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销量 > 新经济学连载之七新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
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销量 > 新经济学连载之七新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
向松祚如是说:
范式一词,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里提出的概念,它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大体而言,所谓科学研究的范式就是科学家们秉持的某种相同或相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具体说,就是科学家们所默认或不言自明的一些基本假设、前提或公理。
依次而论,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是一种范式,这套学问或理论有几个众所周知的假设或公理。《新经济学》第一卷已经详细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此处不再赘述。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致命错误是将人类经济体系设想为一种自动迈向均衡的机械体系,以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或效用最大化公理构造出一般均衡模型,标准模型就是大名鼎鼎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状态是人类经济体系应该或必然迈向的理想状态,学术名词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我在《新经济学》第一卷已经详细说明,这套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准的学问与真实的人类经济世界是完全不相关的,为了理解真实的人类经济世界,我们必须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彻底转向新经济学范式。
新经济学范式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最大的或本质的区别,是新经济学将人类经济体系理解为一个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没有任何均衡可言,只有动态演化和创新突变。这当然不是我的创见,许多前辈经济学者皆试图将人类经济体系理解为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或复杂体系。我的一点创见则是为人类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发掘出最本源的基础,那就是人心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
因此,新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必须是人心内在创造性的基本规律。深入研究人心内在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则是新经济学范式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传奇的伟大航程。
《新经济学》连载之七卷二新经济学范式第二部分第一章新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人的经济活动皆是为了创造价值或发现价值,皆是在价值领域的无限探索,而价值不是外来的或外在的,价值完全由人心或人性所发,舍此别无其他价值源泉,亦绝无所谓客观价值可言。西方经济学创始之初,围绕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争论逾百年之久,至马克思亦还在孜孜求其正解,由此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之浅陋也。直到门格尔天才杰出,灵机一动,始悟价值原非外来或外在,价值只是源自我们的需要,以此极简单之观念创发一独立经济学流派—奥地利经济学派,开启所谓边际效用革命。熊彼特说,门格尔的全部经济学理论就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基本的理念:“人们之所以认为物品有价值,是因为人们需要它。”仅此而已。门格尔的贡献是将这个看似简单的思想贯彻始终,从中推导出一系列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尤其是价格形成之规律(thelawofpriceformation)的基本定律或假说。若西方经济学的创始宗师们稍知吾华夏先哲的心学脉络,必知一切价值之源只在吾心,焉有所谓客观价值之谬见?焉有长达百年之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之争论?惜乎!东西方思想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固非易事,学者们固执己见或囿于所谓西方中心论,不知吾华夏先哲思想之伟大精深,适足以叹息也。尤有可叹者,今日依然有一些经济学者(包括一些中国经济学者)执迷于所谓客观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终其一生亦不悟此简单显明之道理。夫创造者,乃从无到有也,乃创造新的价值也,乃从0到1也(借用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著作的标题“从0到1”),根本不是简单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或收益或效用。所谓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之思维范式,如此浅陋,却竟然统治西方经济学数百年,实乃人类经济思想历史上一大奇观,亦是一大悲剧或遗憾。虽然如此,西方并非没有哲人洞察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思维之荒谬和浅陋,只是孤怀寂寥,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拨乱而反正。芝加哥学派大宗师弗兰克·奈特就是如此卓绝伟岸之奇特思想家,其思想之广博深邃,西方经济学者无出其右。奈特有云:“说到底,人类生活乃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善哉斯言,意蕴悠长,深远无极。仅此一语,奈特足以睥睨当代,傲视群雄。奈特一语,尽显“效用最大化”假说之贫乏和空洞。奈特有5位弟子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若论思想之深邃和极具启发力,其众多弟子之总和恐怕亦难比宗师一人。萨缪尔森为奈特弟子,以创发经济科学的数学方法赢得学界至尊地位,进而将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最大化问题”。萨氏之陋,于斯可见。萨氏得意弟子蒙代尔曾经公开评价自己的恩师是构造数学模型的绝顶高手,却缺乏具有启发力的深邃思想。生活的本质是创造或发现,不是简单地对现有资源实施配置。人类经济生活并非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有给定的资源,然后努力以最少的资源去实现既定的目标。此种机械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人类的经济生活永远处于一种试错、尝试、冒险的状态,这正是创造和发现的过程。市场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并非一个均衡的过程,此乃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理念,亦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熊彼特亦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其创造性毁灭理念,既深受马克思动态经济观念之影响,亦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创造性过程思想之影响。创造或发现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预见性或不确定性。奈特以不确定性来阐释企业家的特殊能力和企业家所获利润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熊彼特亦从创造性和不确定性角度来定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敢于创造、敢于发现、敢于和善于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的精神。