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医院 https://yyk.familydoctor.com.cn/2831/schedule/ 年12月26日，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美国麻州伯灵顿去世，享年92岁。威尔逊早期致力于蚂蚁的生态学研究，是世界领衔的蚂蚁专家，著有科普作品《蚂蚁的故事》。
从蚂蚁出发，威尔逊将昆虫学与群体生物学结合起来，尝试解释昆虫、鱼、灵长类（包括人）等动物利他、攻击和养育后代等行为背后的生物基础。年，他首次出版《社会生物学》，引发了20世纪末一场生物学大争论：人的天性究竟有没有生物学基础？在这场争论中，威尔逊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也正式创立起来。
年，威尔逊为这本书的再版作序，回应了反对者的批评。他征引更新的人类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知识，提出，我们应当跨越重要知识之间的分界，合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科学的深度探索人性，对人性的衍生物做出从生物学到文化的因果解释。
威尔逊认为，这样做“即使达不到学术研究的目标，也将实现启蒙运动时的梦想”。
今天为大家带来《社会生物学》25周年纪念版的序言《至20世纪末的社会生物学》，以纪念进化生物学先驱、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O威尔逊。
EdwardO.Wilson（.6.10-.12.26）
撰文
EdwardO.Wilson
翻译
毛盛贤
这部再版的《社会生物学》（首版）的问世，让社会生物学成了一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学科，但构思源于我在自己的早期著作《昆虫的社会》（TheInsectSocieties，）中想到的：将昆虫学和群体生物学结合起来。回过头看，我发现最初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昆虫研究成为热门，而且达到了新的研究水平，只是各种研究还没有统合起来。我的同事和我设想出了关于昆虫职别的化学通信及由进化和生理决定的许多原理，也设想了十余条使蚂蚁、白蚁，蜜蜂和黄蜂走向高级社会的独立系统发育通路。威廉D.汉密尔顿（WilliamD.Hamilton）于年引入的血缘选择思想，现已成为一个基本概念。大量的数据等待整合。而且，已知的社会昆虫物种超过了1.2万个。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做比较研究，以检测集群生活的适应性。它们远比数目稀少的脊椎动物更适于研究，因为在脊椎动物中只有数百个物种具有比较高级的社会组织。 ，由于社会昆虫受制于固有的本能，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太可能遇到研究脊椎动物时常遇到的遗传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问题。
到了年，群体生物学的研究者们也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他们提出了很多有关群体遗传学和群体增长动力学的模型，并且用更精确的建模方法研究了竞争和共生现象。年，罗伯特H. （RobertH.MacArthur）和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这种带有自传倾向的说明）在综合性论著《海岛生物地理学理论》（TheTheoryofIslandBiogeography）中，则将群体生物学的原理同物种多样性与分布的模式结合了起来。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便自然地写了《昆虫的社会》，为的是尝试在群体生物学的基础上更全面地组织起有关社会昆虫的知识。每一个昆虫集群都是相互关联的生物的集聚体，而其成员是按一定的生死模式生长、竞争，并最终走向死亡的。
脊椎动物的社会如何呢？在《昆虫的社会》的 一章“统一的社会生物学的前景”中，我把这两个大的动物门类结合起来，做了乐观的预测：
尽管脊椎动物和昆虫的系统发育相差很大，且对内对外的通信系统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别，但这两种动物类群进化出来的社会行为在程度上和复杂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在很多重要的细节方面也存在趋同现象。这一事实使人们可以做出一个特殊的承诺：最终可以从群体遗传学和行为生物学的主要原理中发展出一门成熟的科学。可以预计，这门学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动物社会行为的不同特性。
你面前的这部书中就包括了这一推理的结果。哈佛大学出版社印制的这个新版本与最初的版本没有什么不同。这部书逐一实现了最初在《昆虫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对白蚁与黑猩猩之间的契合关系进行系统化分析的目标，而且目标又向前推进了，即尝试研究了人类社会。
年及接下来的几年，读者们对《社会生物学》一书的评价是褒贬兼有。客观地说，这部书中的动物学知识，即除了第1章和第27章以外的所有内容，都受到了广泛好评，这一部分内容的影响力还在稳步增长。年，《社会生物学》一书战胜了达尔文年的经典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TheExpressionofTheEmotionsinManandAnimals），被国际动物行为协会官员和成员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著作”。这部书将许多研究者的发现整合在一个因果理论的框架中，有助于将动物行为的研究改造成与主流进化生物学有着广泛联系的学科。
人们并不太接受《社会生物学》中占30页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简短论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部分内容在学术界激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从生物学蔓延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一争论已进行多次，而且说法也很多，我自己在回忆录《博物学家》（Naturalist）中也讲到了它，在那部书里，我尽力想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这里，我只想做一下简要的回顾。
虽然可以将那场争论看成一场喧哗，但反对意见在公开发表的评论《社会生物学》的文章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过，当时这些反对的意见却非常引人注目，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批评者主要反对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两个严重缺陷： 个是不合时宜的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第二个缺陷就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在阅读该书时相信还原论是科学中的一把利器，他或许相信《社会生物学》不仅重视还原论，而且重视综合性和整体论，其实这两种理解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此外，该书中的社会生物学解释 不是严格的还原论，而是相互作用论。没有哪个严肃的学者会认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方式和控制动物本能的方式一样，不存在文化的影响。按照几乎所有研究社会生物学问题的学者所持的相互作用论观点，基因组决定了心理发育的方向，但是无法消除文化的影响。认为我持还原论和遗传决定论的人，是在树立这样一个如同立起一个稻草人的假想对手，然后攻击之。
批评者是谁，他们为什么干这样的勾当？批评者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 的代表人物就是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和理查德C.列万廷（RichardC.Lewontin）。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喜欢人性具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他们倡导的观点正好相反，即发育中的大脑是一块白板。他们说， 的人性就是心灵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他们的观点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标准观点：理想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心如白板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如果心灵来源于可遗传的人性，那太令人不快了。因为社会主义应该追求的是最终的善，所以心灵必须如同白板一般。列万廷、斯蒂文罗斯（StevenRose）和利奥J.卡明（LeonJ.Kamin）在《不是我们的基因》（NotinOurGenes，）一书中反复指出：“我们都憧憬创造一个更加注重社会正义的社会，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我们认识到，一种批评科学是为创建这样一个社会而努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也相信今天许多科学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保护统治阶级、优势性别和 种族的利益，从而阻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时值年，恰逢奥威尔式（Orwellian）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的衰落、转型及冷战的结束，利用科学知识进行政治尝试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我没再听到过这类观点。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当有关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新左派的一些成员加入了旧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并给予有力的支持。这些新左派成员还反对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当时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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