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
——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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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
确实，如今，二师兄的肉涨得比师傅还贵。
这个风口主要有三：
一是非洲猪瘟之妖风；
二是环保整治之劲风；
三是中美 之狂风。
有人说，非洲猪瘟之妖风狂扫了中国生猪，母猪幼崽成年猪一网打尽；
有人说，环保整治之劲风刮跑了散养猪场，一处有猪瘟污染立即团灭；
有人说，中美 之寒风改变了进出口，从俄罗斯进口引来瘟疫源。
总之，这已是一笔糊涂账了。猪没了，价飞了。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下降了三分之一，供应缺口将达万吨，仅8月猪肉价格就上涨了46%。这锅，非洲猪瘟是背定了。
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猛虎般的猪肉“保卫战”：
猪肉，是民生之本。中国更是猪肉消费大国，吃掉了全球一半的猪肉。没有肉吃，物价腾贵，不利民生。调转政策，保障供应，即可理解。
但也有人提出，政策反转，从生态限养到鼓励养猪，是否又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猪瘟以及环境污染。
如今，环保之风转变，清洁能源技术行业陷入困境。所以，“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并不容易协同。
如何做到政策稳定，科学养猪，既环保养殖，又有肉吃？
如何做到汽车排放标准合理升级，步子不至于迈得太大？
如何做到人类与自然共生，交给政府、市场，或是其它？
01
庇古税制
政府该做什么
经济学本质上，是在与自然承载极限展开一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赛跑。
在自然中性状态下，经济效率越高，资源承载能力越强。
庇古将环境污染问题，定义为经济外部性。所谓外部性，简单理解就是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的影响。这是庇古和他的老师马歇尔共同提出的概念。
比如，工厂排污造成农田、河水污染，这就给农田、河水带来额外的成本，这属于负外部性。一头猪得了非洲猪瘟，然后传染给其它猪场，导致大面积生猪死亡。这也属于外部性。
庇古认为，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意味着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
因为不为污染支付应有的成本，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弗里德曼语）。
一切经济行为皆有代价，有代价才有经济核算，有经济核算才有创造动力。
非洲猪瘟就是典型案例。非洲猪瘟若不控制，传染给其它猪场，虽然自己工厂也遭受损失，但是社会成本也大幅度增加。因为不知道病原体来自哪里，不知道谁传染给谁，非洲猪瘟病原变成了一种厌恶的公共品，社会损失极大却找不到私人赔偿。
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过一年主持完成并发布影响巨大的《斯特恩报告》。
这份长达页的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这就是自然机制对人类的反调节。
所以，不论是犯罪还是污染，都是负外部性。制裁污染、惩罚犯罪的目的是让污染者、犯罪者付出代价，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推动社会经济效率 化。
怎么才能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庇古提出，对环境污染者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私人边际成本以使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当。这样的环境税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是新古典主义领军人物马歇尔最得意的门生，继承了斯密以来、由其老师发扬的自由均衡学说。但是，“庇古税”的提出，意味着他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典主义思想，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环境污染自由放任的态度，主张引入政府干预以达到 产值。
庇古税，并不是企业及个人额外的税收或成本，而是污染企业及个人应该为排污付出的成本。
如此看起来一切万事大吉。庇古税促进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达到帕累托 状态。
但是，庇古税，是否有问题？
02
租值消散
市场能解决吗
庇古税，税率多少，才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这是一个难题。
假如税率定的太高，意味着企业为污染支付过高的费用。例如，工厂排污污染了河流，工厂为此支付万元成本可恢复（包含损失赔偿）。假如政府向这家工厂征收了万元的“庇古税”。
这样，这家公司就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不利于其生产扩大化和社会福利增加。
所以，庇古认为，效率 化的条件是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不管是私人还是社会，谁占了便宜都无法实现资源 配置。如果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即社会占了私人的便宜，也不是好事。
所以，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往往助长人性之恶。
这类国家以窃取他国技术为荣，为技术剽窃辅之以各种合法化、道德化以及爱国主义的伪装，其实是在损害私人利益，不利于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
在供给侧改革的大潮中，施政者可能一刀切，有些猪场按照要求改善场地，增加设备，但最终还是被关闭。
在非洲猪瘟的妖风之下，施政者可能担心疫情扩大化，一些地方采取团灭措施。
如此，大量生猪和散养猪场消失了。
概括起来，政府干预的方式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庇古税扩大化，出现各种罚款，盲目提升环保设备标准，极大地增加私人企业成本，可能导致一些行业被“团灭”。
二是“庇古税”转移支付问题，税收并未用于社会污染的改善，如此私人支付了成本，但污染却依然存在，引发社会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三是即使政府试图用庇古税解决污染问题，政府也无法判断税收的标准以及排放的标准，难以促进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达到资源配置 效果。
那该怎么呢？
然而等到结束时，这些经济学家相信他们见证了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科斯指出，产权制度的安排有助于克服外部性，通过市场交易解决问题，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科斯相当于将问题重新拉回到市场框架下来解决。
这样他们双方就达成交易，成了合作方，皆大欢喜。
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多种情况，比如种植小麦更划算，或者小麦的农场主有很多人，等等。
科斯做了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只要把产权确定下来，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就会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通过自由交易达到资源配置的 状态。
后来，斯蒂格勒将科斯的理论命名为科斯定律。
价格机制为什么比政府征税更有效果？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帕累托 的条件，隐藏在每个人的交易价格之中，而非由税收决定。
但是，科斯的办法是否足够完美？
03
公共选择
宪则为何重要
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外部性和庇古税。
他假设：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可能会对周围的树木或农作物造成损害，而其所有者并没有因为损害而受到补偿。
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认为，科斯的描述过于简单。布坎南将养牛者和农场主的数量进行区分，发现科斯的办法和“庇古式”的逻辑都有局限。
比如，如果存在多个农场主和一个养牛者的情况，因为信息不对称、搭便车等问题的存在，牛吃草的外部性会一直存在。
所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市场交易原则，显然有些太理想化。
那么，布坎南有没有好办法？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更钟情于有关政府‘仁慈君主’的模型。”不过，布坎南对此表示怀疑，有什么理由要求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忠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他主张，“将各类公共选择当事人体现为经济利益 化的追求者。”
早在4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逐渐很少争论市场与政府的问题，他们共同聚焦于制度，用制度防止市场和政府失灵。
以美国养猪为例。猪肉的卫生标准、猪场的环境标准以及养猪用地标准，都是由稳定的法律确定下来。生猪产业的一系列标准，是固定的、常态化的，不可作为调节生产的手段。如此，可以避免环保主义把散养猪场整没了。
这也反应了经济学的演变历程（基于资源配置效率）：
亚当·斯密及古典主义者发现了市场机制；
凯恩斯与庇古发现了政府机制，只是政府干预方式上存有差异；
科斯强化了以产权理论市场机制，又以交易费用理论发现了企业机制；
如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便是五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什么叫碳排放交易？
这个市场是人为设定的，各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对碳排放量进行限额。如果一家企业要多排放则需要在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量，比如购买吨 化碳。
8年欧盟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湖北、重庆都已经成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
不过，这种交易方式效果不明显，还需要更强的国际约束机制。小布什时代，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国际协作构成一定的打击。
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任重道远。
自然才是这个世界的“圣君”，猪是天蓬元帅。
参考文献：
福利经济学，庇古，商务印书馆；
企业市场与法律，科斯，格致出版社；
宪则经济学，布坎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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