企业家就是开辟人类经济崭新领域的那群人,企业家就是人群中创造性或开创性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人们将企业家精神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学术、艺术、科学等,本质上都是指各个领域杰出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创造性。创造就是创造人类价值的新领域,发现就是发现新的价值领域;创造就是创造人类生活的新边界,发现就是发现人类价值的新领域。创造和发现本质上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就是对未知价值领域的发现或探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和创新者确实是人类的特殊群体或“特殊物种”。在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里,此类特殊物种数量越多,素质越高,则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就越具有创造力,经济必然越发达,社会必定越富裕。从人类创造力的角度一眼就能识破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皆必须以激励和保障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为最重要指针或宗旨。唯有激活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创造力,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一个真正有利于创新和创造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企业家本位”的社会。“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这是乔布斯最喜欢的名言。伟哉斯言!妙哉斯言!未来不是预言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人类生活最奇妙或最神奇之处就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知性。正因为此,人类生活才出现无穷无尽的奇迹和惊喜。倘若人类对自身的未来全知全能,人类生活将变得索然无味。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断向未知领域探索,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和惊喜。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个基本规律。谁能洞悉人心创造性的真正秘密呢?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最高使命皆是发现创造的秘密。生命从何而来?生命如何而来?生命向何处去?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物质财富和典章文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人的创造性究竟具有怎样的规律?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发掘、发扬和彰显我们的创造性?具体而言,人类创造性经济活动究竟具有怎样的规律性或内在特征?此处我们只能试图概括人类创造性经济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或一些趋势性规律。第一个规律:创造性过程的路径依赖是最广义的规律性。人具有无限创造性或者说人的创造性具有无限可能性,然而,每个人所具有的无限创造性在现实中只能表现为某个方面或至多几个方面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原则上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和具体创造过程的有限性,正是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所说的路径依赖,亦是人类创造性过程最广义的规律性。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全能天才,即使是像苏东坡、达·芬奇、莫扎特、牛顿、高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乔布斯等这类顶级天才,他们的创造性也主要体现在某一个具体领域,至多涉及几个相关领域。每个人的创造性必然通过某个“出口”或“通孔”表现出来,正是每个人创造性的独特性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创造性的无限多样性。个人创造性的路径依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事实。当我们选择某个职业或专业之后,通常都会沿着这个专业或职业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直至达到这个专业或职业的巅峰水平。当你沿着某个专业或职业深耕细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改变专业或职业的“机会成本”或“沉淀成本”非常之高。改变专业或职业意味着放弃之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或无形资产,正是这种机会成本造成每个个体创造性的路径依赖或特殊通孔。每个人沿着所选择的专业或职业方向持续积累,既能形成独特的创造力和创造性成果,亦成为阻碍个人开创全新领域的根本性障碍。成功就孕育着失败,路径依赖就意味着拒绝创新。即使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天才,同样难逃路径依赖的桎梏。他坚信存在一个确定性世界、存在一个完全离开人类主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坚决反对量子力学对世界的概率论解释或测不准原理,正是他深刻的“实在论”和“决定论”物理学思想和哲学理念所决定的“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当然,他对实在论和决定论的坚定信念,帮助他发现了伟大的广义相对论,这是人类思想创造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乔布斯始终坚持个人计算机必须实现硬件和软件的高度统一、不可分离,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导致他在个人计算机领域早期的惨痛失败。相反,比尔·盖茨坚持软件和硬件必须分开的策略,并取得惊人的成功。然而,乔布斯的理念和执着却最终激励他创造出iTunes、iPad、iPhone等革命性的产品,开创了现代移动互联网时代。路径依赖正是人类创造性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人类创造性最一般的规律性。它决定了任何伟大的创造者和创新者必然具有天生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技术、伟大的制度、伟大的产品终将走到尽头,走向反面,成为新的创造性和创新的阻碍或绊脚石;决定了任何伟大的公司、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伟大的国家终将消亡,终将被新的公司、新的政党、新的组织、新的国家取代。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的创新研究者克里斯坦森的名著《创新者的窘境》深刻阐述了创新领导者如何成为创新的障碍或失败者,最终被时代所抛弃。其实,这正是人类创造性和创新最本质的规律和最重要的特征。正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所说:好景总是不久长!公司如此,政党如此,国家如此,整个世界亦如此,唯有全体生命才能永葆青春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经济学者从沉淀成本或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历史学家从偶然性的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哲学家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或辩证的必然性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皆有深刻道理。