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国家农业政策智囊、有世界影响的农业经济管理学家，到了农民中间，却成了笑嘻嘻的“老哥们儿”。他说话福建口音浓重，潍坊农民却觉得能听到心里去。他60岁了，年轻人自叹工作劲头赶不上他。他就是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
年，位于潍坊峡山的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建成投用。黄季焜应该院院长、世界著名生物学家邓兴旺院士邀请，到峡山成立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从此，他每月都来山东，也把论文写在了齐鲁大地上。
“奇和气、奇实在”“懂农民”
12月9日上午，记者到峡山采访黄季焜团队。人在北京的黄季焜，正在与北京团队、峡山团队开视频“组会”。屏幕上，他黑发浓密，浓眉大眼，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点也不像60岁的人。
他们讨论的，正是去年以来在潍坊开展的研究课题“土地制度和技术创新提升齐鲁发展模式”，课题正处在数据处理分析阶段。黄季焜在12月18日接受本报记者的视频采访时说，根据他30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农业生产力增长有四大驱动力：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山东的土地托管在全国走在前面，是目前最前沿的制度创新；而数字技术是目前技术进步的前沿领域，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山东也比较靠前。“齐鲁模式”对全国有借鉴意义。
在峡山水库东南角，距离北大现代农研院30公里的峡山郑公街道中岭村，72岁的村民、老赤脚医生崔传佳清楚地记得：“去年12月、今年8月，黄教授两次带学生来村调查土地托管。他中等个头，看着50来岁，人奇和气、奇实在。”
他回忆，8月那次，村党员活动室的桌子排成一个大圆圈，黄教授坐在中间，和街道、村干部，托管土地的大户谈，20来个青年学生分别和村民谈。“看得出黄教授是中心人物，他语言非常简练，问得很切合实际。”
“和我说话的是两个男生，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样的（调查问卷）。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几亩地，种田成本和收入，有什么生产工具、用什么家用电器，儿孙怎么上学就业，都是实实在在、很现实的问题。”崔传佳说，“谈了2个多小时。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52岁的中岭村村委委员崔连鹏也印象深刻：“8月大热天，大巴车早上8点开到村口。黄教授他们问完了，又看了看地，快1点钟才吃上饭。就在村里的饭店吃的，他们自己付的钱。”
安丘景芝镇万戈庄村村民吴树东托管了多亩地，自己还承包了不到亩。他说，黄教授来村调研时，问他种的什么、怎么管、怎么卖、成本多少、卖了多少钱、怎么分红等，问得很细，聊了2个多小时。黄教授坚持坐没靠背的板凳，后来几人分组谈，黄教授让另两组学生使用村委两个房间，自己带着两名学生，转移到院子里和吴树东聊。吴树东感觉黄教授对这次调研非常上心、也懂农民。
课题组长、29岁的宋玉晶今年7月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加入黄季焜峡山团队做副研究员，正赶上项目入户调研即将开始。她告诉记者：“黄老师亲自安排科学抽样、设计调查问卷，问卷讨论了1个多月才定稿。问卷分作物、生产环节、生产主体等多种，其中对农户的提问长达20多页，有多个问题。每个问题他都要反复确认：这是不是一个真问题，能不能问出东西，农民能否听懂。”
入户访谈开始前，黄季焜带着北大师生20多人来到峡山，对从全国高校、院所招募的80多名调研队员进行了3天培训，入户还跟了一个星期。调研团队多人用时20多天，跑了潍坊8个区县，面访了个村、多户农民、多个土地托管和社会化服务主体，填写问卷0多份。“数据分析整理阶段，黄老师每两周参加一次组会，对我们逐一‘过筛子’、提建议。初步的报告很快就出，后续还会有一系列成果。”宋玉晶说。
“见到农民，他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馒头”
27岁的曹秀伟是黄季焜峡山团队的第一个“兵”。去年9月她到岗，跟着黄季焜启动了项目的预调研。每次黄季焜带人从北京来，他们就从早到晚地跑各区县“踩点”，把握调研方向。
“黄老师对农民比对我们亲。见到农民，他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馒头一样，两眼放光，总是笑嘻嘻的，像跟老哥们儿在一起。聊得开心了，他还让我给他们拍照，洗出来寄给农民。”曹秀伟从手机上给记者找出多张照片看，“他不是高高在上，姿态总是很低的。”
为什么这样？记者问黄季焜。他说：“因为农民跟我们说真话、说实话呀。我们搞科研，如果听不到真话、不知道实情，不就被误导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他拿这次调研的数字农业举例：“开始，我就全国各地跑，一直想启动这样的研究。我发现，很多地方做数字农业是搞面子工程，领导来了参观一下；还有很多项目是搞数字技术的人发起的，他们不懂农业，总是走不到田里去——因为示范阶段国家有补贴，示范单位不亏本，补贴完了就不一样了。根本原因是不知道农民的真正需要。”
