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科（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一
年6月的一天，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给茅于轼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
“我对你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情况深感兴趣，这正是我想在中国积极推动的工作。我知道你能够以6％的利率动员储蓄，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无息或12％的利率把款贷出，并且保持高水平的还贷率，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已经叫我们的北京办事机构会同你一起探讨，如何沿着你的经验进一步开展有益的合作……”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茅于轼心里感到一丝欣慰，也有几分惋惜。很多人和沃尔芬森一样，通过农村扶贫的事了解了茅于轼，并赞赏他的仁爱之举。本来，茅于轼的扶贫基金有更广阔的资金来源可以扩大规模，但这件事的审批可能会面临重重困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运作，只好暂时搁置。在茅于轼广为人知的一面，他很像一个慈善家，但很多人不知道，茅于轼的本职原来是一名铁路研究专家，后来经过“蜕变”，成为了一位非常特殊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没有经济学的学位，“经济学基本上是自己悟出来的”。在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茅于轼一直从事铁路牵引方面的研究，在学习和工作中跟数理统计和力学方程打交道。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出版过关于蒸汽机车的专著，以后长期供职于铁道部研究院。按传统的划分，茅于轼原来处在自然科学领域，但经过思想跋涉，他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的社会属性自不待言，茅于轼在研究经济学同时，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道德、人权、自由主义等课题，到现在，他开始思考人性中“如何得到快乐”之类的问题。像这样，扎实地跨越了相距甚远的研究领域，具有多重的身份和学养，这是茅于轼的第一点特殊之处。
茅于轼最初的机车牵引研究工作基于数学、物理和力学等自然学科。年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以后，茅于轼觉得数学不够用，花了大约三年时间专攻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数理统计、变分法、矢量和张量分析等课程。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也没有中断数学的学习和应用。由于工作中讲求数据的运算、分析和实证，经过多年磨炼，他养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求实的科研态度。不难想象，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茅于轼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有何等的切实可信。
因为讲究逻辑推导和现实印证，不得不把问题完全吃透，这使得茅于轼能够用通俗直白、精炼生动的语言去讲述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所以不止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偶然接触到茅于轼的经济学作品，被其中引人入胜的文字打动，在生活经验的共鸣中享受到知识和智慧的美感，从此后，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甚至改变了往后的生活轨迹。在茅于轼的精读书目中，包括贝尔曼的《应用动态规划》和孔子的《论语》，他是经济学领域中挥洒自如的探索者和深入浅出的传道士。
70年代中后期，茅于轼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学术探险。当时，他参加格尔木至拉萨窄轨铁路选线工作，随后又碰到铁道部淘汰蒸汽机车、引用内燃机车的利弊分析，涉及到一系列经济学深层次问题。往前追溯，由于驾驶火车机车的经历，他一直在思考机车的最优操纵问题，即如何驾驶机车可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为最小。所有这些，都指向了数学中的规划问题。
所谓规划，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例如，一个人购买粮食和蔬菜的收入有限，这就是一个约束条件，它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表达。把粮食和蔬菜的营养价值加起来，可以用一个代数式表达，这是目标函数。如何用有限的收入获得最大的营养，这就是规划问题。线性规划是指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方程都是直线方程，而如果规划问题涉及到曲线方程，就变成了非线性规划。“线性”就是直线的意思，“非线性”就是曲线的意思。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茅于轼天天在思考非线性规划的生活原理是什么。解决非线性规划的基本方法拉格朗日乘数法很多人都在大学的数学课本中学过，但它的经济意义是什么，没有人能讲清楚。在思考、运算、推导这个问题的日日夜夜里，茅于轼走进了曲折迷人的学术仙境，他描述道，“你会感到无穷美妙的景色在向你召唤。到那时，你变得废寝忘食，整个身心被一个目标所吸引，变得身不由己，无法摆脱。你还可能几次误入歧途，成天成夜地思索着，是哪个逻辑环节上出了毛病。这样经过几天、几周的折磨，忽然一切矛盾全部解开了，你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发现了桃花源。”
茅于轼的“桃花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用简单的话来说，它的意思是：一种要素投入在不同的用途之间分配的时候，要考虑让各种用途的最后部分产出均等，才能达到总产出最大。择优分配原理既可用高等数学来表达，也是家庭主妇如何安排生活、在收入约束下使效用极大化时所遵循的原则。一个家庭主妇花钱的时候，不会把所有钱都花在同一种商品上，因为持续消费同一种商品给人带来的效用会越来越少。她会根据不同商品在当前能够带来的效用，去购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
追溯起来，择优分配原理所表述的思想观点年德国人戈森就在其著作《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中提及，但他只是粗略探讨了人在追求最大幸福的过程中如何将时间分配于各种活动；进一步，19世纪末的古典经济学领袖马歇尔把不同商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归结为最优消费行为的充要条件，也是择优分配原理的运用；到了年，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成果就是用线性规划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利用问题……但当时处在闭塞环境中的茅于轼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凭着兴趣和敏感单枪匹马闯入了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区域，自以为发现了学术新大陆，兴奋不已。后来他才知道，国内外都有人先于他得出了类似的成果，这使他独步学术高峰的美梦落空，“难免感到丧气。”