吾从人性或人心创造性的独特性角度来解释路径依赖,并揭示出个人创造性的独特性或路径依赖恰好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无限创造性或无限可能性,就生命整体的创造性而言,没有路径依赖,只有无限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创造性的独特性或路径依赖能够让我们深刻理解东西方文明演化的不同路径,深刻理解世界上各个独特的经济模式的兴起和衰落,深刻理解地球上各个经济金融中心的崛起和更替,特别是各个中心城市的崛起、衰落和更替,它们决定了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重心的迁移或更替,往往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和金融形态的诞生。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详尽讨论了世界经济体系里“中心城市或极点城市”的兴衰更替,这种兴衰更替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某个具体城市的崛起具有偶然性,一旦崛起,它所创造的经济和金融模式的演化就形成路径依赖。然而,中心城市或极点城市的相互更替具有必然性,亦是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第二个规律:创造性生态体系或经济体系必然存在“极点”或“中心”。人类创造性历史的一个令人惊异却又平常之极的特征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区域的任何人类生活领域里,总是有某种极点或中心存在,其他个体的创造性活动基本都是围绕极点或中心点展开。极点或中心点是创造性生态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枢纽。这种极点或中心,就全球经济而言,表现为一个或少数几个经济、金融和科技霸权国家—今天的主要代表依然是美国;表现为全球少数几个金融中心城市、经济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今天的主要代表是纽约、伦敦、上海、香港、法兰克福、硅谷、特拉维夫、深圳等。就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而言,则体现为所谓的“研究范式”,即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总是围绕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展开,这些特定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又主要源自几个特殊的天才的创造性成果,如牛顿范式或牛顿力学统治物理学达多年;20世纪以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尼尔斯·玻尔等人开创的量子力学则一直统治着人类的物理学世界观。又如自边际效用革命特别是马歇尔的经典著作问世以来,经济学基本都是围绕新古典范式展开的。大的范式下面有一些独特的小范式或学派,这些小范式或学派又各自拥有自己的极点或中心,亦即该学派的主要思想开拓者或宗师。政治领域的极点或中心现象尤其突出。纵观人类历史,所谓政治基本都是围绕少数政治领袖的思想、理念和意愿展开的。人们一直争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或群众创造历史,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论。然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现实的政治活动总是围绕少数政治领袖展开,他们正是人类政治生态体系的“中心”或“极点”或“核心”,其他人的政治生活必然服从或追随极点或中心而展开。就公司和商业世界而言,这些极点或中心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公司主导整个行业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譬如,以高盛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少数几家投行主导全球股权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长达数十年;以摩根大通、花旗、汇丰、瑞银等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则主导全球商业银行体系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以戴姆勒–奔驰、大众、宝马、丰田、本田、通用、福特等为代表的十余家汽车公司主导了全球庞大的汽车市场;波音和空客则完全垄断了全球大型民航客机市场;通用电气和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则垄断了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谷歌公司垄断了中国以外的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百度则基本独占了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亚马逊、阿里巴巴则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主导者;脸书和腾讯是全球社交媒体的主导者;苹果、三星、华为等少数几家手机制造商则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引领者……类似例子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或几个极点或中心,其他公司则围绕它们生存运转,从而形成一个遍布全球的产业生态圈或生态链。整个人类或全球经济体系正是由多个围绕极点形成的圆圈构成,从经济地理区域分布看是如此,从产业链布局或产业圈看是如此,从技术创新和传播看尤其如此。人类经济世界并非如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世界是平的”,更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一个同质的和原子式的均衡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根本无法解释极点或中心的存在,而这恰恰是人类一切生活领域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最普通的事实。因为极点或中心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垄断或寡占。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原子式的同质的竞争均衡,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在人类生存和生活体系里所处的地位不同,拥有的权力不同,获得的利益当然更不相同。分层结构或生态体系结构是任何动态演化的生态体系的基本特征,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式竞争模型则从根本上漠视了人类社会生活体系或经济体系里内在的各种结构或层次,尤其是极点或中心的极端重要性。至于极点或中心是否对低于它们的各种层次构成剥削或剥夺,此处暂不讨论。第三个规律:人类创造性过程必定是逐渐甚至快速去中心化、去官僚化、去集权化、无计划性的过程。相反,中心化、官僚化、集权化、集中计划则是对人类创造性的最大遏制和伤害。计算机科学家雷·库兹韦尔深入研究了人类科技进步的“指数增长规律”,这种指数增长规律与人类个性自由逐渐获得解放和张扬是同步的。在中世纪欧洲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思想和技术的进步极其缓慢,因为天主教及其恐怖的宗教裁判所致力于遏制和戕害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严厉限制和迫害一切有悖天主教义的异端邪说;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专制集权制度之后的中国,在思想上基本没有任何革命性突破,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只有零星的火花;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很快就迎来“科学的时代”(罗素语),绝非偶然。人类内在创造性勃发的前提必然是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很快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从人类创造性潜力的释放和彰显来考察,美国的快速崛起势所必然,因为美国立国的基本精神就是保障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伟大的思想、科学和技术创新中心,必定具备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文化多元、信仰包容之基本特质。