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原理价格 > 译文资料丨熊彼特政治经济学的近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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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
牛可译
“所以我不会谈论学派；学派经常是一种掩盖了无知的标签，因为某一学派中的成员会认为加入这个学派就可以代替必要的才智。所以学派在任何方面都是坏事情，我希望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学派能远离我们。”
——熊彼特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先生们，我们今天将不谈任何专门的问题，无论是实际的还是理论性的；而是试图采取一种鸟瞰式的视角，对我们学科的现状进行一种概略的观察。我想探究——尽管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从那里来，我们又往那里去？我们将来可能的方向是什么？”这样做一番一种概论，不会讲出很多新的事实。我已经看到，日本的学者和学生是如此了解其他国家科学发展的情况，所以我不指望能带给你们任何新的东西。可能会引起你们兴趣的无非是：你们会看到这个领域的一名从业者大体上是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现状的，而且当你们看到在一个性格不同的人的眼中这门学科是什么样的，你们也就会对这门学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说，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方法中有什么东西要改变对这门学科的其他观察方法。这个主题所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展开时，我们的学科的范围自然要扩展，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的范围却比三十年前狭窄了，这是因为社会学的演进。不管我们会在社会学中发现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许多分枝却是向前胜利迈进，其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以前处理着的和能够处理的许多主题现在让给它的姊妹学科了。比如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如果不考虑诸如私有产权、继承权之类的经济制度，就没有人能够思考经济问题，就没有教师能教授经济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只能在我们的实际所需的范围内进行，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为社会学内部界定清晰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家们就私有产权和继承权、就它们对各个国家的意义、就它们发展和衰落的原因发表了精彩的工作成果，我们不必象前几辈人纠缠于这些问题。总的来说，社会科学越来越不再是单一的一门科学。自然科学曾经被视为单一的科学，但已不再如此。理论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是十分不同的人，与应用型科学家有着不同的习惯。我们会为这种分化感到遗憾，因为这带走了早期工作中的许多壮观气象，带走了视野的宽阔，使工作变得狭窄，使之丧失以往的美感。所得到的回报是它增加了效率。现代人除了专门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这样做。于是，在这种意义上问题的范围变得比以往狭窄了。
我首先必须承认，我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科学。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认为有必要坚持这一点是可笑的。但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家是从他们的政治信条中提取他们的信仰，而还有其他许多人认为经济学的哲学是个人的事。我试图说明的一点是，经济学象其他任何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科学，它的目的也象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是在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现象之间建立函数关系。经验科学在任何情况下都处理经济事实，我们将这些经验事实加以简单化，并或多或少将它们置于相互间的联系之中，而这种联系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满足人类心灵对知识的渴求，这种联系被我们称为科学真理。它并不是终极的真理，不是宗教启示或直觉照观。它只是事物之间在理性上的联系。这就是全部。以这种方式看待经济学，我就认为它拥有一门自然科学中所包涵的一切。人们的观念态度上可能有诸多差别，但我的观点是，你不能因为心理原因，或者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因为这意味着某种神秘的东西，而说我们不能采用自然的方式、自然科学中常见的方法。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方法，我们不能根据一种演绎的观点判断我们能还是不能利用这些方法，这取决于实验如何开展。除了一些有关逻辑的一般法则外，没有任何预想的关于发现科学真理的法则。抛开以上不论，我们正在一种知识探索中倾注于科学的最美的方面，在这种探索中有时候这种方法有用和有成效，而有时候则是其他方法有用和有成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少考虑方法论上的争论。我不从认识论上区别理论和材料的规则，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法则，来自不同事实所产生的特定技术。一个理论家拒绝逻辑推论，一个统计学家贬斥理论工具，都是荒唐的。这两者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经验基础。他们貌似不同，因为他们以不同的观察为基础。事实上，一个专门家之所以成其为专门家是因为他具有这种能力倾向，因而喜欢这样做；而一个理论家之所以是理论家，是因为它喜欢理论，认为理论是社会科学中最好的东西，还对别的东西有所轻慢。