎儿脱离子宫后，与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相比，身体显得幼小而无助，完全无法独立生活。所以刚出生的婴儿有一两年时间需要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人类从与黑猩猩有共同祖先的时代起，一路进化到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人得花费父母巨额费用的现代社会，其大脑成长有三倍之多，这背后一定有重要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狩猎及制造工具所需，有人则说大脑可帮助我们的祖先找到水果。唯一解释为何动物大脑体积大小不一的理论则指出，动物大脑体积大小与其群体数量多寡有直接关系。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就曾说明，在特定脊椎动物中，灵长类、肉食动物、有蹄动物、鸟类、爬虫类或鱼类，其大脑体积大小的对数，几乎跟其群体规模的对数完全成正比。换言之，在动物界，大脑越大，其可以管理的群体就越大。群居性的动物都是聪明的动物。邓巴还指出，黑猩猩的群体大概以30只为单位，而且黑猩猩跟其他群居动物一样，花很多时间帮其他同伴梳理毛。从人类大脑体积的对数来看，人类群体大约以人为单位。邓巴曾研究过狩猎民族、军队及城市居民的电话本，结果发现，~人是人类能直接认识彼此，知道对方长相、名字以及彼此关系的“自然”群体规模。如果梳毛是黑猩猩的重要社交方式，又如果我们祖先开始扩大其群体规模（比如，为能准确预测风险，好利用新的生态位），这时光靠梳毛就不足以维系成员间的关系了。邓巴认为，语言的进化就是用来取代梳毛功能的。有了语言，群体规模较小的成员便能很快地建立彼此的关系，了解其他成员间的关系。邓巴指出，人类使用语言，谈的其实都是别人的事——想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事，谁跟谁在一起，谁跟谁吵架等。邓巴还指出，在人类这种超群居社会中，社交关系处理得好的人容易成功。重点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而在于你认识谁。简言之，邓巴认为，人类之所以会进化出语言，是因为人要靠语言来说长道短。不管沟通方式有多原始，消息灵通的人总是比消息不灵通的人有优势。人一旦开始说人长短（流言），就会出现一场难以控制的比赛——所有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来操控别人，破坏别人的关系，或保护自己的名声，凡此，皆要有超强脑力才能办得到。没人知道语言是如何进化出来的，但是我对邓巴对语言进化提出的看法深表钦佩，所以我非常乐于向大家宣扬他的观点。如果你跟我一样，一知道新奇的事便迫不及待想告诉朋友，那么这种迫不及待的心理就是支持邓巴的最佳例证：我们有一种想跟朋友互通信息的心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说“我忍不住了，这件事我一定得说出来”。如果你真的把一条很有趣的消息告诉你的朋友，接下会怎么样？这会启动他心里急需与人互通信息的本能反应，他会觉得他也应该投桃报李一下，如果他对你刚提的八卦主角或八卦事件也有所听闻，那么他很可能会这么说：“真的吗？其实我听说他……”一则流言会引出更多流言，靠着流言，我们无须亲眼目睹别人行径，仍可以掌握每个人的名声。流言为我们创造出非零和游戏，因为跟别人交换信息，我们不用付出任何成本，但彼此却能得到更多信息。我个人一直都对流言在道德领域扮演的角色相当感兴趣，所以我们系里的研究生霍莉告诉我她想研究“流言”这个主题时，我心里非常高兴。★★★幸福实验：霍莉有一项研究是，要求51个被试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针对过去一个星期他们曾跟别人进行的对话，谈话时间最短要有10分钟。我们后来只筛选出以第三者为谈话主题的问卷调查，整理出来后我们发现，每个人每天大约有一次对话是以“第三者”为主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流言真的很恶毒，谈的都是别人如何如何伤风败俗的事。（以大学生而言，大家谈的就是他们的朋友及室友谁不爱干净，谁喜欢喝酒之类的八卦。）有时候我们也会讲别人做了什么好事，但好人好事的故事大概只有伤风败俗流言的10%。当你说出一则内容丰富（非常有料）的“八卦消息”时，你会觉得自己更有力量，更能评论事情的对错，同时还会拉近我们跟一起聊八卦的谈话对象间的距离。霍莉的第二项研究发现，虽然大家都喜欢说长道短，但大部分人对流言及爱说闲话的人其实都没什么好感。在我跟霍莉拿大家对流言的态度与流言的社会功能相比较之后，我们都认为大家低估了流言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人说长道短的世界里，那么犯了杀人罪的人是难逃法网的，而粗俗无礼、自私自利、违背社会风俗的人则可恣意妄为，无须为自己侵犯别人的行为负责。流言是我们的一项很重要的道德武器，在一个大家说长道短的世界里，我们不只会报复伤害我们的人，感激帮助我们的人；就连素昧平生的人，我们一听到他们的嚣张行径，也会心生鄙夷与愤怒，而知道别人有心计，贪婪不已及不为人知的缺点遭到曝光时，我们会有羞愧丢脸及难堪不安的感觉。流言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与进行社会教化的功能，一旦没有流言，我们的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及无知之中。很多物种都有互惠的行为，但只有人类会说长道短，人类谈的“八卦消息”主要就在评论别人懂不懂人与人间的互惠之道。借此，我们才得以建立一个超强的群居社会。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知道不要欺侮弱小，要帮助懂得感恩图报的人。我们希望能一报还一报，也就是说我们会与人为善，但不会轻易被骗，也希望帮自己建立好名声：做人做事恰如其分。流言及名声的压力，让因果报应很快出现——你对人残忍，别人就对你残忍，你和善待人，别人就和善以对。有了流言及名声的作用，因果报应在现世就会出现，不需要等到来生。在人类这种知恩图报、有仇必报及说长道短的心理作用下，如果每个人都会遵循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游戏规则，人际关系的运作就会臻于完美。（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受制于自身偏见及高度伪善行为的影响。详细内容，请参见第4章。）模仿，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孔夫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我们为人处事之最高箴言，可以说是极富智慧。互惠之道就像一根魔棒，可为我们在人际丛林中导引出一条康庄大道。不过读过《哈利·波特》的读者都知道，魔棒也可以拿来对付我们自己。西奥迪尼曾花好几年时间研究人如何借助隐晦的人际技巧来影响别人：西奥迪尼定期去应征亲访业务员及电话营销人员的招聘广告，还跑去参加训练课程，学习销售技巧。最后，他为那些无法抗拒“诱引专家”的人写了一本克敌手册——《影响力》。西奥迪尼指出，业务员有六大推销技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互惠之道。那些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东西的人会先给我们一点儿甜头尝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从慈善组织拿到一大堆免费贴纸跟明信片的原因，其实都出自其营销顾问的巧思运用。克利须那协会（HareKrishnaSociety）就将这个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花朵或廉价的《薄伽梵歌》塞到路过的行人手中，然后出其不意地要对方捐献。依据西奥迪尼在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的研究，他发现克利须那协会的人会跑到垃圾桶边，把路人刚刚丢进去的花捡回来，重新再塞进别的路人手中。很少有人想要这种花，但一开始时，大部分路人拿到这种花后都会忍不住想回馈对方一点儿好处。结果，克利须那协会就靠着人们这种互惠的本能反应积聚了大笔财富——直到大家知道克利须那协会这种行径，懂得避开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后，才不再有人受骗。不过，还有其他营销大军正等着我们呢！超市及安利直销商会送我们一大堆免费试用品，引诱我们买更多的产品。餐厅的服务生会在账单盘上放一颗薄荷糖，希望你多给他一点儿小费。还有人会在邮寄问卷调查中附上一张5美元的“玩具假钞”，以鼓励收件人完成这项问卷调查，调查者还告诉收件人，只要完成这项问卷，便会奉送50美元。如果你平白无故得到好处，一方面你可能心中暗自窃喜，但另一方面你心里的大象——自动化处理系统，就会伸手去拿皮夹，掏出钱来给对方。讨价还价人们在讨价还价时也会用到互惠技巧。西奥迪尼曾碰到过一个男童向他推销电影票，但是西奥迪尼对那部电影不感兴趣，所以西奥迪尼就说他不想买，结果那个男童就说，不然你买几根巧克力棒好了。后来，西奥迪尼真的买下了自己一点儿都不想吃的巧克力棒。这名男童一做出让步的动作，西奥迪尼就自动跟进了。不过，这次经验并没让西奥迪尼气得抓狂，反倒让他得到了宝贵的信息。★★★幸福实验：西奥迪尼设计了一套调查计划，在大学校园内随机询问大学生，问其愿不愿意带一群少年犯到动物园一日游。结果，只有17%的受访学生回答愿意。然而在另一次研究调查中，访员先问学生愿不愿意连续两年每星期花两小时时间当义工，结果全部的受访学生都回答不愿意，而当访员接着问对方愿不愿意带一群少年犯到动物园一日游时，居然有50%的受访学生回答愿意。你一让步，对方就跟会着让步。在金融交涉中，那些先提出极端苛刻的条件然后再往后退让一步的人，会比那些一开始就提出合理条件之后便不再让步的人，更容易完成交易。先提出极端苛刻条件，之后再让步，不仅会让你得到比较好的条件，还会让你得到一个愉快的合作伙伴：因为你让对方觉得他们自己有决定最后结果的影响力，所以对方比较会同意接受这项条件。人与人之间的施与受，会让彼此产生一种伙伴关系，就算对接受的一方，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因此，下次有推销员给你免费礼物或免费咨询，或做出什么让步时，记得赶快躲开，不要让对方启动你的互惠的本能反应。西奥迪尼建议，碰到这种状况，最佳的应对之道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你能重新评估这名推销员的真正意图——想利用你，你就可以反过来利用对方。你应该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接受对方这项礼物或让步——因为你是在利用一个总是在利用别人的家伙，而不要于无心之间回馈对方。○如何提升互惠技巧○并非只有对付男童及恼人业务员时才需要用到互惠之道，朋友间的相处、情侣间的关系，也需要我们发挥互惠之道的精神。所有关系在一开始时，都处于非常微妙的阶段，付出过多（似乎给人一种不顾一切之感）或付出太少（你好像有点儿冷漠且拒人于千里之外），都会毁掉彼此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来自平衡的施与受，尤其是适当地互送礼物、互相帮忙、互相关心、互吐心声，都是培养彼此关系的重要技巧。前三种技巧大家都懂，但互吐心声的技巧可就没那么好拿捏了。当对方告诉你他过去的感情经历时，会让你觉得你也应该谈点儿自己过去的情史才对。然而，如果对方太早打出这张牌，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儿矛盾——一方面，你的互惠本能反应会让你也想说出自己过去的感情，另一方面，你却又觉得不想把自己私密的感情生活告诉一个几乎陌生的对象。然而，如果时机成熟，双方互相交待过去的情史，就会是使彼此成为真正情侣的重要关键。“互惠之道”可以说是处理所有人际关系的一剂大补帖。只要使用得当，便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强化、延长及活化的效果。互惠之道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好的效果，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的大象天生就是一个模仿高手。比如，当我们跟自己喜欢的人相处时，会不自觉地想模仿对方的一言一行。对方拿脚打拍子，你就可能拿脚打拍子，对方摸自己的脸，你就可能也摸自己的脸。我们不只会模仿喜欢的对象，也会喜欢模仿我们的那些人。我们会比较乐于帮助喜欢模仿我们的人，对后者的态度也比较和善。懂得模仿顾客的女服务生，小费总是拿得比较多。模仿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黏合剂，一种表达“我们是同一伙”的方式。这种模仿的乐趣在同步举行的活动中最为明显，例如，跳方块舞、拉拉队表演以及一些宗教仪式等，参与者都在同一时间做同样事情。