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例外的规律。我们可曾见过一个钳制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实施思想管制和文化压抑的地方,能够出现划时代的思想、科学和技术创新?经济学者曾经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所谓的“比较制度研究”,他们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标去比较不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优劣,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自从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比较制度研究这门学问少有人问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正是私有产权保障下的个人自由选择。从激发和弘扬人类创造性的角度看,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优劣可一言断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和激发人性的无限创造性,就是最佳的制度和体制;凡是遏制和戕害个人创造性的制度和体制,则必定是遏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妥善保障私有产权,正是为了保障和激发人的创造性。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就是致力颠覆过去、创造未来的无限创造性。新古典经济学历史上有令人尴尬和蒙羞的一页,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下的很多所谓“大师”(包括兰格、勒纳、萨缪尔森、阿罗等)以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证明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不仅可行,而且最优。米塞斯和哈耶克奋起反驳,以“致命的自负”驳斥新古典经济学者推导出来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型。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争”,它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和思想的无稽和荒谬。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是面向既有资源的最优配置,它将经济学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学上的最优化问题。曾几何时,线性规划和动态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法、运筹学、求极大值等数学方法成为经济学领域红极一时的主流方法。假若人类经济问题真的只是一个面向现有或已知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那么这些数学方法大可派上用场,集中计划经济真的就是最佳经济制度。米塞斯和哈耶克异军突起,石破天惊。他们指出,市场并非一个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过程,亦非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价格调节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是一个信息和知识的发现过程。价格信号绝非已知或现成,价格信号亦是需要发现或探索的,价格信号本身就是无数个体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且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经济活动的本质不是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人类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一套乌托邦假设和模型,与真实经济活动几乎毫不相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争,奥地利经济学派大获全胜,新古典经济学派颗粒无收。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却继续统治着欧美和全球经济学术界,此是人类思想发展之大不幸。从人的创造性视角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无稽和荒谬尤为显然。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不是面向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完全否决了集中计划,更遑论专制集权制度。今日人类所享受的所有颠覆性和开创性的科技成果,没有一项是所谓集中计划所“计划”出来的。创造性的基本规律必定是去中心化、去官僚化、去集权化和非计划性。这本来是基本常识,然而,古往今来无数人特别是执政者最忽视和最想戕害的,就是最基本的常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愚昧和被愚弄之黑暗中。第四个规律:创造性过程必然出现突变或拐点或奇点。突变、拐点或奇点是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什么是突变?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写道:“从复杂性越来越高的水平看世界,会突然出现一些现象,在简单水平上(至少在基本粒子的水平上)找不到与它们对应的东西。例如,在单个的活细胞里,没有像智能的东西;在原子和分子水平也没有生命。物理学家安德森(PhilipAnderson)在年的一篇题为《更多意味着不同》的文章里,a很好地把握了‘实现’的精神。新现象在复杂性高的水平出现,最明显的表现在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的领域,但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实现’并不代表生命或人类行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的发生还是物理学的。”b人类的创造性过程尤其是集体性创造过程是典型的复杂现象。每个个体皆以自身的独特行为参与复杂的创造过程,从而形成最复杂的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无数个参与者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进来,因此市场上涌现的现象常常是出乎意料或无法预知的。新科技、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新企业、新产业中心、新产业巨头或垄断者,等等,都是典型的突变现象。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像华为、谷歌、阿里、腾讯、亚马逊、脸书等这样的产业领导者。这种突变现象正是创造性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人类的创新活动可以分为改进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改进型创新大体是一个连续性过程;颠覆性创新则是真正的拐点或奇点。拐点或奇点意味着人类的创造性或创新活动迈向一个新的层面或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大数学家冯·诺依曼将奇点表述为一种可以撕裂人类历史结构的能力。计算机科学家库兹韦尔则认为人类历史的下一个划时代的奇点是机器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人类文明将迈入一个全新的进化轨道。第五个规律:创造过程必然产生、涌现或凸显某种特征模式(particularorspecialpattern)。信息技术时代的思想家和预言家凯文·凯利在他的著作《失控》里讲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涌现模式”,如数万只蜜蜂所构成的蜂群、数万只蚂蚁所构成的蚁群,等等。蜂群和蚁群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于单一蜜蜂或蚂蚁的行为模式。