事情本该如此，这是自然的，也是好的。我相信，如果我们都不高估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各自学科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个人所能作出的贡献，则科学就不能发展。为了在生命中有所成就，无论是取得伟大的科学发现，还是赢得一场战争，还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必须夸大我们想要做的事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看待事物的方式太过贤明达观，或者出发点太过广泛，则任何事情都会显得是千百年间的一瞬，很少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如果考察的是我们学科的状况，则通常要对所谓的学派进行区分。这样做的确是方便的，许多人一些时期以来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自己在采取这种办法之前，我应该告诉你们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每一门科学发端之时，它所能教导、知晓和达成的东西自然都是有限的。在每一门科学发端之时，它所能成就的任何东西都显得颇为宏大，此时就有一个体系建构的时代或纪元。学科的导师门创立他们所乐于称之为体系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包容了一般真理的体系预示了将要被知道的东西，而其他的东西，特别是其他学科的导师的体系，则是黑暗和错误。等到这门科学成年后，这种建构体系的工作就停止了。当它成年后，人们很快会发现，一种总体的立场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重要。比如，现代心理学并不提出关于人的灵魂的问题，它处理的是专门化的现象。灵魂的概念被留给哲学家们。所以，服务于特定问题的应用型工作也越来越走向前台，同时总体性体系的建构却退居幕后。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区分经济学的学派了。我现在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即每一个问题都只不过是这个问题所加诸于我们的技术，是我们不得不利用的技术。在切近一个问题之前就形成关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预先想法，这是没有用的。你们知道，十八世纪初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从个人开始他们的分析。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也采取了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方法论上的普世主义信条认为，以个人为分析的起点是十分错误的。个人仅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从个人开始分析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打上了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的社会影响的印记。在此意义上他是社会整体或者阶级的产物，从而也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体。情况当然如此，但以这种一般化的形式申述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措辞。只有当我们能够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建设实实在在的知识的时候，这种立场才是有意义的。我对这种立场所强烈反对的是，我们在把普世主义奉为信条之外不再做别的。在社会学或政治生活等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上，除了从社会整体出发，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诸如关于市场现象的问题和关于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问题上，我们除了从个体开始分析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在一种层级上普世主义是所需要的方法，在另一种层级上个人主义是所需要的方法。所以我们既不应该是个人主义的，也不应该是普世主义的。这只是为了方便；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都不是永恒的真理。两者都不过是工具，有时是有用的，有时却会阻碍进步。所以我不相信那些由一组一组的教导所构成的体系。我不相信学派。我相信，经济学大多数领域中所有的胜任者都比从表面看上去有更多的共识。
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该学科中的胜任者不应该拥有共识；它的问题在于，尽管通常意义上的博士、数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是胜任的，但那些谈论经济学的人通常却是不能胜任的。我们关于经济学所已经获得的真知的数量并没有被其他学科所广泛承认和接受。当一种新的数学方法被建立后，它就成为所有其他数学家的财富。但是当一种新的经济方法建立后，它却并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经济学界中的一大部分训练不足、天分不够，要花很长时间对问题进行恰当的讨论，然后才能接受或者拒绝。这就是全部的真相。所以我认为不应该谈论学派，同时学派也不应该在我刚才所说的意义上存在。什么是学派？它第一位的、而且是无害的意义应该是指，每一所大学、每一个制度中，围绕着每一个卓越的教师，自然地凑集起来的一群学生。他们受到同样方式的训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以相似方式处理问题的习惯。他们获得了共同的术语学，获得了思考和写作的某种独特方式。这是必要的，存在于每一门科学当中。学派对我们来说还意味着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根据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来区别出学派，至少对有些人而言我们作出这样的区别。无论如何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并不具有任何同源同质的民族特征。德国的理论家和英国的理论家可能具有比他们与国内同事更多的共同点。