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信用理论351问题的性质

第三编货币与银行业务

第五章货币、信用和利息

第一节问题的性质

本章旨在研究货币流通量与利率水平两者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说明，货币数量与货币需求之间的比率的变化将会影响货币与其他经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的水平。现在有待我们研究的是，货币数量与货币需求之间的比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于初阶商品和高阶商品是否会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

至今我们只研究了货币与消费品之间的交换比率的变化，而未研究货币与生产品之间的交换比率的变化。这个程序似乎是合理的，因为消费品价值的决定是根本的过程，而生产品价值的决定是由消费品的价值衍生出来的。资本品或生产品的价值来自于它们未来产品的价值，然而，它们的价值从来不会达到这些未来产品的全部价值，而是一般略低于未来产品的全部价值。

（在均匀轮转经济中），资本品的价值低于其未来产品的价值的差额就是利息，这个价值差额源于现在商品的价值与未来商品的价值之间的自然差别。如果由于货币方面的决定因素所引起的价格变化对于生产品与消费品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可能性不能随意忽略)，那么其结果就会引起利息的变化。

这一假设所提示的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尽管这两个问题通常被分开来讨论）是相同的：即利息是否会受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的信用政策的影响?因为银行有权以发行信用媒介的方式来发放贷款，银行因此能够压低其收取的贷款利率直至达到贷款业务的技术工作成本所限定的限度吗？我们这里所面对的问题，正是引起广泛讨论的银行信用的无偿性质的问题。

在理论界以外的人看来，这一问题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到解决。货币发挥其一般交换媒介的功能，不但便利于现在商品的销售，而且也便利于现在商品交换未来商品，以及未来商品交换现在商品。为了开始生产过程而希望取得对资本品和劳动力的支配权的企业家，必须首先拥有货币以购买资本品与劳动力。很久以来，资本品的转移就已经不再使用直接交换的方式。资本家将货币贷放给生产者，生产者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并支付工资。所以那些没有足够的自有资本可供支配的企业家首先需要的不是生产品，而是货币。对资本的需求是以对货币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但我们却不能误解这种现象的本质。一般所谓的货币的充足或匮乏实际上是指资本的充足或匮乏。社会上一向不会直接感受到货币是否真正充足或匮乏。换言之，货币的充足或匮乏除了通过对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产生影响以及货币客观交换价值的这种变化所引起的相应后果外，货币是否充足或匮乏一向不会直接表现出来。因为货币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它的购买力，而货币购买力必须经常处于货币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完全一致的状态，所以社会总是享有使用货币所能够带来的最大满足，无论货币数量几何。

长期以来人们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个想把业务扩展至市场状况所限定的范围之外的企业家很可能会抱怨货币的匮乏。贴现率的每次提高都会引起新的抱怨，人们或者抱怨银行采取的方法不灵活，或者抱怨制定规则以限制银行发行信用的权力的立法者不通情理。

人们建议增加发行信用媒介，认为其是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法。通货膨胀趋势的流行大部分以类似的思考为基础。不仅理论界以外的人士支持这种观点，自从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提出以来，甚至经济学专家们在这一点上也均持完全一致的看法。并且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学者站出来，力图证明资本存量的多寡与结构对利率水平没有任何影响，利率由信用的供求所决定，而且，他们还力图证明，如果银行的手脚不被法律条文所束缚的话，在不提高利率的条件下，银行甚至能够满足社会各方对其信用提出的最大需求。

缺乏认真研究而见解不深的观察家们会发现似乎可以证实上述观点和其他与之类似观点的很多现象。当发行的银行券流通量可能会增长到法律许可的数量之外，而发行银行不得不提高贴现率时，这一行为最直接的原因是法律规定的银行发行权力的条文。因此，由贴现率提高引起的(或至少应该引起的）所谓货币市场(即短期资本投资市场)利率的普遍上调被归咎于国家的银行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

当中央银行认为仅仅以直接提高银行利率的方式在货币市场上产生它所希望的“高价货币”的做法超越其权力时，它所采取的程序就更加耐人寻味：中央银行采取措施的直接目标是迫使其他的国家信用发行银行在短期贷款业务中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通常是向公开市场强行发行统一公债，而德国国家银行则习惯于贴现长期国债。

如果只考虑这些措施本身而不考虑它们在市场上的作用的话，那么，认为法律和银行的利己主义政策应该对利率的上升负责似乎是有道理的。缺乏对经济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的充分理解，使得所有此类的法律规定都被视作是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生产阶层的措施。

但是，传统的银行政策的支持者对此观点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在“保护货币本位”和“控制过度投机”的口号之下，对这个问题并未表现出任何深刻的见解。他们冗长的讨论中充斥着大量不能证明任何问题的统计数据，而且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其大部分主题所指向的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不可否认，在近年来的大量关于银行政策的毫无价值的出版物中，有一些优秀的叙述性著作，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除少数几个值得尊敬的例外现象之外，它们对理论的贡献却实在无法和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间的大辩论所留下的富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相提并论。

