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介绍 > 大时代经济学家田国强口述上感谢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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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世界承平日久，乐观的人们以为，个人命运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头看来，在逝去的岁月里，个人命运是随时代起伏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有极强的关联。在跌宕起伏的大势中，经济学家群体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和个人选择，他们的经历和治学与国家时代命运又有着怎样的交织？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大时代经济学家”系列口述，讲述中国经济学家个人成长、治学故事，以及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今天我们刊发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口述的第一部分。
少年求学路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比较穷了，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小学没有毕业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是抗日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年初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年作为首批南下工作队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
田国强与妹妹合影，摄于年。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下面的一个公社高中教书，他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文革”期间又被弄到下面公社的高中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年至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届和78届大学生相当部分就是那几年的高中生。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两年零九个月。我是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
田国强下乡知青时期，摄于年。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一年劳动天，只有3天春节放假的时间，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农忙双抢时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尽管没有荤吃，我曾经半年以上没有吃过肉和鸡蛋，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下乡期间我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前些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做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得很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当时我虽然有读大学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困难很大。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取决于你是否根正苗红。那年更是“左”得彻底，对所招工农兵大学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队来队去，社来社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是从生产队(或公社)进大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或公社)去。由于这个政策，当时许多家庭有背景的都没有申请上大学，倒给了我这样一心要上大学的机会。我当时想：即使上大学后让我回农村，我也愿意。我觉得即使种田也需要科学知识，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况且说不定今后形势还会发生变化呢。父亲那时还没有平反，对我能上大学的事不看好，但母亲对我想上大学的愿望非常支持。母亲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但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事。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父亲原来的下级、母亲的同事，加上我下乡的表现也很不错，于是大队、公社同意推荐我上大学，没有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中专——湖北水利电力学校。后来那个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却又不招生了，连中专也上不成了。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对上大学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三个月以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师资班。朱校长是武汉大学英语系大学生，抗战时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朱九思老校长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气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就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中国出现，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华中科技大学现在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长亲自过问下一个个调进学校的。招师资班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举措。当年华中工学院特招了数学、物理、机械、电力和政治五个师资班。并且不像73年以后招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朱校长又首先想到让华中工学院出试卷对推荐进师资班的知青进行数学和语文两门考试。
大学时代（就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摄于年。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去见县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长，他很同情我没有入学的处境。正好有这个机会，潘局长便向华中工学院招生的人推荐了我。时间很紧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复习了一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考了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去招生的老师开始不想要我，潘局长对他说，就只有他了，我们不推荐其他人选。于是招生老师将情况上报学校，经学院党委集体讨论同意后，我终于被招进了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接到入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这是我在求学路上，历经坎坷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入校后没有多久，学校可能认为我数学好，又将我转到数学系学习，工农兵学员年毕业后，又于当年考上本校的应用数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父亲、母亲感恩是上财经院的院训之一，我经常对同学们说感恩先从感激父母开始。我尤其感激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教诲和关怀。从小，父亲就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担当、诚实、上进、爱祖国、爱民族、有作为的人。自从我成人以来，父亲对我的期望就一直非常高，只要和我谈话，就教诲我要爱国、上进，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直到他年12月以83岁高龄去世的前两天还是如此。我父亲后来和我的感情非常融洽，在他去世前五年中，我知道和我父亲见面的机会见一次就会少一次，我每年必然要回去两三次看望父母亲，每个星期都要打好几次越洋电话。父亲有很大让儿子养老送终的情节，在年送我远渡重洋时就很感慨地对我说，我不可能给他送终了。结果这一次的预言在他作为军人出身的强悍与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坚强意志力安排下又一次被打破了，让我至今感到震撼和敬佩。父亲在年去世前由于腿摔断已卧床两年，身体变得很虚弱，可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年11月底时，他又一次感冒了。当他得知我12月初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作为竺可桢短期讲座教授讲学一星期后回家探望他时，他可能预感到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没有这么巧在家给他送终了。于是从我在浙大讲学时起，父亲就开始拒绝进食，拒绝打营养吊针，拒绝吃药，每天只喝一点糖水度命。我于12月12日赶回家四天后，他就安祥地暝目而去了。父亲这一切默默的安排终于让我为他送了终。父亲直到去世的前半小时，头脑还非常清楚，这使我非常感慨，人的生命真的是那么脆弱，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让我和父亲成为两个世界的人。父亲去世后，当地父母官、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悼念和送花圈，丧事办得非常隆重。许多人对我说，父亲是一个大好人。父亲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的粮食将尽这一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两个工作队来核查，是作了两手准备，如反映不实就准备将其逮捕，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他所管辖的一方没有一个人饿死，当地农民异常感激，而旁边的一个区就饿死了好几千人。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研究中国改革，一直勇于谈出自己真实的观点和看法，大胆直言，在这方面受到家庭熏陶和父亲很大的影响。