谈论经济学的法国学派，在过去的历史中可能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是合适的。比如，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农学派在巴黎兴起，在法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在其他地方却非如此。这碰巧成为一种法国特有的现象。后来这个学派消失了。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重农主义者，但是真正明白事情的卓越份子，我们只能在法国看到。年到年的英国古典学派，也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穆勒的《原理》[1]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相互了解、交往密切的群体。在此意义上谈论学派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很少能够把经济学家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几乎是撰写经济学史可以想见的最坏的方式。
（学派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根据政治和社会信条对经济学家进行区分。有些人谈论重商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或者社会主义学派，等等。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必然要受到反对，这首先是因为从来没有自由主义者，或者重商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在科学的立场上达成一致，并且，对科学而言重要的是科学的立场而不是他们所德出的结论。亚当·斯密喜欢一种自由贸易的特定方法，这一事实与其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毫无关系。因为即使他喜欢保护，正如他喜欢航运那样，他在科学上的重要性也是一样的。李嘉图持自由贸易观点，这个事实和其他事实都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在科学上的伟大。科学意味着解释和理解，除此之外不意味着别的什么。因为行动不依赖于知识，而是依赖于意愿和热情。在一个人的政治信条和经济理论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联系——一种密切而严格的关系。
这是重要的一点，我想给你们举例说明，以使我的观点更清楚。你们当中许多人认为，如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你们所有人都认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成为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你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不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奠基人之一的维尔弗莱多·帕累托告诉我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并不将这一事实用诸于他的科学工作，而且他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如果你要处理科学问题，你就必须以真理的追求者的精神处理这些问题。你们都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你们不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你是否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取决于社会主义对你而言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相信社会主义已经以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建立了自身，那么的确每一个相信这一点的人都可列入社会主义者行列。比如我知道我要死了，但这不意味着我喜欢死。如果我说我能够从科学上证明事物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这种趋势，因为我也可以预言令人不快的事物。进而言之，如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就必须采纳剥削理论。但这能使我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吗？不能。让我们假设我采纳剥削理论，即我相信剥削对人类文明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赞成剥削。这并不是科学信念的证明，因而只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条，这也就和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无关。只要我们象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科学体系，它就不能使我们必然采取同情社会主义的态度，也不能使我们固着于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昨天我在几位和善的同事的陪同下访问了京都市，在那里我对幕府时代的老宫殿理的艺术作品感到赞佩不已。那么，如果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这些画幅是不应该被创作出来的，因为让这些画作被画出来当然意味着允许马克思所所的剥削。我以深切的艺术感受赞赏这些画作，同时感到为了使这些作品被创造出来，一定程度的剥削还是必要的。由此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事物中没有必然的联系。
学派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我们可以根据哲学信条划分出不同的经济学。在我的祖国，人们经常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其实很容易表明情况不是这样。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预言中说不存在这种联系。尽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积累理论等场合中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学的讨论的基础上，同时也与黑格尔哲学相容。所以你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称为黑格尔派的，也可以称为康德派的；它可以采纳任何哲学知识，也可以不采纳。如果一个人信仰某种哲学，他也并不必然在经济问题上采取这种哲学的观点。这种划分将不会起作用。
