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经济学中，“虚拟资本理论”的作用是什么？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伴随历史发展不断呈现出其无可辩驳的真理性，马克思耗尽毕生精力淬炼的科学理论穿越时空、超越时代，其理论之光即使在当代依旧熠熠生辉，指引时代发展的根本方向。
当前金融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相联系，该理论是根本指引金融发展创新及总体运行方向的科学理论，其价值的发挥及有效程度在历史持续发展中才更加凸显，人们对该理论科学性的认知理解也同样在时间持续展开中才更加清晰。正如学者所言：“社会科学的认识只有在人们将其配上相应的时间与空间的索引，才是真正的认识。”
“如果人们过早地询问，一个关于变革或者某种社会形态终结的理论究竟是否正确，就会存在着我们在理论彰显其有效性之前就急于做出否定性判断的风险。”曾经风靡一时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时论”，就是科学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有效性并未充分发挥前下定的错误结论，金融危机发生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度认知也成为时间中科学理论魅力凸显的明证。
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解释学视角下《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通过问题重建的方式出场，同时，理论的真理内涵为解释的持续在场提供了根本依据。具体而言，《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发展演变的规律，分析了虚拟资本生成、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在资本虚拟化走向中揭示了虚拟资本存在的必然性虚拟资本，同实际资本一样，以攫取利润最大化为唯一追求，在资本积累中能够为价值带来增殖。但同一般资本相比，其本身并无价值，是一种虚化存在。马克思在文本中沿用“收入资本化”来描述虚拟资本的形成，将其看作是具有周期性规则性的收入资本化进而虚拟出来的收益。虚拟资本是资本虚拟化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这也是马克思在考察虚拟资本前，优先论述生息资本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呈现为资本的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存在的价值，是一种“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这同时赋予资本商品另类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具体就生息资本运行而言，利息即为资本商品的使用价值转让权的回报。生息资本特有的运行方式和性质，即“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一起收回”，其运行方式将利润产生的根源掩盖，使资本给人一种“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
生息资本的运行形式为流通过程虚拟出新的资本形态，可以说，虚拟资本基于生息资本而产生。马恩经典作家视域中，资本虚拟化的历史趋向得益于货币及信用因素的推动。众所周知，货币是商品价值形态演变的历史结果，是固定在贵金属商品上的一般等价物，其支付职能使商品交换实现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时空分离，并由此催生了信用货币。一般而言，买卖双方借助商业票据维持商品流通，票据到期支付利息，当票据经过债权人背书充当流通价值，在自由流通中成为信用货币，并凭借票据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一定资本时，虚拟资本就出现了。
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家或商人之间以商品为依托的商业信用的存在，也成为虚拟资本生成的关键条件。而生息资本可以看作产业资本家对资本商品贷出或交换的商业信用的表现形式。就此而言，商业信用奠定虚拟资本的基础。总之，虚拟资本的生成运作具有一定历史发展逻辑，其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为资本生产关系本身的扬弃积累着条件。
（二）马克思在虚拟资本扩张趋势中揭示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虚拟资本是资本的虚假存在，它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过度扩张会威胁到经济的有序发展，甚至酿成危机。虚拟资本以生息资本为基础，其存在本身也在逐渐远离生产过程，表现为单纯自我增值的形态。加之虚拟资本由预期收益资本化派生而来，后者又取决于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故此，虚拟资本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同时，对未来预期收益的盲目乐观也使虚拟资本充满投机性。在诸多因素引诱下，虚拟资本的膨胀程度持续加剧。随着信用制度的确立，虚拟资本借助信用，实现了“以较少的保证金垫付实现很大倍数交易数额的杠杆效应”，这在加大虚拟资本交易利润及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投机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几率。不仅如此，当虚拟资本过度扩展以致“入侵”实体经济，挤占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时，将致使经济大幅衰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失业严重，最终威胁社会稳定。
信用在虚拟资本发展中为资本关系发展提供了关键条件，“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中介”，同时，资本主义的规模性资本积累及商品流通也为信用作用留置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两者在信用良性发展的状态中相互适应。众所周知，信用表征一种相互关系，在一定阶段内，一方的支付能力取决于另一方的财产状况，只有在生产过程顺畅进行、资金支付链持续循环、资金回流存在保障的条件下，信用才得以维持。
遗憾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增长同社会有支付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成为阻断“普照的光”正常作用的罪魁祸首，进而威胁信用制度的有效运作。信用为扩大资本再生产而存在，后者建立在对社会消费力持续压缩的基础上，消费低迷反过来又抑制再生产的扩大，从而破坏了信用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悖论，也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宿命。信用在资本运转中的失灵，使建立于其上并包含再生产中一切联系的生产制度受到冲击，对货币的追逐成为挽救危机的“灵丹妙药”。
“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透过表象分析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才是应对发展困境的有效之策。虽然现代金融衍生品多样化及对其运用技巧的不断升级增强了底层群体的消费力度，但“超前消费”仅仅是资本过度扩张引起生产不断扩大同社会支付能力不足这一内在矛盾的暂时转移。只要资本制度存在，根本矛盾就不会消除，危机也就难以避免。这种降低信用门槛促进消费的借贷，为信用链的断裂埋下伏笔，金融危机在资金无法定期回流时总是会一触即发。
（三）马克思在对信用作用论述中揭示了新生产方式产生的必然性信用在虚拟资本生成中占据基础地位。尤其银行信用，其在促进资本集中、为资本之间相互兼并提供有力杠杆的同时，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加剧了资本生产的根本矛盾，助长了金融投机，为市场的虚假繁荣提供条件，将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强化到了极致，进一步激化生产同消费间的矛盾，为危机准备前奏。
另一方面，基于信用制度，资本呈现集中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对此，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身范围内的自我扬弃，“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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