人类有部分天性像蜜蜂一样，属高度群居性的生物，这是本书未来几章将探讨的主题，但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互惠跟爱一样，是一股让我们与别人联结在一起的重要力量。第4章自以为是●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圣经·马太福音》●易见他人过，自见则为难。扬恶如扬糠，己过则覆匿，如彼狡博者，隐匿其格利。——佛陀嘲笑伪君子真的很好玩。近几年，美国人倒是有不少这类题材可供大家茶余饭后闲聊。★★★幸福实验：拉什·林博（RushLimbaugh），这位言论保守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林博有一次在回应黑人毒品犯罪率过高的议题时，夸夸其谈地说道，应该把吸食毒品的白人抓起来，直接送到监狱，结果年，在佛罗里达官员发现林博非法购买大量的奥施康定（oxycontin，一种俗称为“土海洛因”的长效止痛药）时，当场让林博灰头土脸。另一个实例则发生在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众议院议员埃德·施罗克（EdSchrock）向来直言反对同性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恋服役。他曾在谈到跟同性恋共处的恐怖经验时说道：“想想看，他们会跟你一起淋浴，在同一个餐厅一起吃饭。”结果年，施罗克在某色情互动电话热线的留言录音带被曝光。在录音带中，施罗克描述自己喜欢哪一种男性躯体，自己做爱时爱做哪些动作等。当然，这位已婚的国会议员也因此名声扫地。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人一旦在道德上犯了自己指责的错误，就总会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旁人奚落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这就跟一些老笑话一样。有些笑话的效果跟单句笑话一样，但是大部分笑话都是三段式：这类笑话通常是，有三个家伙一个接一个走进一家酒吧，或有一位修士，一位牧师，跟一位犹太教祭司在一个救生艇上。头两个人定下规定，然后第三个人违规。所谓的“虚伪”就是，伪君子说教在先，虚伪的行为则变成笑柄。我们之所以喜欢把丑闻当娱乐，是因为丑闻会让我们心生轻视别人之感，这种道德情绪也会让我们产生道德优越感。最棒的是，大家可以一起轻视别人。一般人说东道西，最常说的就是谁做了不道德的事，这也是电台谈话类节目最主要的谈话主题，这种闲聊可以让大家一起表态确认彼此的道德立场。如果你告诉友人一个挖苦人的可笑事件，说完后两人都摇头不以为然地嬉笑一番，当下，两人的默契就产生了。○是什么让我们虚伪○现在，不要再嬉笑辱骂了。古今中外最具普世真理的箴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虚伪，当我们蔑视别人虚伪之时，更显得自己加倍虚伪。社会心理学家已把这种“对自己眼中的梁木视而不见”的心理机制孤立出来进行研究，但研究结果让人不大好受。事实上，它挑战了我们心中对道德最有把握的认知。不过，也让我们得以从极具毁灭性的道德论及分裂人格的“自以为是”中挣脱出来，解放自己。重视道德表象胜过道德真相研究人员在研究人类如何进化出利他及合作行为时，会安排好几个人（或是以电脑进行模拟）一起进行游戏。在每一个回合的游戏中，参与游戏者会跟另一位参与游戏者互动，前者可以选择合作策略（把饼做大，彼此共同分享）或贪心策略（为自己拿下最大好处）。几回合下来，研究人员会计算出每位参与游戏者累积的点数，找出从长远看最具效益的策略。这些游戏基本上是简化版的人生游戏，在所有策略之中，效益最高的就是“以牙还牙”策略。从长期来看，不管在哪种环境下，乐于与人合作但保持警戒不受骗，绝对都是最优策略。不过，这些游戏仍有流于“过度简化”之嫌。每到一个关卡，参与游戏者都有两种选择：是跟对手合作还是背叛对方。每位参与游戏者都会针对对方在上一回合的作为做出反应。不过，在真实人生中，我们并不是针对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是依据自己心中认为的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真实行为及个人认知两者间的落差就要靠“印象管理”（impressionmanagement）的技巧来弥平了。如果生命是“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那么何不把时间精力拿来打理自己的外表，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有德行又值得信任的对手呢？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NiccloMachiavelli）在年前写道：“大部分人都非常满足于外表建构的假象，乐于把假象当成真实，事物的表象比事物的真相更具影响力。”跟政治一样，物竞天择也是以适者生存的方式运作，许多研究人员都主张，人类经过不断进化，学会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手段来玩人生游戏。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就是，不管真相为何，重点就是要竭尽所能，为自己博得可靠又谨慎的名声。要为自己博得处事公平的好名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世，但在真实的人生及心理学实验中，有时候我们会被迫在表象及真实之间做选择。★★★幸福实验：心理学家丹·巴特森（DanBatson）巧妙地设计了一项实验来研究人如何选择，其研究结果看起来不大美妙。巴特森先让学生被试认为他是在研究不公平的回馈如何影响团队合作，然后他把被试单独带进自己的实验室，之后他向学生解释实验的流程：两人一组，其中一人如果答对问题，就能得到一张高额奖金的奖券，但另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他还告诉学生，这个实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研究“控制权”的效应：你可以决定你们两个人谁能得奖券，谁不能得奖券。你那一组的另一位伙伴已经来了，就在另一个房间，不过你们俩不会碰面，你会告诉你的伙伴谁能得奖纯粹靠运气。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得奖。结果，大部分的被试都认为丢硬币是做出公平决定的好方法。之后，被试就被单独留下来做决定，大约有一半的被试用到了硬币。巴特森之所以能知道有一半的被试用到了硬币，是因为他事先用塑料袋将这些硬币包了起来，最后发现有一半的塑料袋都被打开了。在没有丢硬币做决定的被试中，有90%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在用丢硬币的方法做决定的被试中，还是有90%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概率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在进行本项实验之前几个星期，巴特森就已针对道德领域的议题给这些被试做过不同的问卷调查（这些被试都是来学心理学的学生），所以他可以对比出学生的道德性格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巴特森的研究结果如下：在问卷调查中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权益及社会责任者，确实更可能用丢硬币的方式做决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更会做出对别人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自认道德感特别强的人确实更可能“做出正确决定”去丢硬币，但是如果丢硬币的结果不如意，他们就会当做没这回事，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巴特森把这种重视道德表象胜过道德真相的做法称做“道德虚伪”。在实验中用丢硬币的方法的被试（在问卷调查中）表示，自己已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决定。第一次实验结束后，巴特森认为或许这些被试会故意含糊不清地欺骗自己，故意不先清楚地确定到底是丢出正面还是反面才算对自己有利（正面，嗯，就是我可以拿奖券）。因此，后来巴特森就在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做出清楚的标示，但结果还是一样。只有在被试正前面摆一面大镜子，并一再对被试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后，才会影响到被试的决定。人们只有在被迫思考何谓公平，且发现自己正在作弊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自利的行为。正如耶稣及佛陀在本章一开头所言，当我们向外看时，很容易就能发现骗子，但自我内省时，却很难发现自己欺瞒的行为。我们看得到别人身上的7个缺点，却看不到自己身上有10个缺点。（日本俗谚）公羊不知自己臭。（尼日利亚俗谚）人性本自私，或只要知道自己不会被发现，人有时候就是会骗人。在所有研究中比较隐蔽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事了，再真实的人生也是如此。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超车的飙车族，还是设置集中营来杀人的纳粹，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且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善良动机。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之所以风靡世界，前提在于大家都只重外在、不求真实，例如，明明恶事做尽，却又对外宣称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一如罗伯特·赖特（RobertWright）在其杰作《道德的动物》（TheMoralAnimal）一书中所言：“人类这种动物一讲到道德就头头是道，但可悲的是人自己总是误用道德，最惨的是，误用道德后还浑然不知。”如果赖特所言为真——人类对自己的虚伪浑然不知，那么古圣先贤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取笑别人的败德行径，不然就跟劝心情沮丧的人不要再坐困愁城一样了，这根本没有意义。单靠意志力，我们根本无法改变内心的“心理过滤器”，我们必须借助冥想或认知疗法重新训练我们心中的大象。心情沮丧的人起码还会承认自己心情沮丧，但要对付人的虚伪可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世界里，我们可是全副武装，是随时为维护自己名声而战斗的战士，但我们最重要的武器却是——自认自己并非战士。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挣脱虚伪的束缚吗？先做判断，再编造说辞还记得第1章里的茱莉跟马克这对乱伦兄妹吗？虽然他们的行为并未伤害任何人，但大部分人还是蔑视他们的行为，而且还会编造各种理由，甚至是恶毒的理由来强化自己的立场。在研究道德判断这个议题时，我发现人很会为自己的直接反应找理由：骑象人就像是大家找来帮自己在舆论法庭为自己辩护的律师。大家之所以会看不起律师，有一个理由就是，律师只为客户的利益辩护，不管事实真相为何。好的律师通常就是高明的骗子。很多律师不会直接说谎，但他们会把不利于客户的事实掩盖起来，巧妙地编出一套可信的说辞来取信法官及陪审团，而这套说辞有时候连律师自己都知道是虚构的。我们自己内心的辩护律师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我们真的相信这套说辞。一定要当场捉个正着，我们才会了解自己内心的辩护律师如何思考运作，而且压力不同，其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有时候会问我们的律师某项做法合不合法，我们会这么说：你不要觉得有压力，只要照实告诉我这么做合不合法即可。这时，律师就会查阅相关法律及判例，然后直接回复：可以，有一条法律及判例对此有明确规范。他也可能会说：以律师的身份，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好的律师会周全地考虑所有问题点，仔细推敲所有可能的情况，最后再建议客户采取另一种替代方案，但周详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的态度——客户是真的想听取律师的意见，还是他只想知道律师赞不赞成他这么做。