群体里的个体行为是单调的或者是依照简单规则行事的,却能够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行为或特异行为,蜂群或蚁群好像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单个蜜蜂或蚂蚁只是巨大有机体或超级有机体的细胞。究竟是什么机制让简单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成为超级有机体?这其中就隐藏着创造或生命的秘密。因为任何复杂的有机体,譬如人类,都是由一个个细胞、分子、原子乃至基本粒子构成的。科学家已经基本完整地理解了个体(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的行为,并能够以精确的数学方程描述个体的行为模式。然而,由数以万亿、十万亿、百万亿计的细胞分子构成的超级有机体(譬如人类)竟然展现出个体(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完全不具备的行为方式或模式。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没有情感、意识、思维、价值判断,由它们构成的超级有机体或生命体却具有异常复杂和变化多端的情感、意识、思维和价值判断。当代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已经开始讨论基本粒子可能也有某种意识,但那可能依然不是超级生命体或有机体所展现的那种复杂多变的意识。是什么机制让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创造或诞生出完全不同于个体的行为?秘密何在?这个秘密其实就是生命的秘密,也是一切复杂和动态演化系统的秘密。任何一个由群体合作创造出来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创造物),肯定不同于某个人的独立构想或设计。群体的创造往往展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可预见性或不确定性。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就是经典的案例。《新经济学》第五卷将详细叙述和分析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过程,以说明众多个体的独立行为如何创造出惊人的集体奇迹。群体的创造性必然呈现某种形态或某种模式必然形成。科学的重要目的是寻找这种形态或模式具有怎样的规律,亦即这种形态如何形成,何时形成。希望能够异中求其同,同中察其异,以窥见动态生命体系的演化机制。譬如经济学者始终致力发现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汇率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的共同形态或模式;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共同形态或模式;各国经济增长的共同形态或模式(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般模型);企业生存发展演化的共同形态或模式;各国兴衰的共同形态和模式(譬如奥尔森的理论);自由市场的共同形态和模式,诸如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产权安排和合约选择、不对称信息和合约选择、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相容和不相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各个市场的部分均衡和所有市场的一般均衡。事实上,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就是发现市场的秘密或市场所蕴含的复杂机制或各种共同的形态。市场确实有无限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市场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无限宝藏。经济学者就是要从市场中“异中求其同,同中察其异”,发现某种共同的形态,因为市场正是无数个人创造性行为和选择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六个规律:人之创造性即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弘扬创造性的第一要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心灵的自由。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也。”将人性或人心之创造性的次序说得非常清楚。尽心知性知天,就是人心创造性之基本次序或必然次序。创造之本质就是发掘人之本心,就是开掘人之自性。王阳明曰:“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人性或人心就是一切创造之无尽藏,吾辈却往往自弃之,抛却之。创造首先就是尽其心。何谓尽其心?尽其心首先就是要识得吾辈自心本来具有无限创造性,具有无限多样的创造之可能,就是首先要识得创造的本源唯在吾心之良知良能,发掘或创发吾辈本具自足之良知良能就是创造之真谛。舍却本心,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一切创造之源呢?如何开掘或创发吾辈本具自足之良知良能?首先就是要解除一切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之桎梏,让人心或人性能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地去感觉、感知、感受、想象一切可能性。伟大的创造心灵必定是自由的心灵,必定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心灵,不受任何外在权威之限制。人类最合理和最伟大的制度安排就是确保每个人皆有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之最大限度的自由。惜乎!吾华夏先哲最先破解人类创造之秘密,却未能发明出确保人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发挥或开掘之制度,历代帝王无不以控制思想或言论为急务,此诚吾华夏封建时代最大之悲剧,极大地遏制或阻碍了吾华夏民族之创造性。保障每个人最大限度的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是开掘或创发人心创造性的第一要务,亦是衡量人类政治文明迈向高妙完善之境的主要或唯一试金石。以钳制或戕害人类自由灵性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政治制度则是最可怕和最丑陋的人类政治制度安排,必将为人类鄙弃和淘汰。开掘或创发人心之创造性的第二要务则是建立良好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制度。两千多年前,孔子即提出“因材施教”,伟哉孔子,大哉孔子!盖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必然表现为无限多样性,每个人的创造性都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即使是研究同一门学问之人,其所感兴趣或致力之方向亦各各不同。人类创造性之多样化乃人类最可宝贵和最精彩之现象,设若芸芸众生之创造兴趣皆完全一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必将百无聊赖,枯燥乏味,难以忍受。人性或人心创造性的无限多样化创造出缤纷多彩之人类世界。具有同一或同样创造性本质的人性或人心,为何会展现出无限多样性的创造力或创造方向,实乃最有趣之问题。即使同一父母所生之子女,其创造性之兴趣和方向往往亦大相径庭。天才的科学家、数学家往往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得相当幼稚甚至愚蠢;伟大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往往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受;善于思辨的学者可能是非常糟糕的政治家和商人,或者根本就做不了政治家和商人。柏拉图可能是最经典的例子。身为大哲学家的柏拉图为当时希腊的独裁者出谋划策,最后不仅落得惨败,哲学家本人也险些被当作奴隶贩卖。普天之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纵横所有创造性方向的绝世天才,即使是被誉为古往今来智商最高者的达·芬奇,其创造力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在艺术领域。被誉为古今无双之神童莫扎特,其卓绝的天才集中于古典音乐;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天才苏东坡亦是以艺术创造流芳百世;爱因斯坦则以思想实验和超越的想象力开创崭新的物理学境界;大政治家和外交家如丘吉尔和基辛格,一遇到经济学和金融学问题就大呼头痛;精通国学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自憾“天文、数学一无所知”。