由于父亲为人正派、从不搞歪门邪道，大饥荒年代让一方人免于饿死，他在文革动乱中，得到了许多人的保护，基本上没有受过体罚一类的苦。父亲一辈子也是经历坎坷，小时家庭贫寒不能多读书，不到20岁丧父，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全身上下都是伤疤，受重伤掉队，不掉队也许早已当上将军，文革时又遭迫害。父亲的一生真是不容易呀！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很有眼光，对子女非常关心和呵护。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为我上大学的事，从县城坐车后再在大雨中步行三、四十里路赶到我下乡所在的公社。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手划破了，流了许多血，见面了还安慰我说：我这出血见红是你要走好运的兆头，表示你能上大学。在我念高中时，我家整天同学、朋友来往不断，就像是一个旅馆、饭店。那时，我父亲的工资减少到只拿基本生活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异常地节省，但对我们子女的同学和朋友还是热情地接待，没有怨言。海外求学经历我年1月底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是经济系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当时学校早已开学，落下了博士生的大半年课程，加上自己现代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英文单词大概认识个左右，英语基本上是听不懂，困难可想而知。现代经济学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国内研究生阶段学的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及运筹学方面的东西。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但几个月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困难了。因为别人的困难是学经济学时遇到一个数学公式看不懂，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而我当时的困难却不同，由于数理基础强，一看就懂，只是自己经济学基础差，需要抓紧时间去恶补。我首先花了两个星期就把范里安(Varian.H.R)的《微观经济分析》自学完了，基本上有了信心。我的听力很差，听不太懂教授讲的课，但是我的自学能力很强，这是考研究生时候锻炼出来的，主要靠向同学借笔记学习和自己看论文。我的许多课程就是这样通过自学完成的，毕业时，我所有课程成绩都是A。
刚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初期，田国强与博士指导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教授（LeonidHurwicz），摄于年。英语差对我的学习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由于我没有通过英语考试，学校就让我边上专业课边去学英语。当时我的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和奇普曼（JohnS.Chipman）教授一谈话，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因为我的英语根本没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给我研究奖学金让我过去的。当时奇普曼只好让我做一些核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我看了数据就头痛，费时间，且学不到东西。我想，这多半是一个对我失望的信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说不定一年以后停止我的奖学金，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就问奇普曼：你有什么文章能给我看。花了一个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后，我说我有一些想法想与他讨论，我一说出来他就两眼发亮。然后我又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这时，我刚到美国才2个月左右，这篇文章是关于线性开支函数估计问题的。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难度是其误差项的方差距阵是奇异的，有很多种估计方法，就是没有一个精确估计的完美答案。后来奇普曼对系里的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说，田国强真的不错！从此奇普曼不再让我弄数据了，即使暑假也给我提供奖学金，和他一起写论文，到我毕业时，我一共和他写了5篇论文，后来都发表在经济学期刊和论文集中了。我发现有时候命运真的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当你遇到困难，别人不了解你看不起你时，那么你能不能补短扬长，坚韧不拔，自己摆脱困境，找到一个突破点，来证明你自己呢？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资格考试非常难，一年之后几乎要淘汰一半左右的学生。主要是要求通过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来淘汰学生。一年学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系列课程是必须考的博士资格课程，还要自选两门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作为博士资格考试课程。好的学生按正常进度一般也要两年才能通过四门课的资格考试，有些学生三、四年后还没有通过所有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才能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除此，还要上另外两个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及其他博士课程。然后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博士论文题目答辨，写作博士论文，到最后博士论文答辨，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我自学补上了落下的所有课程，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自己也变得雄心万丈，起初想一下子将四门课程博士资格考试全部通过。为此，我复印了同学借给我的所有课程笔记，阅读了授课老师所指定的大量论文，反复练习当时十年来的所有资格考试试题。最后为了有把握，同时也在一些学长的劝告下，我放弃了两门，在年夏天首先通过了自认为有把握的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两门资格考试，然后过了半年通过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门课程的资格考试。这样，来到美国短短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博士候选人。之后我开始选修资格考试以外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时注册，有时为了省钱自己去听而不注册。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在名师云集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学习，使得自己进步快速。在经济系学习的同时，我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去数学系旁听为数学博士生开的课，为今后的高深研究打好数理基础。年春季我基本上完了所有课程，秋季开始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工作。在国内我是在林少宫教授的指导下做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本来打算跟奇普曼教授写我的博士论文，其风险很小，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已经与他合写了3篇论文，完全可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一部份。但是，赫维茨（LeonidHurwicz）教授的经济机制理论这门课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是专门研究一个经济制度或企业组织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目标或委托人目标是否及如何让它们激励兼容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些结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改革当中去，现在回头看，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还远未成熟和完善，但由于搞对了激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于是我就决定选经济机制理论的开创者赫维茨作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在赫维茨指导我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考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写文章的简洁和严谨性。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年底完成的。赫维茨在一个星期后将论文交还给我，他把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论文上写得密密麻麻。赫维茨告诉我写论文一定要直接了当，不要故弄玄虚，不通常见的术语要给出定义，新定义还要适当作经济含义方面的解释，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证明要严谨，还指出了论文引理中一个错误。我回到办公室后，坐在书桌前细读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位经济学界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其实在前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就完成了论文，此后两年主要是旁听各种学术讲座和翻阅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我个人兴趣比较广泛，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外，最喜欢的就是看闲书，喜欢看各类经典的书籍，来到美国后，对时政、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报刊开始感兴趣，以前在国内念数学时对这方面的东西却没有太多的涉猎。在那时，我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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