“都说‘数字+农业’，你其实加不上去的。农产品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是很难标准化的，所以我们到实际中去看对每个作物、每个生产环节农民是怎么做的，了解清楚了，我们才知道数字技术能否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黄季焜说。
这次，他们在潍坊选择了玉米、小麦、番茄、黄瓜、大葱、大姜这6种作物，从农民耕作的第一天开始问起。他模拟着两人问答的口气说：“第一天你下田干啥？”“我要耕地。”“耕地遇到什么问题，能不能做得更好，数字技术能帮你做好吗？你看，据报道，现在有导航技术可以把拖拉机开得更直，这是图片、视频，你觉得有用吗？”“有用。多少钱？”“5万。”“5万贵了，2万还行”……
“就这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掰开揉碎，了解每种作物提高每个生产环节效率还需要什么技术，数字技术能不能解决得比其他技术更好。如果更好，成本高也不行。成本高，要么政府补贴，要么想办法把成本降下来。最后还要问农民会不会操作。”黄季焜对记者说。
在寿光调研时，黄季焜观察到，有的农民用手机操作大棚卷帘机，很溜；有的按下App操作键，还不放心，非得跑过去亲眼看看。“不深入农村调查，你很难知道中国农村是怎样的，农民是如何利用新技术的。”他说。
“调研中，我们看到，农民愿意用、用得好的数字技术，比如卷帘机、放风机，技术并不复杂。我们有的研究者不问农民，爱拿其他国家做样板，盯着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技术如果便宜、管用最好，成本太高就用不了。不了解农民需求，就没法知道到底应该创新什么技术给他们，该用什么政策推广。”
多年来，黄季焜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没课、没会议，就要跑下去。今年9-11月，他去了云南、江西、山东、浙江、江苏等5个省，有些地方还去了两三次。“我们团队的老师都说，到农村跑上一趟，比待在办公室查一周资料效果都好。”他说。
与农民的往来并非“萍水之交”。20世纪90年代后期，黄季焜带队进行过“8省调查”，他和团队一直跟踪着这些农户。20多年了，原来有1多户，现在还剩多户，大家分省联络，如今已是二代、三代了。同行说，这是中国农经学者的宝贵数据库；黄季焜说，这样才能动态观察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的变迁。
“总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不能说‘就这样，没办法’”
黄季焜生于福建长乐县（现福州市长乐区）农村，爷爷在省城做过生意，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小时候跟大人种过水稻、捞过鱼、挨过饿。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带着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拼劲儿，也有着千方百计解决难题的韧劲儿。
在潍坊带队调研姜、大葱时，黄季焜发现农民最担心的是价格波动太大、大赚大亏。“我们能不能用加工、储存、线上销售、畅通出口等办法帮助农民？从技术上、政策上、市场上，总会想出一些办法解决问题的，不能说‘就这样，没办法’。”
“比如保险非常重要，现在国家对粮食保险有补贴，对姜可不可以也拿点钱补贴呢？姜农也是农民啊，他赚钱多，风险也大。再如地窖，我看的项目——包括我老家也是如此，这类的空间都没给农民，都给所谓的龙头企业了。但企业趁机逐利，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能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十几二十户也建一个更好的仓储设施呢？”
“我认为市场上应该建立真正以农民为主的产销合作社。应该把农民培养起来，把农民能力建设起来。有人说农民不会做生意，做生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都是学来的，你要培养他，让他也会做。农民开始也不会用手机，现在不也都会了？现在有的地方搞培训，老大娘抱个小孩去凑数，你若是教农民真正需要的，你不发补贴、不管饭，他们也都会跑来参加培训的。”黄季焜的语速越来越快。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办法都能推行，黄季焜也有很多无奈。20年前，农业部委托黄季焜团队在几地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改革试点。他们只用了一招：把农技推广员的绩效改为由农民评估，农民说好，年底多拿块钱；农民说不行，没有奖金，还要扣20%基本工资。结果，农技推广员积极性爆棚，骑着自行车整天往乡下跑，一年要换几双解放鞋，有的还买了摩托车。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办法没有实施下去。
上个月，黄季焜去大理调研，洱海边的农民以前种大蒜，现在为了保护洱海，当地政府不让种了，只让种粮食。农民不赚钱，有的还亏本。有一位农民告诉黄季焜，他家三四亩地，以前种蒜能赚十几二十万元，现在8口人，肉都舍不得买。他怕黄季焜听不懂方言，还专门很认真地给他写了张字条，让他带回去看。
“我跟当地领导说，这些农民为环境治理作出了那么多牺牲，让他种蔬菜总行吧？培养农民少用些化肥农药，几亩地也能赚二三万元，不该一刀切。”黄季焜说，“当时几个人加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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