奇哉奇哉!众生皆禀天地灵气而生,创造性才能和兴趣方向则如此千差万别,千姿百态,遂构成无限丰富之人类世界,此岂不是宇宙间最奇特之现象乎?个人创造力的有限性才构成了整个人类创造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设若天底下有人全知全能如上帝,能够创造一切,其他人则毫无创造性,那将是一个令人深感恐怖的奇幻世界。正因为每个人的创造性皆具有独特的方向和兴趣,人类的教育才必须因材施教或有教无类。孔子之教育思想和理念即在于激发或开掘人之创造真几,激发每个人沿着自己具有特异禀赋的创造方向不断精进。宇宙生命的同一创造真几却演化或开辟出无限多样的创造性方向,这正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大秘密。无限多样的个体创造性的总和就是上帝!熊十力先生有曰:“凡承认人能学习者,必先肯定人有内在的明几。如内无天然的明几,则学问之事,将从何而得有乎?内无明照发动,以摄取与裁成外物之能,则无经验可言。经验不得有,即知识不可能。”c所谓内在的明几或明照,就是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性真几。创造性真几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自由无限心”。内在的明几或明照,人心或人性的创造性真几,自由无限心,知体明觉,《易》之乾元,皆是同一创造真体之不同说法。创造性真几是一真绝待,迥然自明,蕴涵无限的创造性可能。创造性真几或知体明觉主动地“自我坎限”成为认知机能或功能(牟宗三先生所谓的“识心之执”),认知机能或功能则包括感觉、想象和知性(构成概念或范畴之能力)。此类认知或认识能力需要后天的培养和训练,此乃教育之天职。一个从未接触过科学实验之人,自然不知道以科学实验之方法去感知外在世界,去探寻自然之秘密,经过科学实验之训练,人得以凭科学之方法去感觉或观察自然世界,从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一个没有受过艺术手法训练之人,当然亦有各种天生情感油然生起于心灵深处,却无法以精妙手段表达之,经过艺术手段之训练,艺术家则能够以高超的艺术眼光去感知人类社会和宇宙自然,从而创造出动人心魄的艺术作品。因此,虽人人皆禀天地灵气而生,人人皆有那同一本质的创造性真几,然而人之现实的和真正的创造则必须经由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方能达成。一般人皆知乔布斯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创造天赋,却不太知道乔布斯曾经异常勤奋地修行各门艺术学科,广泛阅读宗教思想(禅宗)和科学著作,详尽研究他心目中众多偶像人物的创造历程(包括爱因斯坦、费曼、毕加索、迪伦等),故教育同样是促成乔布斯伟大创造力的首要力量。爱因斯坦生长于一个学术和科学氛围非常浓厚的家族,7岁时由叔叔指导他学习数学和物理,12岁开始阅读大哲学家休谟、康德和马赫的著作,16岁能够思考与光速赛跑的问题。其超绝天才之开掘亦必有赖于教育的激发和诱导。是故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政治家和治国者,莫不以兴办教育为第一要务。今日世界富裕发达之邦,无不是教育发达和思想昌明之国。今日世界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机构,就是那些伟大的学府,其对人类文明昌盛和进步之贡献,非语言文字能表扬。开掘或创发人心或人性创造性的第三个秘诀就是跨学科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刺激。人类创造力和创造历程所遵循的逻辑绝非线性的机械式的逻辑,而是非线性的、动态的、演化的生物进化式的逻辑。近亲繁殖既不利于本物种的优化,亦不能促进新物种的诞生。唯有多样性的物种聚集成为一个动态的生态体系或生态圈,新物种或新的演化路径才应运而生。亚马孙雨林中的物种演化具有无限多样性,人类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亚马孙雨林中究竟有多少物种。此是多样性必然创造更丰富多样化的典型例证。人类历史上的科学、艺术、思想大复兴、大弘扬、大发现时代,皆源自各个不同区域(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领域的人才因机缘巧合、风云际会汇聚到一起,构成一个个充满创造活力的人类生态体系。是故人类之理想境界或理想社会,必定是无国界、无边界、人人皆能自由迁徙、自由选择;人人皆能自由发挥其本具自足之伟大创造性,同时又绝不阻遏或妨碍其他人发挥其无限和伟大的创造性。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先哲皆以“人人自由发展”为人类理想之境。此理想之境的达成,必然需要人人识得本心或本性之昭然自明,识得本心之无限创造性,识得本心本具自足之良知良能。人人自由发展乃是全人类共同发展之前提,此就是《易经·乾卦》所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或“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东西方圣哲对人类理想之境的体悟完全一致,亦证明人类本心或本性之本质完全一致。今日世界之一切政治经济制度之安排,当然来自人心或人性之创造或发明,天底下一切典章文物无不是人性或人心之创造。人类演化至今,其异常丰富之创造物,皆源自人心或人性的内在本质,即良知良能,如人类迄今为止所积累的无限丰富的文学、诗歌、建筑(尤其是宗教信仰感召下的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创造)、音乐等,皆发自人之本心或本性之良知良能,故文学、诗歌、建筑、音乐等,无论创发自哪个时代或哪个民族,皆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之精神生活或灵性生活之宝藏,皆足资启发和激发人类心灵不断迈向高远之境,此真乃人类心灵之伟大创造也。古代中国之《诗经》《楚辞》,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古印度、古埃及以及所有民族远古时代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是人类灵感之源泉,每个时代都有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诗歌、建筑、音乐等无限多样的艺术创造,它们就是人类良知良能之彰显或实现。文学、诗歌、建筑、音乐等艺术作品,足以陶冶人的性情,开启人的智思,启迪无限智慧,激励人类迈向道德精神高远之境,脱离低俗污秽丑恶之界。人类精神或心灵创造物之伟大,难以言表!一国家、一民族、一时代之伟大,主要视其精神创造之丰富和深刻,绝不单看其物质财富之创造也。科学知识之发现和积累从另一个侧面彰显或实现人类本心或本性之无限创造性。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心灵始终有无限伟大的求知的愿欲,此求知的愿欲有时固然与所谓低级庸俗的金钱名利愿欲纠缠在一起,然大而言之,人类科学知识之发现和积累,要在皆是人之本性或本心之创造力的彰显和实现,绝非仅仅依靠那纯粹的金钱名利愿欲可以成功。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皆来自人之好奇心或探索自然宇宙秘密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愿欲)。如伽利略发现运动定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发明微积分,如法拉第发现电磁场的现象和规律,如麦克斯韦发现电磁学的基本规律,如普朗克发现量子现象和普朗克常数,如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如杨振宁发现统一场论的基本数学模型,如孟德尔发现遗传的基本规律,如沃森和克里克发现遗传密码的分子结构,等等。如此种种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绝非纯粹卑陋的功利之心可以奏功,若非人之本心或本性没有自明自现的知体明觉之能,从而显扬为感知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人类决不能不断发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奥秘。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是人性和人心第三大类的伟大创造物,人类今日之一切人为制度创造或安排,虽然总是不尽如人意,总有许多根本性缺陷,然而平心而论,人类制度之创发或建立,很大程度上亦必然源自人心或人性的良知良能,即使是最原始的部落酋长制度或随后演变的君主专制制度,虽有各种令人憎恶的丑陋制度和律则,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保护部落或一国居民免遭外敌之侵略和杀戮。