接下来，还可以根据实际操作的路线和方法论划分出不同的学派。这种做法看上去更有希望，但是即使对此而言，我也认为我们正步入一个将不会有更多学派的时代。可以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派为例。这个学派已经消失了，因为我们不再给经济史研究赋予更多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把这个学派吸收到整个科学工作中去了。在理解自己的工作是怎么回事的经济史学家中，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和理论家争吵了。人们已经认识到，两种工作是通向同一个目的地的。再举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的例子。理论物理学家对实验、实验性的工作所知甚少，而实验物理学家如果不知道如何对付数学，他就去找理论物理学家帮忙。这就是合作的方式。说一个对、另一个错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刚才所说，历史学派已经消失了。它在德国的消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如果人们停止在方法论上的争论，转向真正的问题，学派就会以何种方式消失。我在哈佛时，哈佛的一位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克（RobertBlake）先生给了我一部利凡特贸易史，其中一大堆象这样的问题：从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到大约公元后三千年[2]，罗马的贸易收支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贸易是赤字的，从中可以得出那些后果？如何解释拜占庭的硬币和波斯的硬币渗透到一些地区而没有渗透到另外一些地区？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有马歇尔所界定的意义上的理论，以此来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分析的发动机。就分析的发动机而言，在某些点上我有优势，能有所贡献。以这种方式合作是自然的，区分出实证的和实验的学派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不会谈论学派；学派经常是一种掩盖了无知的标签，因为某一学派中的成员会认为加入这个学派就可以代替必要的才智。所以学派在任何方面都是坏事情，我希望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学派能远离我们。
现在我要谈谈一些经济学家群体，但是在此之前我首先要对我们的科学在一些国家里的发展做出一些讨论。英国是特别幸运的。她的经济学家云集于伦敦和剑桥，所以他们之间的讨论和交往极为便利，很容易建立共同的立场；而在这个共同的立场上站立着经济学家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师（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讲）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他的学生。当然也有对立面，有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反对；还有单枪匹马的反对者，其中霍布森先生能很好地代表我们学科中所出现的一种现象。[3]在其他学科中，如果一个人搞不懂一件事，那么不懂就不懂，他可以随它去。在我们的学科中，如果他不懂，那么它就是在把自己树立为一个不同的权威。霍布森先生不懂得边际分析是怎么回事，而且以大的增量而不是以小的增量来反驳边际分析。现在任何科学中的所有边际分析都是以与科学处理的量相比要小的无限十进制量（infinitedecimalquantities）进行。那么，如果你以大的量取代小的量，当然就会采纳不同的逻辑，而对小量为真的逻辑对大的量则不为真。霍布森先生不了解这个事实，他认为很容易就可以证明经济学家所认为对小的量为真的理论对大的量不为真。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有人在物理学家当中发出象这样的争论，他几乎不会被理睬，尽管在经济学中一个新的权威会凭借这样的成就而被树立起来。但是在整体上，英国处于很高的水平。从广为接受的立场出发，作为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部分，马歇尔的全体学生们已经发展了他们的工作。为新的经济学而高声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学。这就是马歇尔的这些门生们正在逐步做的事。在经济学理论中取得了多少进展我不知道，但是马歇尔的教诲中有一个传统走得比他发表出来的著作要远。他在出版上是很迟缓的，而且在他发表他的著作的古老年代里他不能清晰地表述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想法。在货币方面，我不知道庇古和其他人到底比他走出多远，他那些胸怀宽广的学生们总是把发现归功于他，但是他们已然发展出相当多的分析工具，比如庇古根据供求数据以一种统计手段确定需求弹性的方法。庇古有一种在预算数据上做这种文章的有效方法。而且，庇古已经通过一些有价值的法则提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如此缓慢地重建了马歇尔的大厦，而又没有改变它的外观和基础。马歇尔本人在这方面也是优异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我将在稍后涉及。