有关人们日常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我们心中的大象并不是好奇的客户。每当人们要思考难题时，比如，你认为政府是否应调升最低工资，人们通常会先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然后再来思考可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例如，有人本能地认为政府应该调升最低工资标准，采取这个立场之后，再来找支持自己立论的证据。这时她心里想的是：她的阿姨只拿最低工资，阿姨单靠最低工资没办法支付一家人的开支，所以没错，政府应该调升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这样。认知治疗师德亚娜·库恩（DeannaKuhn）曾深入研究过人们平常是如何思考推理的，发现人们常会拿出“我的阿姨”这种身边实例的“假证据”。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立场都提不出真实的证据，也不会费力去找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证据。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DavidPerkins）曾苦心致力于研究如何改善人们的思考推理，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他指出，一般人都采用“先选定自己的立场，再来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的思考方式。如此便足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之后所有思考便戛然而止。在压力小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从相反的立场提出不同理由及证据，那么我们还比较愿意改变心意,但是我们不会自发地去做这样的反向思考。现在，来看看压力大时我们会如何反应。假设有个人被税务单位发现自己报税不实，于是她急忙打电话给她的律师，她不是打电话来忏悔似地问律师说“我这样做可不可以”，而是这么告诉她的律师：“赶快想想办法。”这时律师得快速采取行动，评估各种不利于客户的证据，翻找判例，搜寻法律漏洞，找出一个可以把客户个人开支解释成公司支出的说法。客户已经给这位律师下了军令状：“要不择手段让我全身而退。”有关“特定动机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出于特定动机做出结论的人，其思考推理比库恩及帕金斯的研究对象更有偏差，但其内心的思考机制是一样的：一面倒地只想找寻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社会智能测验考不好的人，会想尽各种理由来怀疑该测验的效度；看过不利于自己坏习惯的研究报告者——例如喝咖啡对健康不好，则会非常努力找出这个研究的缺失，而不喝咖啡的人是注意不到这些缺失的。不同的研究一再显示：人会先设定自己的认知，再去寻找支持自己偏好的想法及行为的理由。因为我们这种思考模式常常无往不利，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自己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的假象。我们总是自认为自己的立场理性客观，绝对没问题。富兰克林就曾识破自己这种自欺的行径。他自认为自己是个素食主义者，但有一回在海上航行时，他看到有人在烤鱼，这时他开始流口水：我本来陷入天人交战，但在我看到鱼被人开肠剖肚，小鱼被人从大鱼胃里取出来后，我便在个人原则及个人偏好之间找到平衡点，后来我想，如果你吃了一条鱼，那别人有什么理由不吃你。之后，我便不觉得鳕鱼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此后跟别人一起吃饭，我仍以吃素居多。由此，富兰克林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当个讲理的人其实很容易，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帮自己找到或编出一个理由。”无意识的自我膨胀我不想把所有过错都怪到律师头上，毕竟，律师（也就是我们心中的骑象人）其实就是我们心中有意识、会思考推理的“自我”，他不过是接收大象（我们心中自动化及无意识的自我）发出的指令。事实上，骑象人及大象两人共谋合作，希望靠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在人生竞赛中打胜仗，只是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要想在人生竞赛中打胜仗，就必须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以昭世人，我们必须表现得很有美德（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有美德），而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都必须得到合作的好处。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在玩一样的把戏，所以你也得提防别人——谨防别人的表面功夫。人际往来原本就是大家互比手腕。我们一定得拿自己跟别人比，拿自己的所作所为跟别人的所作所为相比，还得编出对自己有利的说辞。（之所以会出现抑郁，就是因为自己编的这套说辞走了样，变成了贝克的三种错误认知［参见第2章］：我很烂，这个世界很可怕，我的未来一片黑暗。）我们在拿自己跟别人比时，要么就是膨胀自己的价值，要么就是贬低别人的价值。这两种做法大概都会派上用场，不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别人的评估其实相当精确，而自我评价却常常扭曲失真，因为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在观察自己。在盖瑞森·凯勒（GarrisonKeillor）虚构的草原小镇中，镇上所有女人都很坚强，所有男人都很帅，所有孩子都是中上资质。如果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居民，那么他们的胃口绝对不止如此：镇上大部分居民都会认为自己比其他镇民更坚强、更好看、更聪明。如果你要美国人及欧洲人衡量自己的美德、技艺等其他优异特质（如智力、驾驶技术、做爱技巧及伦理道德等），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自己有高于平均的水平。（在东亚各国这种情况较不明显，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现象。）★★★幸福实验：尼克·埃普利（NickEpley）及大卫·邓宁（DavidDunning）曾做过一系列相当出色的实验，来探讨人类如何评估自我。在第一次实验中，他们询问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本校即将举行一项慈善活动，请预估自己及其他该校大学生会在该慈善活动中买多少花。接下来，他们观察学生实际的行为，结果发现：学生会过分高估自己的善行，但对别人的行为倒是估算得相当准确。在第二次实验中，埃普利及邓宁要求学生预估自己在一项金钱游戏中的行为——是采取自私策略，还是合作策略。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跟第一次实验的结果一样：有84%的学生预测自己会采取合作策略，但却预期（平均）其他人只有64%会采取合作策略。实验进行之后，有61%的学生采取合作策略。在第三次实验中，埃普利及邓宁付给每位参加实验的学生5美元，然后问他们，如果在这次实验结束后有人要他们为慈善捐款，请预估自己及其他人会捐出多少钱。结果，学生预测（平均）自己会捐2.44美元，但别人只会捐1.83美元。不过，埃普利及邓宁后来真的要求这些被试捐钱时，这些被试平均只捐了1.53美元。接下来是埃普利及邓宁最精彩的实验，研究人员先跟一组新的被试解说第三次实验的细节，然后再要求这些被试预测，如果“真的”得捐钱，自己会捐多少钱，康奈尔大学的其他学生又会捐多少钱。这一次，被试仍然预测自己会比别人慷慨，但后来研究人员告诉这组新的被试：参加第三次实验的被试实际捐款金额平均只有1.53美元。在得知以上消息之后，研究人员给新的被试一次更正预估金额的机会，他们真的更正自己预估的金额，但他们只是降低了自己对其他人捐款金额的预估数字，却没有改变自己对自己捐款金额的预估数字。换言之，被试会善用基础率信息（baserateinformation）来修正自己对他人的预估，却拒绝将其应用到自我预估上，对自己仍然充满玫瑰色的幻想。在判断别人时，我们会依据对方的行为来做判断，但是对自己，我们却认为自己“里外如一”，所以我们很容易便可为自己的自私行径找到开脱的理由，然后一味沉溺在“自己高人一等”的幻想中。模糊不清会助长我们的幻觉。因为很多特质（例如领导能力）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所以我们就会随意挑一个最符合自己特质的标准来谄媚自己。如果我是个有自信的人，我就会把领导能力定义为自信心。如果我对人很有一套，我就会把领导能力定义为了解、影响别人的能力。当我们拿自己跟别人相比时，我们的思考过程如下：先把议题定出来（无意识地、自发地），如此我们所认定议题中的特质，就会跟自己自认的优点联结起来，之后我们再来找证明自己拥有该优点的证据。一旦我们找到一项证据，就会觉得“果然如此”，之后一切就戛然而止，这时我们不再思考，开始自我陶醉。难怪在一项针对多万名美国高中生的研究中，有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平，但只有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每人都可以找出某项跟领导能力有关的特质，然后再找到某项可证明自己拥有该特质的证据。（就本研究而言，大学教授比高中生更没有自知之明，居然有高达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准。）不过，一旦没有模糊的空间——例如，你身高多少，大家的反应马上就变得更贴近实际情况了。如果这种四处可见的自我膨胀大头病只是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就不会造成问题。有证据表明，对自我、自己的能力、自己未来的远景秉持积极幻想的人，会比缺乏这种幻想的人更幸福，其心理更健康、更受人喜爱。不过，这种幻想会让你觉得自己理应比别人获得更多，从而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引发无尽的纷争，因为别人也认为他该得到同样的好处。我大一住校时，跟室友老是吵个不停。那时，宿舍的家具大部分是我的（包括一台很贵的冰箱），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也大都是我在做。过了一段时间，我不想老是做得比别人多，所以我便放手不管，让公共区域变得一团糟，看看有没有人会接手去收拾。结果，根本没人管。不过，其他室友却恨起我来，几个人还连成一条战线。第二年，我们不再同住，反而变成好朋友。大一时，我爸爸开车把我和我的冰箱送到宿舍，他告诉我，上大学要学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他说的没错。跟室友同住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我大一时实在是个傻瓜。我当然会觉得自己做得比别人多，因为我每做一件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别人的贡献，我却只注意到一小部分。我确实做了那些事，但我却“自以为是”地只算自己做的部分——我只挑自己在意的事情，例如清洁冰箱，所以我就在这部分给自己打了A+。与其他的人际比较一样，在模糊的情况下，我们会专挑对自己有利的来做比较，然后再去找可证明自己确实比较懂得与人合作的证据。有关这类“无意识的自我膨胀”的研究显示，丈夫与太太在估算各自所承担的家务时，双方估算的数字总共加起来高达%；MBA研究小组的学生在估算各自对小组的贡献时，其数字总共加起来高达%。只要是需要我们跟别人合作的情况，自私的偏见往往就会把互利变成互相憎恨。“天真实在论”如果连配偶、同事以及室友之间都会发展到互相愤恨，那么彼此间没有感情基础或共同目标的人要谈判协商，就难上加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耗费庞大的社会资源来处理诉讼案件、罢工、离婚纠纷及和平谈判破裂后的暴力冲突的原因，因为人类的这种自私的偏见会激起人们心中的伪善愤慨。面对这种高压状况，律师（真正的律师及象征性的律师）会不眠不休地找寻对自己客户有利的证据。任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乔治·洛温斯坦（GeorgeLoewenstein）及同事便找出一种研究这类思考过程的方法。