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人类社会数千年,自18世纪起,人类精神猛然突变,政治理念焕然一新,洛克、休谟、孟德斯鸠、卢梭等无数天才政治哲学家群星闪耀,为人类全新的政治制度开辟道路,此乃人类精神思想历史上最伟大成就之一,难道不是人性或人心良知良能的不断彰显或实现吗?从此之后,君主制度日渐式微,民主制度日渐成为人类新潮流。英国“光荣革命”首发其端,美国独立战争及其随后的建国历程,则将人类政治制度推上完全崭新的境界,遂成为后世各国竞相效仿之楷模。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孔子所说的“据乱世”,民主制度则是孔子所说的“升平世”。从据乱世到升平世,难道不正是人类精神或心灵的不断发现或不断提升吗?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心或人性本具自足的良知良能必然不断彰显、发现和实现,从而不断改造人类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最终实现孔子“太平世”的梦想。庸俗之人眼见今日民主制度的斑斑劣迹或种种缺陷,恐绝不相信人类能有迈向太平世之一日,然而数百年或千年以前,当全人类皆盛行君主专制血腥统治之时,人类又怎会想到有朝一日将抛弃君主专制、迈向民主制度呢?虽然今日全球各种民主制度看起来亦是千疮百孔甚至危机四伏,然则人性或人心本具自足的良知良能必定不断发现新的思想和理论,并开发出新的手段和工具,以完善人类制度安排,此乃人性或人心良知良能的必然之理,我们对此当然应该有绝对的信心,决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倒行逆施或暂时的缺陷而否定人类心灵进步和演化的大趋势。熊十力先生当年对人类制度安排多有严厉的批判,然而十力先生却深信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必定以孔子所创发的思想为皈依。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组织之变革,首要条件是人心之变革,即人心或人性之自我发现,发现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和组织不符合或偏离人类发展演化之正途而欲矫正之。人性或人心之创造性必定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激励之创造性,绝无孤立无援之创造性可言。创造是生命的本质,宇宙大生命原本一体,即是一大生命体。儒圣先哲所谓天地万物同体之爱,就是从宇宙大生命处言之。宇宙大生命原本一体,彼此相辅相成,绝无孤立独在之生命体。《易经·比卦》言万物相比而生,亦即相辅相成方能有生,最有深意。《易经》诚为生命之书,为创造之书。宇宙大生命既然是相比而生,必然具有无限多样性。不仅地球上生命或生态体系具有无限多样性,广袤无垠之宇宙必然具有无限多样的生命形态,科学家所设想的外星人必然存在,或其他星球必然有生命存在,依照生命之创造性而言,诚为当然之理。爱因斯坦坚信人类思维能够把握真正的实在或最后的实在。从生命或人心的创造性而言,则是生命之创造性或人心、人性之创造性必能把握最后的实在或真正的实在。其实真正的实在绝非脱离宇宙万物和生命万象而独在,真正的实在无时无刻不体现于宇宙万物和生命万象之无限多样性之中。宇宙大生命相辅相成、动态演化、持续创发和创造,其演化必定无穷无尽、未有止境,是故《易经·既济》之卦后继之以《未济》之卦,言宇宙万物和大生命系统之演化永无止境,永无停顿之时,大哉伟哉!《易经》所创发之生命哲学,真乃广大悉备,至矣尽矣。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竟然著书鼓吹所谓历史终结论,其学问之陋由此可知矣,惜乎等而下之,更有卑陋之人,竟以为福山等人发现了绝大真理。稍知生命本质之人绝不可能有人类历史终结之谬论,《易经》早有明文也。无限多样性、无限可能性、无有终极之境,实乃大生命体系之基本特征,亦是人心或人性创造力之基本特征。《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妙哉斯言!其生物不测,就是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就是永无止境。始终动态演化之大生命体系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比辅以成生命演化之动态体系,大生命体系的各个部分既不可缺少,则无等级差别可言,生命体的每个部分同等重要,失去任何一个部分哪怕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整个生命体系的动态进化都会受到影响。即以此论,世间本无或不应该有高下贵贱之别,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亦无孰轻孰重之分,要在各得其所,各得其用,各正性命。《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妙哉斯言,致中和,就是大生命体系的每个部分都能发挥其最适当的作用,都处于其最佳的位置,又能各畅其性,各显其能。致中和正是宇宙万物和大生命体系的最佳状态或中和状态。此中和状态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着迷的均衡状态,盖中和状态是万物各得其所的动态演化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状态则是死亡或停滞。当然,自然生命和人类社会体系往往有偏离中和状态的可能性。譬如某种生命体生长过快过猛,迅猛吞噬其他生命体或剥夺其他生命体之生长资源,到一定阶段,必定有另外一种生命力量生长出来以遏制生长过猛之生命体。譬如,人类经济体系往往出现某个行业或某个领域(譬如金融或货币)增长过猛之势头,遂造成货币泛滥或金融危机,危机则是人类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或调节,促使经济体系重新朝着“致中和”的状态迈进。宇宙万物和人类大生命体系永远也不能达成绝对的“致中和”状态,而是始终围绕“致中和”状态而波动或演化,亦即宇宙万物和人类大生命始终处于动态非均衡状态,却又不会偏离“致中和”状态太久或太远。宇宙万物和人类大生命有许多奇妙现象,唯有从人心或人性创造性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的视角才能得到终极的解释。人性或人心创造性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就是宇宙万物和生命的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二者是一非二。譬如,宇宙的起源如何解释?生命的起源如何解释?今日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已经开始理解宇宙大爆炸最初时刻的量子状态,科学家已经提出既令人惊叹又令人信服的宇宙大爆炸及其演化模型,能够相当准确地模拟宇宙自大爆炸时刻起至今的演化路径,包括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宇宙无量星体等物质形态的形成。然而,宇宙大爆炸之前又是什么?此宇宙之前是否曾经有过无量多个宇宙,曾经经历过多次的爆炸、演化、坍缩?科学实验、推理和模型实在无力回答此类问题。生命的起源是人类思维和智慧最希望破解的秘密。生命科学已经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DNA基因密码的破解、测序和编辑让人类似乎开始拥有上帝一般的“造物主”之能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造和设计生命形态。然而,基因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同样由众多基本粒子构成,为什么却形成各各不同的基因或DNA分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说物理学的解释箭头总是向下,即总是从物质到分子到原子再到基本粒子,如此一直解析下去,直至今日物理学的前沿热门话题—弦。弦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波动。弦是物质,是能量,能量和物质原来是一非二。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以精确的数学公式证明了这一点。是故,物质一直解析或解释下去,最终必归于无。原则上或理论上,科学家能够发现无数种基本粒子,只要能够建造能量足够巨大的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一直对撞细分下去,直至无限趋近于“无”。然而,生命科学恰好与物理学相反。如果说物理学的解释箭头是“从有到无”,那么生命科学的解释箭头则是“从无到有”,即需要解释或解答为什么生命能够从无中诞生。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为什么同样是基本粒子,一些基本粒子能形成灿烂的鲜花、苍翠的树林、无限多样的鸟兽虫鱼,以及具有高妙智慧的人类,另一些基本粒子则形成看似“无生命”(实际亦有生命)的山川河流、土块石头、桌椅板凳?