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让经济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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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身处大国兴衰和世界秩序重建的时代洪流中,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如何引领中国经济巨轮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行稳致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立足当下的“形”,着眼长远的“势”,全面解读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破局,系统阐述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复苏,深刻剖析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后劲。

文丨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01

严峻的就业形势

年二季度的经济状况可能是全年最不好的一个季度,3月以来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上海3月中旬出现疫情,3月底采取了封控措施,并持续了7周。这对上海、对长三角、对整个中国经济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应该是全年最低的,增长率为2%—3%的概率比较高。

就业方面,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确很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确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尤其是疫情的冲击。据我观察,现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着一些变化。

首先是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的学生都希望毕业后马上找到工作,但现在相当多的学生对找工作并不急于一时,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慢就业”。另外,他们可能暂时拿不到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的offer,尤其是在今年。过去我们很多学生手上同时有多个offer,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

名校学生的情况相对要好很多,尤其是经济、管理、金融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就业机会更多一些。但在目前经济比较吃紧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很容易地拿到满意的offer。他们需要调低自己的预期,包括对薪水的预期。

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就业渠道确实变得更多样化了。过去10多年里,大学生的出国比例在逐步下降,大多数学生都优先考虑在国内一线城市或者南方的工作机会。可是这几年我感受到有些结构性的变化在发生,一些学生愿意升学,而且学历深造的机会比10年前更多。现在我们也开始吸纳更多的优秀学生继续进行研究生教育,这本身也提供了缓解就业压力的机会。

上海封控的2个月里,经济受到不小的影响。上海本地的就业机会明显吃紧,而上海的高校又多,这些高校毕业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他们现在的工作签约率不像往年那么高,可能全国都开始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高校为自己的学生提供一些过渡性的就业机会,比如学校里有大量的实验室,它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用工方式,释放一些研究助理的岗位,那么在市场上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校内就业作为缓冲。

考虑到今年就业压力大增,前几天复旦大学也召开了一个全校会议,要求寻找多方渠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学生在今年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里尽可能找到就业岗位。

如果把眼光放得远一点,现在一些学生延迟就业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无论是出国还是在国内攻读更高的学位,都是一笔对自己的投资,你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将来再就业的时候,起点也会更高一些。

对于一些家庭可以提供支持的学生来说,在市场不太好的情况下,与其去找一份不满意的工作,还不如暂缓就业,用这个时间进一步武装自己,可以去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修个双学位,或者是更高的学位,甚至借这个机会到国外读一个MSc(理学硕士)也行,能够开阔眼界,增长世面。

从长远来讲,这是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为的是将来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好的选择,能够把握住更好的岗位。

当然,很多学生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支持他出国或者继续读一个专业硕士的学位,这确实是一笔较高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更看重眼前的工作机会。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时间的折现率不同,有些学生更看重当前,有些学生眼光看得更远,当然这受到个人、家庭、预算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02

就业难的原因

由于经济表现在变差,当前城市调查失业率上升到了6%以上,比前些年5%左右的失业率要高出一个点。但在这6%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中年人的失业率高出很多,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城市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毕业生,在大城市里不想就业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想自己创业,或者希望能有更灵活的就业机会,这样相对比较自由,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他们不希望是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节奏。

二是16—24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包含了上千万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就业率现在确实掉下来了。统计显示,年4月我国的青年失业率在上升,有人估计在18%,而且这应该还不是峰值,到了6月、7月可能还会更高。16—24岁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确实能反映经济的变化,值得引起高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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