★★★幸福实验：洛温斯坦等人先将被试分为两人一组，再将一份真实的法律案例（一件发生在得州的摩托车事故）发给被试让他们细读，然后指定其中一名被试担任被告，另一位担任原告，随后真的发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协商赔偿金额。研究人员会告诉这两名被试双方必须达成公平协议，并警告两人，如果协商破裂，研究人员就会强制双方和解，而且从这笔金额中扣下“法庭费用”，这么一来，原告跟被告只会更惨。两位被试从开始知道自己担任的角色起，各自阅读的案件资料便有所不同，因此对法官在真实案件中所做的和解安排，猜测的方向也完全不一样，因此双方的辩论立场都相当偏颇。结果，有超过25%的小组无法达成协议。不过，如果被试是在阅读过所有资料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扮演原告或被告的，那么双方的立论就都会比较合理，最后只有6%的小组未能达成和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把谈判双方的身份隐瞒到最后一刻，于是洛温斯坦便着手找寻其他可“去除偏见”的方法。他试过让被试阅读主题为“自私的偏见会影响人们立场”的文章，看看被试是否会因此矫正自己的偏见。结果徒劳无功，被试虽然会运用这个信息来更准确地预测出对手的行为，但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偏见。一如埃普利及邓宁的研究，人们对于有助于自己预测他人行为的信息确实持较开放的态度，但却不愿调整自己的自我评价。在另一项研究中，洛温斯坦采用婚姻治疗师的咨询方法，要每位被试从对方的立场写一份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文章，结果情况更糟。这种方法之所以会起到反效果，可能是因为站在对方立场思考反而会刺激自己更加努力去思考如何辩驳对方立场。不过有一种方法确实奏效：在被试读过有关“自私的偏见”等文章后，研究人员要求被试针对自己的缺失写一篇文章，这时，被试先前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开始松动，态度变得相当公平公正，反应与在阅读过所有资料之后一样。可是，先别太乐观，我们要了解，洛温斯坦是要求被试找出自己在案件中的缺失——即其辩护立场，而不是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如果你想劝诱别人去看自己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他们的抗拒只会更为激烈。普林斯顿大学的埃米莉·普罗尼（EmilyPronin）教授及斯坦福大学的李·罗斯（LeeRoss）教授曾企图帮助人们克服自私的偏见，他们先向人们讲解何为偏见，然后再问对方：“好了，你知道人有这些偏见，现在你会想改变自己的自我评价吗？”经过多次研究，结果都一样：大家都很乐于了解各种自私的偏见，也知道应用这些知识来预测别人的反应，但是自己的自我评价还是不动如山，就算你拉着对方的衣领，摇着他的身体告诉他：“仔细听着！大部分人的自我评价都是自我膨胀，你应该务实一点儿！”他们也根本不信你这套说法，还是会自言自语道：“别人可能有偏见，但是我真的是个优秀的领导人才。”普罗尼及罗斯在深入研究这种抗拒面对真实自我的态度后，称这种现象为“天真实在论”（naiverealism），即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感觉到的世界是最真实的世界，我们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每个人也都看得到，所以别人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如果别人有不同的想法，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事实，要么就是他们被自己的利益及意识形态蒙蔽。人们承认自己的想法会受自己的背景影响，但是这种经验应该会加深个人洞察力，例如身为医生，可让你更深入地了解医疗行业的问题。不过，别人的背景则可解释其为何会有那样的偏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动机，例如医生会认为，律师对民事侵权行为改革的立场之所以与医生不同，并非因为律师与在医疗事故中的受害者合作，而是因为律师自身的利益影响其思考，从而产生偏差。因此，“天真实在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及利益所影响，只有自己例外，只有自己看事情是绝对实事求是的。如果我说我可以找出“阻碍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的最大障碍”，那么这就是“天真实在论”，因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天真实在论”的说法都很容易引起争议——我们这个团体的立场才对，因为我们一向实事求是。跟我们意见不合者显然受其信仰的宗教、意识形态或自身利益的影响，才会满怀偏见。“天真实在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非黑即白，善恶分明，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古圣先贤对虚伪下的断语：善与恶存在于我们的想法中，我们认为是善就是善，我们认为是恶就是恶。○为何会有邪恶与残暴○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镇上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这位女士在信上写道，犯罪、毒品及未成年少女怀孕等问题已完全失控，撒旦已张开翅膀，社会快速败坏。这名女士邀请我到她的教会寻找精神庇护所。我在看这封信时，相当同意她所说的：撒旦已张开翅膀。不过，我认为撒旦是张翅飞走，让世人享有平静。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世界的黄金时代，冷战结束，民主及人权已获解放，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终于废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历经艰难万苦终于签下“奥斯陆协议”（OsloAccords），朝鲜问题也出现改善的契机。在美国，犯罪率及失业率大幅下跌，股市迭创新高，整个国家财富快速累积，眼见就可消除巨额赤字。甚至连蟑螂都不见踪影，因为大家都用“克蟑”杀虫剂来灭蟑螂。因此，这位女士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东西？如果要写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史，标题应该是《迫切寻找撒旦的年代》。眼见世界和平，社会祥和，美国人开始找寻坏蛋的替身。先是拿毒贩开刀（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流行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再就是诱拐小孩的绑匪（常常是小孩的父亲或母亲干下的坏事）。文化右翼分子拼命把同性恋妖魔化，文化左翼分子则拼命诋毁种族主义者及讨厌同性恋者。当我在思考以上这些坏蛋时，我突然了解他们都有以下三大特质：他们是无形的（单看外表无法辨识这些坏蛋）；其邪恶具有感染性，所以我们要保护易受影响的年轻人，不要让其染指；只有我们团结一致，才可以打败这些坏蛋。我顿时明了，人们希望相信自己正在执行上帝交付给他们的任务，或他们是为了世界的良善所奋斗（动物生存权、胚胎生存权、女性权利等），缺了战友及敌人，你怎么可能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善恶之战善恶之战，是许多宗教自创立以来最困惑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那么这世上之所以存在着恶，是因为上帝允许其存在（这就表示上帝并非全善），抑或上帝也在对抗邪恶（这就表示上帝并非全能）。宗教一般会从以下三个答案中选其中一种说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第一个答案是二元论：世界上有善、恶两股力量，两者力量相当，彼此抗衡，永远不断地对抗。人类是善恶战场上的一部分，我们身上有一部分为善，一部分为恶，所以我们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善的一方，还是恶的一方。发源于波斯及巴比伦的宗教，如拜火教，就是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也影响了基督教中的摩尼教的教义。第二个答案则是一元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是上帝依世界所需创造这个世界，邪恶是一种幻象，发源于印度的宗教大都持这种论调。这些宗教主张，整个世界——或起码掌握我们情绪者，就是一个幻象，只有打破这个幻象，人的内心才能清明。第三种论调是基督教的论调，这种论调将二元论及一元论混合起来，得出一种折中的说法：上帝的全善及全能与撒旦共存。不过，这个说法实在太过复杂，让我根本搞不清楚。根据我从弗吉尼亚州一家福音电台的讲道内容可知，很多主张马基维利式的观点，主张上帝及撒旦在打一场永远的战争的基督徒，也听不懂这个论调。事实上，不同的宗教各有不同的教义，但不同时空下的宗教所呈现的撒旦、魔鬼及其它邪魔的形象倒是都相当类似。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摩尼教的说法最有道理。正如佛陀所言，“我们的人生是心理创造出的产物”，我们的心理慢慢学会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出自私、短视的行为，但我们内心的辩护律师则会确保自己不会把过错怪到自己身上。如此，我们就会确信自己做的都是对的，但却能很快看出别人充满偏见、贪婪及口是心非的那一面。我们总能正确地判断出别人的动机，但一旦自己遇到冲突，就会开始夸大自己的善行，编出一个善（自己这一边）恶（别人那一边）大战的故事。收到上述来信后，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思考人为何对邪恶有那样的心理需求。于是我决定针对这个主题写一篇文章，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技巧，从新的角度切入分析。不过我才刚要着手进行，就发现自己慢了一步。一年前，当今最具创意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Baumeister）已针对这个困扰人类年之久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引人入胜的心理学分析。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Evil：InsideHumanViolenceandCruelty）一书中，鲍迈斯特分别从被害人及案犯的角度检视邪恶的面貌。从案犯的角度来看时，鲍迈斯特发现，这些我们眼中十恶不赦的坏蛋（从对配偶暴力施虐到进行种族灭绝的恶行），很少有人承认自己做错过事。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只是合理地回应别人的攻击及挑衅。他们常觉得自己才是被害者。当然，我们马上就看出来这是他们推卸责任的手法，因为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别人会用偏见来维持自己的自尊。鲍迈斯特的研究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常会自我扭曲地把自己当做被害人，还会正义凛然地为受害人伸张正义。鲍迈斯特从他翻阅过的所有文献中发现一个事实：被害人通常也得为整个事件负部分责任。大部分谋杀案都是挑衅及报复不断循环升级后而导致的惨剧，而且最后死的也很可能是出手杀人的人。在所有家庭纠纷中，有一半的案件双方都使用过暴力。鲍迈斯特还指出，即便是警察滥用暴力的案件，案件真相也往往比媒体报道的要复杂许多。以年罗德尼·金（RodneyKing，一名违反交通规则的黑人青年）在洛杉矶惨遭洛杉矶警察暴力攻击为例，整个过程被录下来了，在该录影画面被媒体披露之后，洛杉矶警方马上成为众矢之的，恶名昭彰。（电视新闻就是要满足人们那种“邪恶正在美国四处猖獗”的心理，才有观众要看。）“邪恶至极”的迷思鲍迈斯特之所以是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心理学家，部分原因是他坚持追求事件真相。确实有无辜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碰到邪恶的坏事，但大部分的案件其实都很复杂，鲍迈斯特则愿意打破“不要怪罪被害人”的禁忌，坚持找出事实真相。