我们的科学在法国陷入如此可悲的境地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考虑到法国的天才在科学史上曾是那么光彩夺目。经济学史上有史以来最具天才的三位经济学家都是法国人：[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AntoineAugustinCournot）、弗朗索瓦·魁奈]和列昂·瓦尔拉。只有第一位在自己的祖国取得了某种成功，因为在法国天才人物很难找到教授职位。在我自己的祖国一切事物都处在变迁之中。对历史学派的反对在三十年前就在进行，但是离开了历史学家的领地后人们不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分析经济事实，所以他们就开始就各种方法展开争论，我一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关于方法的书籍成百上千地在德国出现，据我统计，期刊上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中美百篇中有三十六篇具有方法论性质。这是可怕的。可能也有一些好的，但是这些作品也因为浪费精力而被抵消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你就应该在经济问题上工作，而不是越俎代庖去干逻辑学家的事。如果认识论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为什么要偏离正道进入别人的领域，去对付那些对我们来说本来可以不去理会的问题？这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状况，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不过我感到高兴的是德国的其他科学部门的表现要好一些。
意大利令人惊讶地做出了很多工作。这个可敬的和有天才的民族克服了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局限。这个国家有无数的大学，但是却没有钱供养它们，很多教授席位没有被设列。然而还是完成了如此多的优秀作品，涌现了如此多的卓越人才，这是令人吃惊的。研究开始于潘塔莱奥尼（Pantaleone）时代，以他的教导为基础，一大群年轻人正从事着杰出的工作。
如果有时间，我本来还要谈到有多少优秀的工作正在北欧国家开展，特别是在荷兰，还有挪威、瑞典、丹麦，尤其是年轻人的工作。我知道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以后会成就一番大业。
我要说，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我们的学科在那里是最为幸运的。我们拥有陶西格和费雪那样的伟大领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人物；尽管没有什么轰动性的和灿烂夺目的表现，但还是有为数庞大的实验室工作，以及统计学家和理论家之间形成合作的极大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之后，这种合作已在形成当中。在美国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同时具有正确的意愿和手段来把工作向前推进，而这是极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但是事情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很顺利。一方面，在德国，施穆勒的工作中为错误所损害了的那部分已经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摒弃，但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些错误却又以制度主义的名义在复兴。制度主义无非是德国历史学家在方法论是的错误，这些错误与对我们的科学的伟大、持久的贡献混合在一起。他只是错误，而不是成就。这当然是美国研究状况中的一个暗点。
我不应该武断地在勾画欧洲和美国经济学之后在提出一幅关于日本经济学的图景，因为对此你们比我知道得多。然而我要把日本的情况和美国作一个比较。正如美国在十九世纪经历了很长一段全部力量都倾注于实际问题的时期，所以你们也不得不推行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全面重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这样的科学是不会繁盛的。从年以来，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演进，对此我认为全世界即将予以。
现在让我谈谈那些由于某种科学立场而相互联合，因而可以学派名之的群体。我可以谈论以施潘（Spann）为中心的浪漫派，或者柏林以戈特尔（Gottl）为中心的学派，或者以奥本海默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主义，但是我没有时间。所以学派中最有趣的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去世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征服了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征服社会主义，在意大利也没有；而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群体。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信条，而任何科学理论的归宿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成为党派信条的。因为一个政党是不能改变其信条的，而改变信条意味着丧失信誉。但是变化却是科学的本质。这就是科学原则和宗教教诲之间的差别。宗教教诲声称自己是终极真理，但科学不能这样宣称，因为科学真理只是相对于特定种类的问题的。所以牛顿力学虽然以往长期被视为终极真理，但现在却不能这样了，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扭转了局面。既然这样，那么期待马克思主义成为经济学这门科学永久的教规就是徒劳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坚持这样做，而且自从出现这种可悲的情况以来，欧洲各马克思主义党派中最优异的群体都对马克思的信条对忠贞不贰。但是我们作为科学家不能停留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受谴责的地位，因为我们偏离了已经被接受的学说。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伯恩斯坦身上，因为他对马克思有一连串的批评。我对伯恩斯坦的的论辩没有考虑很多；这些论辩是肤浅的，比不上马克思本人。但是他最大的困难发生在和党的关系方面，他被驱逐出党，因为他没有与新马克思主义者一道遵从信条。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神学家。他以先知的口气说话，这对那些总是要给出终极之光的人来说是常有的事。所以很不幸，这些努力在个体身上都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且这种状况使许多头脑被瘫痪。奥托·鲍威尔、罗莎·卢森堡，还有其他人，他们都有出众的能力，但是他们的发展都受制于无形的束缚。没有哪个科学家能承受这种束缚，因为这些束缚终止了科学的生命律动。看着所有这些人以自己最好的才智拼命捍卫无法捍卫的东西，这真是令人扼腕长叹。