“生命现象”或“无生命现象”之差异实乃宇宙间最奇妙之现象,科学如何解释之?古往今来一切伟大哲人无不究心于此,无不困惑于此。佛家精于解析之术,其解析物质和精神现象之方法与物理学解释或解析世界之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佛家以解析之术,说明世间万象原来是“空”,然而“空”如何演变或进化出无限多样性的生命和宇宙万物,即空如何成为有,佛家亦无任何精彩说明,因为佛家的本义就是要说明宇宙万象和人类社会原本是“空”,不值得留恋,从而引发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之宏愿。然则从无到有或从空到有,毕竟是一大问题甚至是最重大之问题。佛教大乘有宗成立种子说,试图对宇宙万物给以根源的说明。种子说颇为繁复,亦极有意趣和启发性,然种子说原本不是试图去说明宇宙万物和大生命的起源及演化,事实上其亦无任何说明,种子说只是为了说明“识”的起源或根源。物理学竭尽解析或分析之方法,直至将宇宙万物和生命解析至“无”,却不能反过来说明如何从无生有,无如何生出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如何生出千变万化、无限多样的生命。当然,能量转化为物质(基本粒子),基本粒子聚合成为分子,分子聚合成为细胞和生命体,亦算是一种说明,却不能说是揭开了生命起源和演化的真正秘密,更无法说明同样的基本粒子如何能够聚合和生成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体。此类最重大和最终极的问题,最终亦只能从人性或人心的无限创造性和创造的无限可能性里获得解释。不仅宇宙万象和生命形态无限多样,无限可能,无有止境,即使是同一类生命体,譬如人类,亦是各各不同。同属人类个体,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禀赋、灵性和智慧却有天壤之别?古往今来所有圣哲亦皆为此大问题所着迷。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孟子亦有许多类似论述。孔孟二圣乃是从道德自觉性或成圣成贤角度来判别人的根器差别。佛家论述人与人之间的慧根差异尤为详尽。众生慧根各各不同,释迦牟尼更是指斥一类愚顽之人永远不可能成佛(理论上能够成佛,实际上则不可能),佛经于此多有记载。佛教数千年历史上,尽有许多天才杰出之人,如大乘空宗开山大师龙树菩萨,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如禅宗六祖大师慧能,皆一闻佛法,立时开悟,一旦开悟,则无所不通,遂成为佛教各个著名宗派的开山大师、智者大师和六祖慧能,真可谓上乘根器,天资卓越,天纵英睿。佛家所谓上乘根器与孔子所说的上智异曲同工,均属芸芸众生中的奇特俊伟之才,天生禀赋特异杰出。上乘根器或上智之人听闻佛法或圣贤教诲,便立刻悟道成佛或成圣;愚顽之人或下愚根器纵然时刻熏闻佛法,天天与尧舜孔孟相处,却依然佛是佛,他是他,尧舜归尧舜,自己归自己,决不能或绝难变换气质或提升根器,此岂不是人世间最奇特和最怪异之事乎?为何同为人类,却有上智、中材、下愚之根器不同?佛家和孔孟从成佛成圣角度、从道德开悟或道德自觉性角度、从良知良能自发自觉角度判别芸芸众生根器不同,庸俗之人或平常之人往往视之为妄谈甚至迷信,因为上乘根器之人即使成佛成圣,外表和日常居住行止与常人并无不同,何况许多庸俗之人并不相信有成佛成圣之境界。然而,就获得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而言,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和智慧同样有上智和下愚之根器的天壤之别。天才卓绝之人的灵机一动,所发现的宇宙自然之奥秘,根器平平之人终其一生亦无法理解。古往今来,尽有无数天纵英睿的奇特人物,如西洋古代伟大科学家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如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惠子、鲁班和李冰父子;如近代西洋科学开山大师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高斯、黎曼,等等,他们往往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惊天动地的科学大发现,足以让后世人穷毕生之力去努力研究,试图理解,却依然无法窥其堂奥。群论的提出者伽罗瓦死时尚不足20岁;爱因斯坦26岁那一年天才勃发,竟然同时写出足以荣获多个诺贝尔奖的5篇划时代论文;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时不过24岁。如此惊人的天才人物数之不尽。为什么芸芸众生里总有那么一些天才卓绝之人,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天资平平,更有一些人愚不可及?这难道不是人世间最奇特和最怪异的现象吗?难道不是最值得解释的人类现象吗?从开发人类智慧和人力资本角度看,人们正在努力探索智慧或天才的起源。科学家试图从人脑的结构、脑神经的构成和分布、基因的排序或组合中寻找答案。当代更有一些基因科学家和工程师相信通过基因的编辑和排序,能够改变人的智力水平,甚至让人人皆变为天才。此等大胆、宏伟甚至违背人类千百年伦理准则的梦想或怪想是否能够实现,我们拭目以待。然而,从创造性的无限性和多样性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至少从哲学理念上)为什么芸芸众生之根器必然不同。我们亦能断言,无论基因科技或基因工程如何发达,终究无法改变创造性的基本逻辑。创造的基本逻辑绝对不同于机械逻辑。基因工程或基因科技无论如何发达,说到底亦是一种机械式的逻辑,非创造性逻辑。创造性逻辑的本质特征是无限性、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或无限可能性。宇宙万物和大生命之创造性,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人类思维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之。凡是动态演化的生命体系皆有一种自我修复和自我迈向中和状态的趋势,尽管实际的生命体系状态永远处于一种远离中和的状态。譬如生物界的两性比例,为什么从较长时间角度看,人类的男女出生比例总是大体维持在1:1?即使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或者在有男性或女性偏好的时代或国度,从较长时间来看,两性比例依然趋于平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维持着生命体系自我迈向中和状态或实现自我修复,避免生命体系走向极端?此类问题,科学恐怕难以给出满意答案。今日基因科学极其发达,人们可将人之各种秉性或天赋(如聪明才智、懒惰勤奋、生老病死、个性差异,等等)皆归于基因之不同或变异,然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问下去:基因又从何来?为什么万千生物之基因又有无限多样之差别?同属人类之不同个体,为何基因亦有细微却异常重要之差别?愚以为,无论今后科学或生物学如何发达,穷究生命之根源到终极或究极处,必然要从创造之无限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里去寻得终极的解释或说明。熊十力先生曾经感慨万千:“穷理至究极处,只有信念为依据耳。”善哉斯言!人心或人性为创造之源,一切创造皆从人心或人性本源处发生或开启,是故一切创造的基本前提是收摄本心,凝聚心志,专心致力,心无旁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并非专为道德的本心或道德本心的创造性而发,亦是为本心之知识的创造性而发。心若游魂,散乱不定,心浮气躁,无定无止,不仅本心之道德的创造性丧失殆尽,而且本心之知识的创造性亦将丧失殆尽。古往今来,普天之下,唯有收摄心思、专心致志者能够创造,能够成就大业。是故《大学》首明为学之方:“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家学者多从道德之创造性或道德本心之自我发现处来体悟《大学》之修行次序—止定静虑得,其实科学知识之发现或创造亦同此理。是故爱因斯坦特别赞赏那些专心致志深入研究某一问题之科学家,轻视或鄙夷那些浅尝辄止、朝三暮四之研究者。古往今来一切圣贤和伟大科学家无不强调收摄心思、止定静虑之重要性。静则生明,静则生智,静则生慧。十力先生特别标举佛家“戒定慧”三学。佛家“止观”或“戒定慧”与儒家“止定静虑得”实乃异曲同工。由此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概莫能外。注释:a.PhilipAnderson.MoreisDifferent.Science():.b.斯蒂芬·温博格.终极理论之梦[M].李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35.c.熊十力.新唯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deudeguo.com/jyxl/191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