人们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暴力，之所以使用暴力，大多是因为自认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反手报复，或出于自卫。然而，这并不表示案犯及被害人得负起同样责任：通常是案犯反应过度且误解对方意图（受自私的偏见所影响）。不过，鲍迈斯特指出，我们对暴力及残忍有一种心理，一种被鲍迈斯特称为“邪恶至极”（pureevil）的心理，该迷思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坏人做坏事的动机都非常邪恶（无非是出自虐待及贪婪等动机）；被害人则是完全无辜（平白无故地受害）；邪恶来自外界，并与别的团体或攻击我们的力量结合起来对付我们。而且，谁质疑这套说法，谁胆敢挑战这套道德论，蹚这潭浑水，谁就是选择站到邪恶那一边。“邪恶至极”的迷思就是自私偏见的最终版，也是“天真实在论”的终极版，还是双方长期陷入暴力循环的最终原因，因为两边都用这套说法让自己陷入善恶之战。当美国总统布什说，“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暴行，是因为他们“怨恨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这充分表明他完全不懂这些恐怖分子的心理。不管是劫机犯还是拉丹，他们对美国女性可以开车、投票、穿比基尼并不在意，许多极端分子之所以想杀美国人，其实是因为他们都用这套“邪恶至极”迷思来解释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及现今的事件。在他们眼中，美国就是撒旦。透过这套扭曲的“邪恶至极”神话论，他们做出这些恐怖行动，只不过是在回应美国在中东的行动及影响。恐怖分子把所有平民百姓一律视为“敌人”，恣意地滥杀无辜，确实非常骇人，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起码还说得通，但是如果说他们因为怨恨我们享有的自由而做出这些坏事，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邪恶与残暴的4个成因鲍迈斯特还得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他发现邪恶及残暴有四大主要成因。前两个是邪恶的属性：贪婪、野心（例如抢劫案，个人为了能直接获利而使用暴力）及虐待狂（从伤害别人中得到乐趣）。不过，贪婪、野心只解释了小部分暴力事件的成因，虐待狂则几乎不成原因。除了在给儿童看的卡通及恐怖片中，人们很少会单纯地以伤害别人来取乐。邪恶两个最大的成因是：自尊心太强及道德理想主义。在我们眼中，这两项都是好的德性，而且我们也常以此鼓励我们的孩子。自尊心强并不会直接导致暴力，但是如果你的自尊心过强，造成自己脱离现实或过度自恋，你就会很容易觉得受现实所迫。而当面对这些威胁时，特别是年轻人，往往会激烈抨击社会。因此，鲍迈斯特便质疑学校不该推行提高孩子自尊心的课程，而是应该教孩子一些可让其自傲的技艺。因为直接强化孩子的自尊心，很可能会让孩子陷入自恋的泥潭中。从个人角度来看，自尊心受威胁确实是暴力事件的主要成因，而理想主义则是造成大规模杀戮事件的主要原因——因为秉持这种想法的人认为，自己的暴行是追求道德目标的一种手段。执行20世纪大规模杀戮事件的刽子手，不是认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乌托邦，就是认为自己正在保家卫国。理想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理想主义总是认为目的可以让手段合理化。如果你是为了善或上帝而战，那么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大家都不重视法律规定，但是重视形成所有法规之基础的道德原则。不过，一旦道德使命与法律相抵触，我们通常就会站在道德使命这一边。心理学家琳达·斯基特卡（LindaSkitka）发现，人们一旦对某项争议性议题产生强烈道德感情——即对此负有“道德使命”，就比较不在意法律上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他们只希望让“好人”无罪释放，让“坏人”受罚。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一再主张，在面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时，一些不经司法审判的处决，未经审判的入狱，以及对囚犯残酷地用刑都是合法、合宜的措施的原因。○如何寻得完满之道○以前在大学上哲学课时，常常听到“世界是一种假象”这样的说法。我在那时一直搞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只觉得它听起来非常深奥，但在花了20年时间研究心理学之后，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曾写道：“人类是一种悬浮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生存的世界并不是真的由岩石、树木等实物建造而成，而是一个由辱骂、机会、身份象征、叛徒、圣人及罪人构筑的世界。这些都是人类的心理创造出来的，它们也算得上真实，但不是岩石、树木的那种真实。这些人类的心理创造的产物就像巴里（James.M.Barrie）所创作的彼得·潘一样，只有在你相信他们时，他们才会存在，他们就像电影《黑客帝国》的母体，是彼此共同创造出来的幻觉。我们内心的辩护律师、透过玫瑰色的镜子看自己，“天真实在论”以及“邪恶至极”的迷思，以上种种心理机制共同为我们编织出我们赖以为生的意义之网，而天使与魔鬼就在其中打得你死我活。我们的内心一直不断地做出赞成及反对的心理反应，并确信自己一直站在天使这一边。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所认为的高道德标准、自以为是的态度及虚伪等，实在都是非常愚蠢。而且，这不只是愚蠢，还是可悲，因为人类永远都无法达到平静及和谐的境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第一步就是把人生当做一场游戏，不要看得太认真，古印度给人类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体验的人生是一场名叫“生老病死轮回”（samsara）的游戏。在人生的生老病死轮回里，碰到好事，我们就快乐；碰到坏事，我们就会生气或悲伤，如此好坏交替，直到死亡为止。等到我们“转世投胎”重新来到人间，生老病死的轮回就又重新启动。古印度道德文本中的《薄伽梵歌》讲的就是你无法完全离开这场人生的游戏；在宇宙的运转中，你有你要扮演的角色，所以你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过，你应依正道而行，不可依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好处”或结果来行事。克利希纳大神（godKrishna）说道：我喜爱无恨无喜之人，无悲无欲之人，……对朋友及敌人一视同仁之人，不管被尊敬或被鄙视态度一样之人，不管冷热，不管苦乐，态度一样之人，摆脱依附且宠辱不惊之人……以及逆来顺受之人。佛陀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佛陀也主张对人生的高低起伏，不用在意，但他要我们完全离开这场人生的游戏。佛教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逃离生老病死的轮回，以及无止境的转世投胎。虽然佛教徒对于人如何面对人世的立场有分歧，但是佛教徒都一致强调人应训练自己的内心，如此心才会停止做判断。中国禅宗大师僧璨曾在禅诗中提出将“不做判断”的主张作为人追求“完满之道”的先决条件。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强做判断”确实是内心的毛病：我们会因此愤怒、苦恼，陷入冲突。不过，这也是心理的正常反应——大象一直在做评估，不断地说着“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自动化反应呢？我们已经知道，仅仅是下决心不去批判别人或不再当个伪君子是无法轻易就达到目标的。然而，正如佛陀的教诲，骑象人可以慢慢学会驯服大象，冥想就是一个好方法。冥想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不再那么执著于人生的起伏与不顺。冥想是东方式的自我训练，是让自己学会从哲学的角度面对自己的人生。认知疗法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在《伯恩斯新情绪疗法》（FeelingGood）这本畅销的认知疗法手册中，作者大卫·伯恩斯（DavidBurns）用一整章的篇幅告诉读者如何用认知疗法处理愤怒的情绪。伯恩斯建议的方法跟贝克建议我们用来对抗沮丧的方法几乎一模一样：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找出自己想法的扭曲之处，然后再做合情合理的思考。伯恩斯着重在我们常出现的“应该如何如何”的思考——我们会有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作，人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这类的想法。一旦有人侵犯我们心里的这种“应该如何如何”的想法，我们就会愤恨不已。伯恩斯也建议我们要有共情：面对冲突，要从对方的观点来看事情，这样你才能理解对方并非无理取闹。我基本上同意伯恩斯的做法，但是一旦双方开始动怒，要彼此产生共情，去了解对方立场，可能就有点儿缘木求鱼。遇到这种情况，耶稣的话比较实际：“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巴特森跟洛温斯坦都发现，被试一旦被迫审视自己，原有的偏见就会消失。）只有在非常刻意的努力之下，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现在，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回想最近你跟某个自己在意的人起冲突的情景，找出自己行为不当之处，例如自己做了冒犯对方（就算有权如此）、伤害对方（即便出于好意）或言行不符（就算找得到理由）的举动。在你发现自己的过错后，你就会听到自己心里的辩护律师拼命帮自己找理由开脱，把过错怪到别人头上，这时，不要听他的。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出一件自己所做的错事。把梁木移走的那一刻真的很痛，但一下子就不痛了，而且接下来你会觉得放松下来，甚至很愉快。人一旦发现自己的过错，心里就会很难受，但不会太久，如果你能承认自己的过错，反而会因此感觉到一股混合着骄傲的愉快感。这就是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感觉到的快乐，这就是荣誉感。虚伪及乱下判断是重创人际关系的两大杀手，找出自己的过错，也是克服这两项恶习的关键所在。当你发现自己也是造成双方冲突的元凶时，你心中的怒气就会降下来——或许你的怒气不会完全消失，但你起码可以恢复一点儿理智，承认对方也有对的地方。你可能还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不对，但现在的立场已修正为自己大部分是对的，对方大部分不对，这时双方就可以找到一个不伤彼此感情的台阶。你可以这么告诉对方：“我不应该做X这件事，所以你会有Y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在平等互惠的压力之下，对方可能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所表示：“你做了X这件事，我真的很不高兴，不过我也不应该做出P这件事，你会有Q的反应，我完全可以理解。”互相报复的心理，一旦有自私的偏见在一旁火上浇油，双方就会陷入交相指责中，让情况变得更不可收拾，但是我们可以把互相报复的心理逆转成互相理解的心理，以终止冲突，保住彼此的关系。经过不断地进化，人类学会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而且内心还隐藏着虚伪、自以为是以及道德冲突等心理。了解心理的结构及运作策略，我们就能走出这种人际操纵的游戏，走进自己选择的游戏。只要我们能找出自己眼中的梁木，就不会再那么受自身偏见所困，不会再那么爱说教，也不会再那么容易与人争论、与人冲突。你终于可以开始追求人生的完满之道，一个因了解接受而寻得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也就是下一章的主题。第三部分追求幸福的方法第5章幸福来自何处●善人离诸（欲），不论诸欲事。苦乐所不动，智者无喜忧。——佛陀●不求事如己愿，但求凡事顺乎自然，如此人生就会顺遂自得。——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如果金钱及权势可以买到幸福，那么《圣经·旧约·传道书》的作者应该能登上狂喜的巅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耶路撒冷一位国王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自己对幸福及满足的追逐过程。