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康德诞辰300周年邓晓芒康德的理想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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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4.22-.2.12)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为世界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说,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他,后来的哲学又从他这里流出。我国著名的康德学者郑昕也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时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义可以看作是应对当今时代平庸化的一剂良药。在年——康德诞辰周年,逝世周年——澎湃新闻同中国康德学会共同策划,将陆续发布对世界各地资深康德学者的深度访谈,再次挖掘这位哲学家的光辉精神以及对于现今世界的意义。对于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康德三大批判的中译本封面,深绿色的底色加上康德的黑色剪影恐怕会是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了。一是因为康德哲学的重要性,在西方哲学史的学习中绕不过去;二是因为康德著作的晦涩难懂,即使日日拿在手中,一天也读不了几页。年由邓晓芒翻译,他的老师杨祖陶校订的50万字《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甫一出版,就给国内的西方哲学学界带来了冲击。老一辈学者的期待也给了邓晓芒和杨祖陶继续将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全本翻译出来的动力。从年到年,从《判断力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到《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是康德三大批判首次直接从德文翻译成中文。邓晓芒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书封年邓晓芒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前辈学者陈修斋和杨祖陶先生。年起,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年起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出生于年的邓晓芒先生今年又出版了自己的新作《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第一卷“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检讨”。他将西方形而上学的特点总结为“物理学之后”,将中国形而上学总结为“伦理学之后”,在这三卷本中,他会将“语言学之后”作为自己重建当代形而上学的路径。在第一卷“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检讨”中,邓晓芒指出西方形而上学围绕本体论而建立起了“物理学之后”的超越性理论体系,展示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但在其晚期却日益显示出这种世界观的片面性的弊端,以至于走向衰落,而他最后指出了西方形而上学实现自我超越和升级的契机。在康德的时代,西方形而上学面临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在邓晓芒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在康德心目中只属于哲学的“学院概念”,他要建立的是哲学的“世界概念”。在世界概念的意义上,哲学要解决这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而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邓晓芒曾提出,康德实际上心目中有一门“先验人类学”,是其全部哲学的归宿。在康德诞辰周年之际,澎湃新闻就康德著作的翻译、阅读以及《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中的一些议题专访了邓晓芒教授。以下为访谈全文。邓晓芒康德哲学晦涩难懂,是康德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澎湃新闻:因为今年是康德诞辰周年,想请您谈谈当年为什么会去选择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当年是怎样的情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遇到过什么困难?邓晓芒:这个不是我选择的,而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外语考的是德语,导师是国内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前辈学者陈修斋和杨祖陶先生,硕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当时国内没有从德文直接译过来的好译本,我只好自己看德文原版,所有的引文都从德文校订过。年毕业留校后,我继续在德语提高班进修一年,并且用康德作品的翻译来练手,先是译出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译稿由国内资深的德国哲学翻译家梁志学先生审阅,极为赞赏,后由陈修斋先生推荐到重庆出版社出版(年)。接着又译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由三联书店出版(年),并不断地有德国哲学的译作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到三大批判出版前,计译文12篇,与人合作译有《美的现实性》和《经验与判断》两部译著)。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张伟珍女士联系到杨祖陶先生,请他主持一项《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项目,杨先生拉我一起干,商定由杨先生选出要翻译的文本,由我译出初稿,然后由杨先生校订,最后由我定稿。由于我当时刚刚学会了电脑打字,工程进度很快,50余万字的《精粹》,年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当时轰动了整个西哲界,好几位老先生都带话,希望我们继续将康德的三大批判(共万字)完整地译出来。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还亲自给杨老师写信,说既然《精粹》都译出来了,何不再接再厉,搞个三大批判全译本?于是我和杨老师不敢懈怠,年出版了《判断力批判》,年出了《实践理性批判》,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全部翻译的情况由杨先生在他写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序”中作了介绍。整个翻译过程历时近八年,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一是对康德的长句子的处理,我当时定下的规矩是,康德没有打句号的地方我决不打句号,这真是找罪受了,但是值得;二是统一和敲定康德的术语,有的几经修改,最后制定了详细的德汉术语索引,从此整个三大批判的术语都有了一个大致统一的译法,结束了因译名的混乱而很难展开讨论的困境。澎湃新闻:康德哲学的晦涩难懂,是他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是不是也很难读?那为什么这本书的价值也很快就被发现了?康德的读者应该如何克服这种畏难情绪?如果要把阅读康德的经典文本当作“思维训练的夏令营”,应该怎么做?邓晓芒:康德的行文难读,既有他的文风问题,也有读者的层次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他的哲学思想本身的深奥复杂的问题。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副校长是哲学博士,在一次访问我校谈到康德哲学的翻译时,他笑着对我说,连他这个德国人都是在读了康德哲学的英译本才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而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译者的翻译水准很重要,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能读懂康德,但你要让有心要读懂的人获得一个深入堂奥的线索,而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这就要求康德的译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研究康德的专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康德思想的脉络,而不是像有的译者,只是仗着德语好,翻译过各种不同的文本,现在也来翻译一下康德的文本,以为就可以拿得下来。康德当年在哥尼斯堡大学当上教授后,有十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一直在琢磨《纯粹理性批判》这场“哥白尼式革命”,教授委员会都开始怀疑当初将他评为教授的决定是一个错误了。这要在我们这里,恐怕早就“非升即走”了。该书出版后,也有一两年没有任何反响,大家都在读和思考。后来开始有了个别评论和批评,基本上都是误解,康德又不断地写文章解释和澄清,后来还出了一个第二版(),主要想澄清某些误解,有些表述也更明朗了。所以康德哲学的意义也是逐渐才被世人所了解的,但由于他抓住的是当时西欧哲学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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