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是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从次贷危机算起，今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在过去十年里头，我们看到发达经济体基本上是在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当中，而我们基本上是在加杠杆，从非金融企业部分加杠杆、政府加杠杆到居民加杠杆，虽然这其中某些部门的杠杆去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全社会总体杠杆率依然是很高的，全社会杠杆率(总债务除以GDP)接近%。
在加杠杆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在这几年总体是受益的，虽然利率市场化之后，商业银行的利薄了点，但至少加杠杆伴随着货币创造，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
再看实体经济，制造业企业、零售企业、很多商铺都关门了，很多制造业企业退出市场，从我们的草根调研看，很多企业的微观表现并不如今年初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亮眼，一季度经济增长6.9的这个数字其实很好，我也相信数据的真实性，但宏微观出现了背离，这其实反映的是结构性问题、行业间、地域间的分化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对研究的一些问题，包括企业经营，都做一些本土化的思考。简单总结为“三个软约束、三个扭曲和三个失衡”，希望通过梳理这些具有中国本土化色彩的特点，来帮助大家梳理清楚未来发展的一个思路。
▍三个软约束
货币发行的软约束
年我们的M2余额不到48万亿，我们今天M2余额已经超过万亿，膨胀了3倍。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现在达到了8.4，已经超过了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平。M2余额加速上升、M2占GDP的比重加速扩大，意味着总需求的剧烈膨胀，意味着你在4万亿以后拿到贷款更容易、扩张产能更容易，当然后来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也更容易，同时也导致了我们整个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或者失衡。
所以我一直说，货币供给的软约束是我们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我们的中央银行是政府组成部门，相对来说独立性是比较差的，政府每年的经济工作目标里，排第一顺位的目标是稳增长，那么在这种机制下，这种软约束的特征是长期存在的。
风险转移的软约束
风险转移的软约束，也是中国区别于成熟经济体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美国，企业发生问题没有人给你兜底，只有极个别有系统性影响的这种企业，美联储、财政部才会给你救助，其他的那只有破产这一条路，底特律整个城市都破产了，而我们却可以转移。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实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像90年代中后期那样，我们再遇上一个经济繁荣周期，货币环境也比较宽松，就像我们今天在处理债务问题上，我们讲地方债务、城投平台，做债务置换;国有企业面临问题，做债转股，这是90年代中后期的经验，这些事以前我们都干过，这次我们有没有那么幸运，经济周期再起来?债务又消化于无形当中?资产又实现新一轮的增值?我觉得这一次要打一个问号。
预算的软约束
其实在政府部门工作和在国有企业工作的领导，可能对这个不一定支持，但是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讲，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确实是预算软约束。最典型的情况是，比如说4万亿刺激计划出来以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这个天然的具有“投资饥渴症”特点的这两大主体放开了，我们的巨额债务问题由此产生。
▍三个扭曲
土地
土地要素如何用、怎么用引发一连串问题，可能真的不适合用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那种成熟市场经济体评价方式去评价，也没法评估，这是第一个扭曲。
我们的土地制度年《宪法》是明确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化，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与成熟经济体的私有化的产权制度是不一样的。
城乡之间土地要素的扭曲实际上是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了第二次剪刀差，农村的土地在这个工业化进程当中大量的被城市化，而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大大地慢于土地的城市化的。
在城镇化的当中，土地逐渐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实现货币化，实现资产增值，我们很多企业其实在具体的投资上都自觉、不自觉的充分地利用了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扭曲，比如同样一块土地，如果你用工业用地的形式拿到，对它进行必要的商业运作，把它变成商业用地，可能坐地增值，就几倍、几十倍。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大家看这个《人民的名义》里头，丁义珍副市长、高小琴和祁厅长干的就是这个事，充分地利用了我们生产要素的扭曲，实现了要素的增值，因为我们是个模糊产权，政府是土地最后的支配方。这种情况你可以说推动了发展，也可以说制约了发展。在资产增值这个过程当中，一部分人是受益了，比如说像高小琴这种，像祁厅长这些都受益了;另一部分人在资产增值当中他没有享受到收益，比如大风厂的工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扭曲，就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扭曲。
人力资本
一个小伙子从农村考上北京大学，他在村里头分的那块自留地要自动交回给村里了，假设毕业后进了中关村某高科技公司，民营企业不一定能解决北京户口，刚毕业肯定买不起北大周边的学区房。与他在农村有块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比，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全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增加的，他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但他自身的福利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客观很难评价。
这是对个人而言，不够公平，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够公平的，因为可能造成了更大的城乡差距、更大的地区差距。很简单，你想想，农村考大学考出来的孩子，大部分都特别有志气，相信在城市一无所有的生活终有一天会变好的，有几个人愿意回去?别说农村，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大学生考到了一线城市，都是不愿意回去的，当地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怎么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讲所谓工农业剪刀差，那是很明显的，通过计划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相对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它就是典型的剪刀差，而我刚才讲到的土地、人，或者我们叫劳动，这是典型的隐性的剪刀差，这是第二个扭曲。
资本的扭曲
资本的扭曲大家都会遇到，很简单，国有企业融资就是容易，融资成本就是比你便宜，这里头既有规模的问题，也有信用的问题。我们一直讲融资难、融资贵，其实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但从金融机构角度，也很容易理解，国有企业政治上没有风险、信用上有背书、规模上有保证。
但资本的扭曲还不仅仅限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在融资上的已经显性化的差别，这种扭曲体现在资本市场上那就更多了，体现在股权投资上，体现在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上，体现在我们的发行制度上。现在的资本市场平台，扩大了这种扭曲，放大了财富差距。上市公司为什么值钱?融资方便，可以非常方便的融资，再怎么严格的监管，上市公司也比非上市公司融资容易。
我们的退市制度一直无法实行，这不是资本扭曲吗?他本来应该退市了，但是退市涉及到多少人多大的利益?A股的估值水平为什么比港股、美股都要高?这种有待改善的制度设计实际是把财富做了二次分配，资本市场只是一个平台和管道，进一步扭曲了资本这种生产要素。
▍三个失衡
区域的失衡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话出自《圣经》，通俗的来讲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提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马太效应”，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马太效应是世间最冰冷的规则，却又无处不在。
之前，一篇农村观察札记《乡下，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道出了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农村的衰败已经成为一个严肃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大学毕业生就业，近年以来已经从“逃离北上广”，再次转变为“逃回北上广”。在逐渐空心化的家乡与生存压力上升的大城市之间选择去留，成为困扰这个时代众多年轻人的人生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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