这位国王决定用自己的财富追求幸福，测试金钱能否买到幸福。我曾做过的大事——为自己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花园，在园中栽种各类果树，又拥有大群牛羊，胜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拥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以及列王和各省的财宝。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纳了许多妃嫔，是世人所以为乐的。于是我日渐昌大，超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的智慧仍然与我同在。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不过，作者接下来却发现，这些身外之物其实让人空虚（接下来这段话可能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关于“中年危机”的记载）。然后，我省察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劳碌换来的成就，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圣经·旧约·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追求幸福的种种方法——艰苦奋斗、学习、品尝美酒，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让他满足，而且这些身外之物也无法赶走他心中的空虚感：跟动物相比，自己的人生并不存在任何更本质或具有更高目标的价值。从佛陀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观点来看，《圣经·旧约·传道书》作者的问题再明显不过：他太努力去追求幸福。佛教及斯多葛学派教诲我们：追求身外之物，或强求世事如己所愿，最后只是一场空。幸福只能内求诸心，断除对身外之物的执著，对一切采取接受的态度。（佛教徒及斯多葛学派可以有感情关系，也可以工作，或拥有身外之物，但是对这些身外之物不得有执念，以免因失去而愤恨烦忧。）这种想法可以是本书第2章的延伸：你认为生命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的心态决定你如何看待事物。不过，心理学近来的研究指出，佛陀及斯多葛学派可能有过度引申之嫌。有些身外之物仍然值得我们追求，而且幸福有一部分是可外求的，只要你知道其来处。○幸福的两个原则○幸福原则1：进展原则《圣经·旧约·传道书》的作者面对的不只是人生没有意义的恐惧，他还得面对成功会让人失望的事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固然让人幸福，但这种幸福通常很短暂。你成天梦想自己能升官、进名校、完成一个大项目。除了睡觉时间之外，你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你可能会幻想自己达到目标时，不知道会有多幸福。之后，你真的成功了，好运的话，你可能有一个小时或一天的时间，会处于兴奋愉悦的状态，尤其如果是意料之外得到成功。那么在事实揭晓的那一刻，你一定会乐歪。不过，人是“得不到”愉悦感的。当你发现成功在望，心里的感觉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一种事情了结、可以放松下来的幸福。在这种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很少是“万岁！太棒了”，而是“好了，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们面对成功时的淡然态度其实是正常的。当动物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进化、可让自己在生存游戏中保持领先地位的行为，其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dopamine），这是一种会带来快感的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食物及性交会带来快感，这种快感会变成一种强化物（reinforcer，行为主义学派的用语），以后就成为动物找寻食物与性交的动机。不过，人类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人生游戏中，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博得好名声、与人建立情谊、找到最好的伴侣、累积各种资源、养儿育女，这才算成功。人有许多人生目标，所以快乐的来源也就各式各样。你可能会认为，每当我们达成重要目标，我们的大脑就会持续不断地分泌大量多巴胺。然而强化作用就是这么诡异：行为刚发生后的头几秒钟（不是几分钟或几小时），才是强化作用效果最强的时候。这就像你想训练你的狗去捡东西，但是如果你每次都在它把东西咬回来10分钟之后才给它一块大牛排，就是行不通的。大象也采取相同的运作方式：每当大象做对一件事，大象就会有快乐的感觉。大象会记住每种行为立即产生的快乐（或痛苦），但是如果行为是星期一做的，成功则是在星期五才实现，大象就没办法把两者联结在一起。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指出，人有两种积极的情感。他称第一种为“达成目标之前的积极情感”（pre-goalattainmentpositiveaffect），这是我们朝着目标前进时感觉到的情绪。他称第二种为“达成目标之后的积极情感”（post-goalattainmentpositiveaffect），并说这是我们达成目标后感觉到的情绪。后者是大脑在目标达成后，前额叶皮质区活动趋缓，使人感觉到短暂释放的满足感。换言之，追求目标时真正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因此，先为自己设定目标，每朝着目标前进一步，我们都会感觉到朝着目标前进的幸福与满足。成功来临的那一刹那，我们心里的感觉其实是像走完漫长的旅程卸下沉重背包时的那种如释重负之感，而不是欣喜若狂。人们总是朝着目标，全力以赴，以为自己达成目标时会欣喜异常。然而当成功降临时，我们其实只是感觉到一点点短暂的幸福感，这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就是这样？于是我们会忍不住去贬低自己的成就，认为自己的努力根本是一场空。我们称此为“进展原则”，即朝着目标前进比达成目标要幸福。莎士比亚说得好：“成功之时，一切已结束；努力的过程是最幸福的。”幸福原则2：适应原则如果我给你10秒钟时间，要你说出你觉得最幸运及最倒霉的事情，我猜你的答案可能是：前者是中得奖金高达万美元的彩票，后者则是颈部以下完全瘫痪。彩票中奖可为我们带来自由，让我们免除生活中许多烦忧及限制。有了这一大笔钱，我们就能追求自己的梦想、帮助别人、享受舒适的生活，其带来的快乐应该比单一的多巴胺分泌来得持久。身体瘫痪带来的限制，绝对比坐牢还严重。这时几乎所有的人生目标及梦想，你都得放弃，性生活没了，以后所有的吃喝拉撒全得依靠别人。很多人一想到下身瘫痪，就觉得还不如死掉算了，这样也许更快乐些。其实这个想法不对。当然，彩票中奖绝对比瘫痪要好，但是两者的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终究会慢慢适应，只是事情刚刚出现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耐。我们很不善于准确地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往往会高估自己情绪反应的强度及持续性。不管你是中了彩票还是下身瘫痪，不出一年（平均而言），你就会恢复原有的幸福基准线。中奖者会买一栋新房子，买一辆新车，辞掉原来的无聊工作，吃穿花用样样比以前高档，现在的生活跟以前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过几个月后，这样的对比开始变得模糊，原有的快乐也慢慢淡去。人的心理对变化特别敏感，但是对于绝对状况，心理的反应就会钝化。中奖者之所以开心，是因为他的财富突然间暴增许多，但几个月后，新的财富已变成他新的生活水平基准线。对此他也觉得理所当然，但他的财富已不可能再增加，更糟的是，金钱会破坏原有的人际关系，朋友、亲戚、骗子、陌生人全都跑来缠着他不放，想尽办法想从他身上分一杯羹（还记得自私的偏见吗？每个人都能找到理由来说明别人亏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中奖者常常饱受骚扰，以至于不得不搬家，躲起来，切断原有的关系，最后只好彼此安慰，组成中奖者支持团体，共同面对新的生活难题的原因。（不过，几乎所有中奖者都还是很庆幸自己中奖。）最倒霉的四肢瘫痪患者，一开始会以为自己从此将与幸福绝缘。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完了，得放弃自己原来的希望，心中哀伤不已。不过他跟中奖者一样，情况发生变化时，心理感觉最敏感，但面对绝对情况时，敏感度就会降低。因此几个月后，他也开始适应新的情况，设定比较平实的人生目标。他发现物理治疗能改善自己的体能。既然四肢瘫痪，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着，所以每进步一点儿，他就能感觉到一种“进展原则”带来的幸福。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20岁出头时就被医生诊断得了运动神经元病（motorneuronedisease），从此身体便一直萎缩，无法自由行动，但是霍金仍然持续地进行宇宙演化研究，而且解答了许多重要问题，获奖无数，并出版了最畅销的科普书。年，在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记者问他为何能保有这样的斗志及精神，他答道：“21岁时，我对人生的期盼降到零，从此以后，所有事情在我眼中都是上天给我的额外的恩赐。”这就是“适应原则”：人对现况的判断，是以比自己现已适应的更好或更坏为基准。“适应”其实是神经元的一种特性：当新的刺激出现时，神经细胞会产生强烈反应，但之后，神经细胞会逐渐“习惯”，对已经适应的刺激反应会趋于缓和。蕴涵关键信息的是改变，不是常态（steadystates）。当人类认识到自己碰到极端状况时，就会去适应，而且不只是习惯，还会自我校正。我们会为自己制订各种目标，每达成一个目标，我们就订下另一个目标。一次又一次成功之后，我们就会把目标调高，但是一旦碰到巨大的挫败（例如跌断脖子），我们就会把目标调低。我们不会追随佛陀及斯多葛学派的教诲——放下所有执著，顺其自然，而是会为自己制订各种目标，设定希望及期望，之后再随着情况演变而时喜时悲。当我们了解适应原则的原理，又发现人的平均快乐程度是跟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关系时，就得面对一个惊人的事实：从长远来看，人生际遇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不管是好运还是坏运，我们最后都会回归自己的幸福起始点（happinesssetpoint），即大脑系统默认的快乐程度，而这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年，早在世人知道有基因这种东西之前，亚当·斯密（AdamSmith）便得出同样的结论：在恒常状况下，即不预期会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心理迟早都会恢复平常的自然平静状态。碰到顺境，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心理就会恢复平常的平静；遇到逆境，一段时间后，情况亦然。如果以上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被困在所谓的“幸福水车”上。踩水车时，我们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来加快速度，但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停留在原地。在真实的人生里，你可以拼命努力，累积大笔财富，拥有满园果树等，但是你最多也只能如此，因为你无法改变自己“平常的自然平静状态”，你积聚的财富只是让自己对金钱有更高的渴望，但你并不会比有钱之前还要幸福。因为不了解追求身外之物只是徒然，所以我们才会不停地追逐，努力让自己成为人生游戏中的赢家。我们一直想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东西，追呀，追呀，追个不停，就像一只在转轮上跑个不停的仓鼠。