现在放下学派不谈了。我想在这里触及其他领域里的成果。这些领域在理论上已经在一段时期内与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展开竞争，在马克思主义收缩的同时他们却扩张了。在现实政治方面，现代社会主义者已经越来越采取与其他经济学家相同的立场。事情本该如此。没有什么真理仅仅对社会主义者才为真。它要么对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都同时为真，要么对这二者都同时为假。所以我们看待经济学的总体方式越来越趋于一致，尽管我们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们喜欢强调差别并淡化相似性。比如，让我们看看欧洲经济学的杰出领袖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Cassel）的体系。他的体系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均衡理论，是没有物价稳定名义的物价稳定理论。如果不是出现了一种要把他的理论说成是新发展的趋势，这种理论本来可以对科学作出很大贡献。如果说我们改变名称，但我们并不改变事物本身。有那么一小群经济学家，其中每一个人都在为树立他们的新教导而奋斗，而且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刻。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是事情，这意味着一种可尊敬的品质，而我要把尊敬奉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马歇尔独立于杰文斯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而杰文斯在马歇尔之前发表了这个成果。凯恩斯有一部读来令人愉快的书，即马歇尔的传记，其中记述了这件事。[4]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马歇尔对他的古典派先行者显示了极大的忠诚，而且他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的贡献，甚至对一些不太清楚的人名也是如此。我讲这一点，是为了证明一个对大家都很重要的十分重大的真理，是为了说明在经济理论中学派和差异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少得多。如果你知道如何阅读马歇尔，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边际效用分析，并没有别的什么。你会说还有费用原理。是的，但是费用原理是在边际效用理论当中的。如果马歇尔把费用和效用比作一把剪刀的两个刃，那么答案是：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材料即效用制成的。马歇尔在其对费用的分析中试图说明这与费用无关，但李嘉图试图凸显这种费用。
有一个人象马歇尔对英国那样对瑞典具有重要性，而且这个人幸免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玷污。他就是维克塞尔（KnutWicksell），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有能力和原创性的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结果与马歇尔的极为相似。在美国还有克拉克派的经济学家。所以，看似有许多学派，实际上所有合格的经济学家都遵从同样的教导。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是从那里来的？这是由瓦尔拉和杰文斯发展出来的，其次也是有其他一些人发展出来的。在边际效用理论消失、均衡理论出现之前，这是进一步提炼升华的目标。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实际上已经宣布了这样的目标，他在这方面远在杰文斯之上。所达到的成果被证明远不是完美的。瓦尔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精致的体系，他是一位工程师，在晚年转向经济学，他使这种理论更为优雅，在其理论序列中随处作出修改。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优美的分析体系；而且有趣的是，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正在努力以统计数据填充之，而上一代人认为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都是不可能被数量化的。现在我们正在朝着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向前进。这将意味着经济科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因为这个时代将带来十分不同的权威，如果你能勾画出结果的话。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原因是，物理学家的的事实能够在特定环境下被营造出来，而我们的学科的事实却只能在特定环境下被给出，而这种环境是不可以同样方式重复出现的。换句话说，物理学上的数据是服从于范型的可能性的基本法则的（thefundamentallawsoftheprobabilityofthenorm），而这种法则是不会变化的，仅仅因为观察错误而对范型有所偏离。所以，在测量行星之间的距离时，两个或者更多的观测者困难由于观测误差而得出轻微不同的结果。这种误差可由在各观测结果中取数学平均值加以纠正。然而在我们的科学中，数据本身就是变化的，被测量的事物是变化的。通常要把我们获得的事实置入时间序列中。经济学作为一门精确科学，也就是作为一门数量科学，其最大的困难在于，要在数据中提炼出一个符合我们的理论法则的时间序列。这个问题对自然世界而言也是存在的。观察海上的波浪，你会发现它们是不规则的。比如，海洋上有涨潮，涨潮是由月球的吸引力造成的，还有波浪的起落，最后还有风吹起的涟漪。如果你要测量波浪的长度，你就必须排除这些差异。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物理学要比对我们小得多。对物理学只是时而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却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只看到最初的几步，但后代将必须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也许要通过与物理学里发育出来的所不同的数学方法。在物理学的数学方法中，时间因素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小。我们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数学技术，现在它在发端之中，我们有可能在某些地方看到它。有这样一种情况，历史、统计和理论之间的藩篱正在被打破。它们正在融为一体。
