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来自交叉学科研究，特别是当下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大部分都涉及交叉学科研究。如果说交叉学科研究决定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相信很多人会赞同。
一、道德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
古典政治经济学并非特指政治与经济的综合分析，而是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衍生出来，针对社会经济现象展开道德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这一点在亚当·斯密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亚当·斯密先完成了道德哲学的研究，然后才完成经济学的研究。
这两者之间看似无关，其实是亚当·斯密思想体系的两个内在关联层面。道德哲学是思想基础，而经济学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有的交叉学科传统被放弃，经济学开始专注研究所谓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如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资源配置的学说。
老制度经济学的出现看起来颇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遗风，只不过老制度经济学家倚重方法论整体主义，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也就丧失了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竞争的能力。
随后老行为经济学横空出世，接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火炬，通过构建有限理性学说这一新的理论内核，逐步走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不同的学术发展道路。
老行为经济学最终蜕变为现代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坚持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并逐步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理论分支的重构与改良，最终大放异彩。
现代行为经济学作为以经济学与心理学为主的交叉学科，是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竞争中唯一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经济学新兴学科。随着现代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不断侵蚀，可以预见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最终将成为未来经济学的主流趋势。
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
老制度经济学被人们忽略了的重要贡献20世纪初，当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成型并呈现主流化态势之时，美国经济学界同样存在一股背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这股思潮以凡勃伦、康芒斯等老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其理论风格近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主要出发点是制度。
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包含了众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纯经济问题。这些经济学家或者把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老制度经济学没有采纳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而是强调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老制度经济学既强调技术对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又深入探讨了法律、产权、组织等制度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群比较早地意识到心理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然而因为固守于方法论整体主义，讲究针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宏大叙事，老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缺乏对社会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的探讨，无法构建出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作为内核来支撑其整体的理论体系。
这就使得老制度经济学略显粗糙，缺乏清晰有力的理论逻辑，也直接导致了其昙花一现。尽管老制度经济学未能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有力的思想竞争，但其复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对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助益良多。
老制度经济学家大多采取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最具特色。在老制度经济学家中，康芒斯和凡勃伦是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路径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两个学者。
在行为经济学形成一股学科势力之前，老制度经济学是让人轻视的，如科斯就对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评价不高。老制度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尴尬地位，既与其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内核和清晰的理论逻辑有关，也与20世纪前半叶对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忽视有关。
新制度经济学可以从微观个体行为入手，讨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新制度经济学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同时放松了交易成本为零和信息完全、对称的假定，通过打开交易与生产过程的黑箱，揭示了制度作为参与人达成契约的结果，和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行为类似。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参与人选择的均衡结果是某种制度安排。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缺乏内在的传承性，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自然也没有延续下来。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但并没有进化成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理论范式，而仅仅表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现有范式的拓展。
三、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交叉学科传统的传承
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虽然没有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继承，但却影响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如果说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等人为行为经济学兴起提供了思想养分，那么老制度经济学的风行一时则为行为经济学演奏了序曲。
老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史上的传承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步呈现主流化态势时，众多的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家把分析视角放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领域。
从研究范式上看，行为经济学实际上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有着共通之处。老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的形成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
也正是心理学的反行为主义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这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众多美国经济学家，并在美国本土孕育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这一路径直接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石。
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传统尽管传播范围不广，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构成有效挑战，但其留下的星火还是影响到了一批学者。特别是随着二战时期大量的欧洲学者移民美国，其中一部分学者与美国本土非主流学者汇合，逐步形成一股新的学术力量。
他们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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