○古代的幸福假设○佛陀、爱比克泰德以及其他许多古圣先贤都看出：追求身外之物只是徒然，所以强烈地要大家不要追逐身外之物。他们提出一套幸福的假设：幸福来自我们的内在，强求这个世界顺应自己的欲望是找不到幸福的。佛陀教诲我们执著是苦，并告诉我们断除执念的方法。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则教育追随者们，把所有注意力放在自己可以完全控制之物上，也就是自己的想法及反应。其他的事物，如命运的赏赐或诅咒，都是外物，真正的禁欲主义者是不为外物影响的。佛陀及斯多葛学派并不是要大家缩进洞里，两派的教义其实都在教导大家如何在一个充满背叛及变动不居的人的世界中找到平静及幸福，所以其教义一直都是世人心中的明灯。两派的教义都是以经验法则为基础，主张追求外在世界的物质及目标并不能为人带来永远的幸福，人必须修炼自己的内在世界才能找到快乐。如果以上假设为真，那么它对现代人如何生活、如何教养子女、如何花钱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不过，这项假设是否为真？这就要看我们所谈的是哪一种“外物”。两个幸福发现研究人员研究幸福时有两大发现：第一，基因对个人的平均幸福程度影响很大；第二，大部分的环境因素及人口统计因素对幸福影响甚微。★★★幸福实验：假设有鲍勃及玛丽两个人，你可以选择跟鲍勃或玛丽交换身份，请问你会选谁？他们的情况如下：鲍勃现年35岁，单身未婚、白人、颇有个人魅力、喜爱运动。鲍勃年收入10万美元，住在天气晴朗的南加州，头脑很聪明，空闲时喜欢阅读、逛美术馆。玛丽跟她的先生则住在多雪的纽约州水牛城，两人的年收入只有4万美元，玛丽65岁，黑人、体重超重、外表其貌不扬，玛丽很爱交朋友，空闲时大都参加教会的活动。她的肾有问题，所以得透析。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鲍勃拥有一切，我想本书读者很少有人会选择跟玛丽交换身份，不选鲍勃。如果真的要打赌，你应该赌：玛丽比鲍勃幸福。玛丽拥有鲍勃所没有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婚姻是影响人生及幸福最重要且持续的因素之一。幸福造就婚姻，幸福的人比较早婚，而且比那些幸福起始点较低的人的婚姻更持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幸福的人在婚前约会时就比较有吸引力，结婚后也比较好相处。幸福最大的效益就是，这种特质可以形成真实、持久、可靠的伴侣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人类一种基本需求；无论伴侣关系是否存在，人其实都无法完全适应。玛丽还有宗教信仰，平均而言，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快乐。原因在于，参加宗教团体会形成社会网络联结，自己还会有一种与比自我更神圣之物产生联结的提升感。鲍勃拥有的是权势、身份、自由、健康及阳光等客观存在的优势，但这些优势都受制于“适应原则”。美国白人确实不用承受美国黑人要遭受的许多问题及屈辱，但是平均而言，白人比黑人更幸福的程度其实相当有限。男性也比女性享有更多自由及权势，但是男性并不会比女性更幸福（女性确实比较容易沮丧，但是她们的快乐也比较强烈）。年轻人对未来的期许比老年人要光明灿烂许多，但是生活的满意度确实是随年龄的增长逐渐上升，一直到65岁为止，有些研究甚至指出，65岁这个界线还可以再更高。一般人听到“老年人比年轻人幸福”的说法，都会觉得相当意外，因为老年人要面对许多健康问题，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慢性病，慢性病患者都能逐渐适应。（不过，逐渐恶化的病症确实会降低病患的幸福感，近来更有研究指出，平均而言，人无法完全适应残障生活。）寒带的居民都会认为住在加州的居民会比较幸福，其实他们错了，还有人认为有魅力的人比毫无魅力的人更加幸福，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鲍勃真正拥有的是他的财富，但是说到钱，问题就比较复杂。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Diener）博士根据自己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这个结论已经被媒体多次披露）：不管在哪个国家，拥有最低收入的人确实可以用钱买到幸福，这些每天都要为三餐温饱操劳烦忧的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加不幸福。不过，人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跻身于中产阶级之后，财富及幸福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没那么明显了。平均而言，有钱人是比中产阶级幸福，但是程度并不明显，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逆相关性而造成的：幸福的人财富累积的速度较快，这跟在婚姻市场中幸福的人比较吃香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幸福的人比较有魅力（在老板眼中），而且幸福的人的情绪反应大多比较积极，可让自己专心一意地推动项目，努力工作，投资自己的未来。财富本身对幸福的直接影响其实相当有限，因为财富产生的只是“幸福水车效应”。举例而言，许多工业化国家在过去50年内，全国财富呈两三倍的增长，但是这些工业化国家国民的幸福水平及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多大改变，反倒是抑郁症越来越普遍。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增加确实改善了生活的舒适度——住房变大，汽车、电视全面普及，出外用餐如家常便饭，健康情况改善，寿命更长，但这些生活水平的改善已变得正常，大家都已适应这样的生活，且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不会因此而更加幸福、满足。人无法从外在事物中找到幸福佛陀及爱比克泰德要是听到前述研究结论，一定会鼓掌赞同，因为他们早就发现，人无法从外在事物中找到幸福。现代人跟古代人一样，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拿来追求一些不会让自己更幸福的目标，却在盲目追逐的过程中忽略了个人内在成长及精神层面的修为，而这才是真正能带给我们满足感的东西。古圣贤哲一再教诲我们，要懂得放手，不要再汲汲营营，选择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转向自己的内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强求外在世界符合己之所愿。克利希纳指出，人有劣根性，而且克制不了这些劣根性，人会用各种希望把自己捆上几百个手镣脚铐，内心充满怒气与欲望，用尽各种不公义的手段积聚财富，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克利希纳用讽刺的语气道出这些贪婪人魔的嘴脸：今天我得到这个，明天一时兴起我就要满足另一种欲望；这是我的财富，以后还会有更多财富。谁要成了我的敌人，我就杀了他，有多少敌人，我就杀多少人。我是这里的大王，我高兴怎样就怎样，我是个快乐、成功的强者。前面这段话只要把“杀人”改成“打败”，就可充分描写出现代西方世界的理想境界——起码能非常鲜活地描绘出弱肉强食的商业界。因此，就算鲍勃跟玛丽一样快乐，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傲慢、强势、对人恶劣的坏人，从精神层面及美学层面而言，他的生活也仍然比较差。○幸福方程式○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从有关幸福的研究中得出两大发现（一个人快乐与否与基因的关系密切，与后天环境则不太相关）。这两项发现重创了心理学界，因为这两项发现不只适用于幸福，还适用于其他大部分个性特质。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家几乎对以下观念秉持着虔诚的信念：人的个性主要受童年时期环境的影响。这项原理被心理学界奉为牢不可破的信念，但是有关这项原理的证据，则几乎全部都是父母的行为与子女行为两者间相关性的琐碎实例，而且只要有人主张两者的相关性是基因造成的，马上就会被扣上“简化论”的大帽子。不过，双胞胎的研究却告诉我们，基因对一个人个性的影响确实相当深远，相形之下，家庭环境的影响便显得较无足轻重。此时，古代对于幸福提出的假设便显得相当合理。或许，是不是每个人的大脑真的都被设定一个起始点，就像恒温器被设定在摄氏14.4度（相当于华氏58度,抑郁症患者的起始点）或摄氏23.8度（相当于华氏75度，乐天派的起始点）一样？或许追求幸福之道，是要改变一个人内在的设定值（通过冥想、服用百忧解或借助认知疗法），而不是改变环境？在心理学家们苦思“先天”及“后天”孰轻孰重，生物学家也解开人类的基因组之后，我们对先天遗传及后天环境的影响终于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没错，基因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基因本身对环境因素的反应也相当敏感。没错，每个人都有个人专有的幸福基准线，但是这个幸福基准线看起来并非是类似于可能范围或概率分布这样的起始点。决定我们内心落在“快乐可能范围”的高点或低点的因素，有很多都属于外在因素。当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20世纪90年代末期创立积极心理学时，他把不同专家组成小组，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有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影响幸福的外在因素。心理学家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SonjaLyubomirsky）、谢尔顿（KenSheldon）以及施卡德（DavidSchkade），检查手上所有的证据后发现，影响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外在因素基本上可分成两大类——个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以及个人选择的自发性活动。所谓的个人生活条件，是指自己不能改变的事实（种族、性别、年龄及残障等）以及自己能改变的事实（财富、婚姻状况及居住地等）。这些生活条件起码会在人生中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大抵都能适应。自发性活动则是出自个人选择，如冥想、运动、学习新技能、放假等。因为这些自发性活动一定是出于个人选择，且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所以这些自发性活动自我们意识中消失的方式，跟个人本身生活条件消失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自发性的活动能带给个人更多幸福，不像适应原则，时间一久，人的反应就递减。积极心理学提出的最重要概念，就是柳博米尔斯基、谢尔顿、施卡德以及塞利格曼所称的“幸福方程式”：H=S+C+V我们真正感受到的幸福持久度（H），取决于我们天生遗传的幸福的范围（S），加上我们的生活条件（C），再加上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V）。积极心理学的挑战，就在于如何以科学方法找出到底是哪些C和V，可将H提升到我们的幸福可能范围的上限。极端生物学观点的幸福假设主张H=S,认为C跟V不具意义。不过，先贤对V的说法（对外在事物秉持冷漠淡然的态度），相当值得我们肯定，因为佛陀提出“八正道”（EightNoblePath，包括冥想及正见）的观念，而爱比克泰德则主张，人要借助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对外在事物秉持冷漠淡然的态度。因此，为正确检验这些古圣先贤的主张，我们必须检讨这个假设：H=S+V。V能让我们坦然接受事实，减轻心中执著的自发性活动或刻意安排的活动。如果真的有许多C会影响我们的幸福，又如果各种自发性活动真能让我们懂得学会无执，那么古圣先贤的说法就不成立，人不该一味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求幸福。○值得你改变的外在因素○事实证明，有些外在因素真的会影响个人的幸福。生活中有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不会完全受制于适应原则，但事情改变后确实可以让我们持久幸福，因此这些外在因素值得我们努力去完成或做出改变。因素1：噪声我住在繁华城市的经验让我学到房地产方面很重要的一课：如果你得买下一栋紧临马路的房子，那么千万要确保这栋房子不临近红绿灯。