这也符合商业管理中显露出的事实——簿记和成本核算。这些方面有哪些情况？其中的某些领域取得了超乎人们想象的进步。在金融学领域，在运用理论工具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凯恩斯先生在其著作中详细而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凯恩斯先生看问题时是严格的。他曾经告诉我，世界上懂得货币理论的不超过五个人。他对我这样说时，我以为他是把我算在其中的。其他人是谁我不知道。在任何层面上他的书[5]都是对马歇尔类型的货币理论的一个非常好的阐释。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随着材料收集的增加，与统计金融学问题相关的问题被纳入研究范围。我要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说明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已经听说过各种不同的货币理论。肯定其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而其他的都是错误的。你们如何分辨货币理论的观点在那些方面是正确的，又在那些方面是错误的。所以，在数量理论（quantitytheory）中我们所赋予它的理论意义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数据，比如，如果我们有好的关于收入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数据，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更好的关于法定货币数量的统计数据。我有一些国家的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我能够更方便地建立理论。这是起决定作用的考虑，不是理论的对或错。
国际贸易理论最近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成果还没有公布，但是令人讶异的是，这个特定领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遵循老的古典理论，纠缠于本来应该被摒弃的劳动价值上。这种情况很快就会为瑞典的俄林（Ohlin）和维也纳的哈伯勒（Haberler）等人的工作所改变。为牢牢掌握数据而将恰当的概念引入理论的趋势是最有意思的，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工具是陶西格的一个学生提出的实物交易体系，他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是我要强烈推荐给你们的。社会问题（socialquestion）涉及分配不均和财富转移，在庇古的著作中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已经接纳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础，尽管在这里科学的方法还是新生的，其中可能会有错误。可能有朝一日社会问题会作为一个理想范型（ideal）被加以讨论，但是考虑到现实，我们必须把社会问题纳入社会主义。而且，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我们的科学与政治目标没有关系，只不过为了解释事物，要将工具和论点运用于政治判断，还要将已经阐明和将要更清楚地阐明的事实运用于政治判断，而这样做比单纯提出政治判断要更有说服力。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应该去作政治家，我是说你在出征之前应该作好准备。只要你从事的是科学工作，你就要以科学的精神来行事；这样你也是在为你的理念而工作，因为没有任何理念能够脱离科学真理而存在。我们全部的社会前景都为我们关于分配的事实的知识或者无知所影响。如果你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对分配一无所知，那么，你就会把上层阶级看成是占有无数财富的人，而把生产财富的大众看成是占有一小部分财富的人。这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无论是谁，只要对社会问题有兴趣，都应该使自己配备这个武器。最后，我们应该谈及专家的理论中最现代的部分，即商业周期理论。这种理论处理一大堆具有科学重要性的统计事实，其中并不企图对商业周期进行预言和解释，但是周期理论却积累了大量重要的事实。周期研的重要性究远远超越了周期本身，迟早会给各领域思考问题的方式带来重大变革。
还有对趋势（trends）的研究。当然，在这方面从数据出发进行研究是最困难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领域的一大贡献要归功于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我们不应该对他不加考虑。他就是挪威的拉格纳·弗里施（RagnarFrisch）。随着演讲的进行，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但是这样的演讲唯一的目的当然是在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上离散地提出一些提示，其余的要留给你们自己。
[1]该书全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译者
[2]原文如此。——译者
[3]关于熊彼特对约翰·霍布森的看法，参见《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页脚注1。——译者
[4]J.M.Keynes,“AlfredMarshall”,inJ.M.Keynes,EssaysinBiography,London:MercuryBooks,,pp.-.该传记最初发表于年。
[5]J.M.Keynes,ATreatiseonMoney,NewYork:Harcourt,B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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