研究银行制度较早的英国学者曾试图去把握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银行对信用的授予是否存在限度，这和信用的无偿性质的问题是等同的，而且与利息问题的联系也非常密切。

在19世纪最初的40年间，英格兰银行通过调整贴现率的方法对信用授予的数量仅仅能够实现有限程度的管理。由于对利率的法律限制(此项限制直到年才解除)，银行不能将其贴现率提高至5%以上，但是，英格兰银行一直也没有让贴现率降到4%以下。

当时，英格兰银行调整其投资组合以适应资本市场情况的最好方式就是扩大或收缩其贴现活动。这就解释了研究银行理论的早期学者为什么都主要讨论银行券流通额的增加和减少，即使当时的情况证明谈论贴现率的上升和下降才是正确的很长时间内，仍然有很多人采用银行券流通额的增加和减少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本质，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焦点都在于银行授予的信用是否可以超过当时资本的可用数量。

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英国学者对经济活动的性质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他们把对当时的理论文献的透彻理解与基于他们自己观察的对经济生活的看法结合在一起。他们所受的严格的逻辑训练使他们能够迅速而容易地将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分开，并使他们不会将真理的外壳误以为是真理的内核。

他们对利息的性质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其实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直到在经济科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才被学者所理解)，但是他们不再怀疑由一般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利率水平一定不会受货币或其他流通的支付工具的增减的影响，除了用于生产目的的商品存量可能会因为货币需求减少而增加这一因素应该考虑之外，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这两个学派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图克、富拉敦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全然否认银行具有任何将其银行券发行量增加到超过商业需求范围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观点，银行在任何特定时间所发行的支付工具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作出调整以适应商业的需求，即借助于这些支付工具，按照当时的特定物价水平所必须进行的支付能够利用当时的货币数量得到全部清偿。一旦流通额达到饱和，任何一家银行(不管它是否具有发行银行券的权力）都不能继续授予信用，除非是利用银行自身的资本或存款人的资金。

这些观点受到欧威斯东勋爵(LordOver-stone)、托兰斯(Torrens)及其他人的直接反对，这些人以银行可能具有任意扩大其银行券发行额的权力的假定出发，试图确定银行券流通量增加后导致市场失去平衡并重新恢复平衡的方式。

通货学派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价值和信用授予对商品价格和利率的影响的自身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在经济价值本质上无法成立的基本观点之上，他们提出的数量说是一种纯粹机械性的理论，即商品价格将随货币数量的增减而同步且一致地升降。

但是，通货学派不应因此而受到指责：这一学派的成员既没有超越当时的经济理论的想法，同时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在通货学派自身的研究范围之内，其理论是极为成功的。这一事实应该值得以通货学派学说为基础的后继者感激和承认。面对现在银行理论方面的所有著作对于通货学派的影响的贬低，这一点特别需要加以强调。

通货学派的理论体系所表现出的缺点给其批评者提供了一个容易批评的目标，银行主义的支持者无疑利用了这一机会，这是值得大加赞扬的。如果他们的作为仅限于此，如果他们仅仅认为自己是通货主义的批评者，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因此而反对他们。

银行主义的支持者的影响的糟糕之处在于，他们宣称创造了一个关于货币和银行制度的全面理论，并且想像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附带意见构成了这个理论本身。对于古典理论（其缺点不应被原谅，但其逻辑的严谨以及对问题复杂性的深入了解同时不应被否定)，他们代之以一系列阐述并不精准且经常彼此矛盾的断言。在他们如此研究的过程中，在门格尔的努力产生结果之前，他们为经济学在处理货币问题时所采用的一般方法开拓了一条道路，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富拉敦及追随者的致命错误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可兑换的银行券可能会持续流通，由此造成的信用媒介的增加，其结果可能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的结果完全相似。即使像富拉敦所坚称的那样，银行以贷款形式发行的银行券在贷款期满后会自动流回银行是正确的，但这仍然不能告诉我们，银行是否会通过重复延长贷款的方法来维持银行券继续流通的问题。

银行学派的核心主张，即银行不可能发行并永远维持超过公众需求的银行券的流通，这个断言是不成立的；因为信用需求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它随利率下降而扩大，并随利率上升而收缩。但是，以信用媒介的形式发放的贷款（这些信用媒介是专门为贷款而创造的）所收取的利率，可以被银行一开始就降低至银行业务中所使用的资本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限度，也就是实际上等于零，所以图克学派所建立的整个理论体系遂宣告崩溃。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对这两个著名英国学派之间的争议进行历史性的说明，无论这种说明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们只是希望重申：经常被人滥用的通货学派的著作，与一般人通常所想象的相比，实际上含有更多有用的观点和有价值的思想；尤其是在德国，一般对于这一学派的认识仅仅来自其反对者的著作，例如图克和纽马奇（Newmarch)的《价格的历史》、J.S.穆勒(Mill)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缺乏深入理解的德国形式的银行主义。

在继续研究信用媒介的创造对货币客观交换价值的决定以及对利率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用几页的篇幅来讨论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利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