因为每隔95秒你就得听42秒汽车发出的轰鸣声，接着是12秒的引擎加速声，不时还会穿插不耐烦的喇叭声。我一直没办法适应这些噪声，所以后来在我跟我太太打算到夏洛茨维尔买房子时，我就告诉我的房屋中介，就算真的有维多利亚式的房子要卖，但是只要在马路边，我也不考虑。研究显示，那些必须长期适应新生噪声的人（比如，家附近新修了一条高速公路），是一直无法完全适应噪声的干扰的，甚至有研究显示，人有时为了适应噪声，认知功能会因而受损。尤其各式各样、间歇出现的噪声都会干扰我们的注意力，增加我们的压力。因此，消除噪声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因素2：通勤很多人为了住大一点儿的房子，宁愿住到离公司较远的地方。不过，人虽然很快就能适应空间变大的好处，却不能适应长时间通勤的痛苦，尤其是自己开车的塞车之苦。即便是通勤多年的通勤族，一路挤车挤到公司上班时，应激激素还是很高（理想的开车状况是开心、放松地开车）。因此，改善通勤时间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因素3：自我掌控感噪声及交通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这两项因素之所以让人恼火，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们。★★★幸福实验：大卫·格拉斯（DavidGlass）及杰罗姆·辛格（JeromeSinger）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暴露在间歇出现的阵阵噪声中。研究人员告诉其中一组被试：只要按下按钮，就可让停止噪声，但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去按那个钮。结果，这个小组的所有被试都没有去按那个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噪声，所以这个想法让他们觉得噪声没那么烦人。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自认有掌控能力的被试，遇到难度高的拼图游戏，更能坚持不懈地完成任务。然而，其他无法控制噪声的被试则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不做了。另一个有名的研究则是埃伦·兰格（EllenLanger）及朱迪丝·罗丁（JudithRodin）所做的实验。[5]他们针对一所养老院的老人展开研究，被试是分住在两个不同楼层的老人，研究者决定给这些老人一些福利，比如，几盆摆在房里的植物，或是一星期找一天看场电影。研究者让住其中一层楼的老人享有掌控权：住这层楼的老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植物，但自己要负责浇水。老人们还可以自己选择要哪天晚上看电影。对于住另一层楼的老人，研究者则直接把同样福利发放下去：由护士选择植物，护士浇水；护士决定一星期中哪天晚上要看电影。小小的掌控权最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控制权的老人活得更开心，更活跃，头脑也更清楚（不只是老人自己反映，护士也做了客观评量），而且18个月后，其正面效益还非常明显，因为18个月后，享有掌控权的老人不仅身体比较健康，死亡率也只有另一层楼的一半（15%比30%）。我跟罗丁在事后的研究报告中得出一个结论：改变组织的环境来增强组织中各成员的掌控感，是提升该组织的员工、学生、病人或其他使用者的参与度、活力及快乐的一大利器。因素4：羞愧整体而言，有魅力的人并不会比没魅力的人更加幸福,但是我们也意外地发现，在一个人的外表有所改观后，确实会让人变得比较幸福。动过整形手术的人普遍表示对整形过程非常满意，甚至在动过整形手术多年之后，还说整形手术提升了其生活品质，减少精神病症（如焦虑及沮丧等）。在所有整形手术中，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整胸手术，不管是丰胸还是缩胸，都能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影响。要了解这种看似肤浅的改变为何对人产生如此持续且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要从羞愧感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着手。自认自己的胸部比理想中要大或小很多的年轻女性，常常会反映自己每天都意识到自己的身材缺陷。很多人只好靠调整姿势或衣着来掩饰自己身材的缺点。一旦卸下这个心理负担，当事人就会变得更自信、更快乐。因素5：人际关系在影响一个人幸福与否的所有外在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际关系的好坏及多寡。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人开心快乐，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享有更多、更好的人际关系。我将会在下一章探讨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此我只强调，当人际关系出现冲突时，例如，有个讨厌的同事或室友，或跟配偶长期不和，一定会让人不幸福。我们永远无法适应人与人间的冲突；这种伤害每天都会一直持续，就算我们没看到对方，两人之间的冲突也还是会萦绕在脑海中。还有很多通过改善生活状况让自己更快乐的方法，尤其是人际关系的改善、工作环境的提升及对压力来源的掌控，对个人的幸福都有很积极的影响。因此在幸福方程式中，C（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成立，有些外在因素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有些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努力，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这些外在因素。我相信佛陀本人可以完全适应噪声、塞车之苦，面对无法自我控制及身体缺陷的困境，但即使在古印度，要当时的人仿效佛陀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要求活在现代世界的人追随佛陀的正道，对世事采取“不作为、不费力追求”的态度，恐怕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英国小说家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便要大家放弃佛陀的正道，全心全意放手去做：“说人类应该对平静感到满足，不过是徒然，人必须有所行动。如果找不到平静，就得自己去追求。”○如何寻找幸福○并非所有行动都能让人找到内心的平静。比如，追逐财富名声会起到反作用。全力追求名利、外貌者，往往比不以物质欲望为人生目标者更加不幸福，甚至健康状况也比后者差。那么，什么才是有利于人心的自发性活动？幸福方程式中的V到底是什么？“心流”体验出生于匈牙利、与塞利格曼共同创立积极心理学的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iCsikszentmihalyi）发明了一个名叫“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samplingmethod）的检测工具，帮助心理学家们回答上述问题。★★★幸福实验：希斯赞特米哈伊在研究中，要求被试随身携带一个传呼机，这个传呼机每天会响好几次。每响一次，被试就得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把他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情记录下来，还要写下自己对该活动喜欢的程度。在这个研究中，被试多达数千人，传呼机的铃响次数也高达数万次。通过如此庞大的研究资料，希斯赞特米哈伊找出人们真正喜欢的活动，而不是人们记忆里喜欢的活动。希斯赞特米哈伊发现，人们喜欢的活动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肉体或身体享受到的快乐。平均而言，“用餐”为人带来的快乐指数最高。“吃”对人来说真的是一大享受，尤其是一群人一起大吃大喝，最是快活，而且吃饭时，大家都很讨厌有人打电话来干扰，而最最煞风景的就是做爱时电话铃响。不过，人不可能一整天都沉醉在肉体欢愉中，因为人对食色的需求很容易因饱足而生厌。不管是食还是性，一旦超过一定程度，就会让人觉得恶心。希斯赞特米哈伊最重要的发现是，很多人认为有一种状态比做爱之后吃巧克力还要令人沉醉，那就是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一份极具挑战性、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境界之内”（beinginthezone），希斯赞特米哈伊称这种状态为“心流体验”（flow）。一旦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只需跟着感觉走就对了。心流通常发生在我们进行体能活动，像滑雪、在弯曲的乡间公路开快车，或两队上场对决较劲时。配合音乐或其他人的行动，能让人更能达到沉浸其中的畅快状态，因为两者的加乘效果会为我们的行为制造出一种瞬间结构（temporalstructure），例如，跟合唱团一起唱歌、跳舞，或跟朋友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等。个人独自进行创造性活动时也能达到这种忘我的沉浸状态，如画图、写作或摄影等。心流体验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能让你全心投入的挑战，你也具备面对这项挑战的实力；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你马上就得到回馈（进展原则），每一回合的交涉攻防，每唱对一个音，每画对一笔画，都会让你心中闪现一阵又一阵的积极感受。在“心流”的状态中，象与骑象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时，大部分都是象（自动化过程）处于主导，一路顺畅地向前奔跑，而骑象人（有意识的思想）则完全沉浸其中，搜寻问题与机会，协助象顺利运作。塞利格曼依据希斯赞特米哈伊的研究成果，将愉悦及满足感做出清楚的区分。愉悦有很强的感官和情绪成分，如食物、性爱、抓背及微风轻拂等带给我们的欢愉，满足感则是我们全心投入、发挥所长，到达忘我境界的感受。满足感能让我们达到心流的沉浸状态。塞利格曼认为V（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就是可帮助我们妥善安排生活及环境，提升我们的愉悦及满足感的活动。愉悦必须有所节制，否则就无法维持原有效果。一个下午就吃一大筒冰激凌，新买的CD马上连听10遍，这种不知节制的行为很快就把我们的胃口破坏殆尽，以后要享受愉悦，就越来越难。这时就是骑象人出马的时候了，因为大象很容易会有不知节制的反应，骑象人就得及时出现，鼓励大象继续向前，进行下一个活动。“愉悦”应慢慢品尝，多求变化，法国人便是熟谙此道的高手。法国人也吃很多油腻的食物，但是他们却比美国人苗条、健康，法国人吃东西时总是细嚼慢咽，注重食材风味，他们能从吃中得到许多乐趣，而正因为他们懂得品尝，所以最后反而吃得比较少。反观美国人，吃东西时总是大口大口地把高油脂、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塞进嘴里，而且还常常一边吃饭一边做别的事情。为求变化，享受更多用餐的乐趣，法国人会把食物分成好几道菜来慢慢品味，美国人最喜欢的则是以大分量的食物招揽顾客的餐厅。变化可为生活带来更多趣味，因为求新求变是适应的天敌，超大分量会让适应效果达到最大化。古希腊少数几位提倡感官享乐的哲学家之一的伊壁鸠鲁（Epicurus）曾说的“智者食不重量但重质”，刚好为法国人的饮食之道做出最好的诠释。哲学家们之所以对感官享乐普遍秉持戒慎警惕的态度，原因之一是因为感官享乐的效益并不持久，感官享乐当下感觉很强烈，但是很快就会消退，而当事人事后则不会因而多长智慧或变得更强。更糟的是，感官享乐会引诱人沉溺其中，让人远离对自己更有益的活动。满足感就不同了，满足感会不断鞭策我们，挑战我们的极限，逼迫我们使尽全力发挥潜能。我们通常是在完成、学会某事物后，心中会感受到一份满足感。一旦进入“心流”的状态，再难的工作都会变得像不费吹灰之力般轻松。掌握自身优势人都有一种想发挥潜力、磨炼技巧、展现优势的“渴望”。塞利格曼认为，掌握自身优势是人们能否找到满足感的一大关键。积极心理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发展出一套人格优势列表，大家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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