然而，仔细比较戈森等人关于择优分配原理的叙述和茅于轼的推导，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茅于轼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普遍意义，将它作为构建微观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于是微观经济学可以直接表述为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并最后导出了集微观经济学大成的一般均衡理论。直到今天，茅于轼还认为经济学的开篇就应该讲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最大产出和择优分配，他希望有机会撰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
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是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发现，他在非常闭塞的环境下通过独自摸索得出了这个成果，然后把它进一步深化推广，并由此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而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学还处在以诠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己任的阶段。对于择优分配原理，他自己说“它是我这一辈子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但这样的评价可能使他其它一些经济学创见的重大意义被忽略。
二
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景观是计划经济由理想变为现实，又在现实的残酷中全面地崩溃，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人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实验中丧失了生命或自由，两大阵营的对垒差点把地球送进了毁灭的深渊。而为什么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必然失败？最直观的回答是说公有产权不能提供适当的奖惩机制，从而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更经典的回答是哈耶克所说的，合理配置资源所需的信息分布在千千万万个独立的个人和企业当中，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它，所以集中决策必然导致资源误用。但这些回答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在苏联、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新建之初，人们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的工作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不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些国家几乎都经历了一段令人刮目相看的高速经济增长。
茅于轼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价格”。在经济世界中，一切资源的流动和运用，生产者的投资决策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不依赖于市场竞争产生的价格信号。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又决定着社会经济水平。“公有制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价格信号的混乱。”在公有制下，企业归全民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方，不可能发生讨价还价，也不存在价格竞争，资源配置失去了依据。在计划经济创建的初期，由于承接了原来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体系，各种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建立在相对合理的基础上，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但随着时间推移，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居民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而因为缺乏正确的价格信号，这些变化不能够引起计划决策的相应调整，于是，生产浪费和效率低下成为必然，整个经济体系在偏离资源优化配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后崩溃。当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使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的时候，它的日用品商店门口却总是排满了等待购物的长队，这就是资源配置失衡的奇观。
站在总结历史的高度来看，茅于轼对计划经济失败原因的剖析恐怕是一个创举。他的结论来自于对最优化问题的研究，来自逻辑严密的数学论证，是稳固牢靠的。他用浅白的生活语言来说明这个结论，最能够对掌握投票权的社会大众和远离经济专业的政治家产生影响。后来另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用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计划经济的失败，他们的结论同样可靠，并且是内在相通的。虽然计划经济的危险似乎正在远离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但考虑到计划经济曾经制造的灾难和历史上的种种复辟现象，我们有理由对哈耶克和茅于轼这样的思想者及其警世恒言保持尊敬。
到了自由市场向全世界不断延伸的时代，人们又面临着新的成功和危险。市场交换的发展，意味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各个部门行业越来越像精致的人体器官一样，通过交易关系契合在一起，组成了相互依赖和高效运转的经济有机体。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部门行业出现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就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瘫痪。市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蕴含自我损毁的严重隐患。
金融危机是当代社会影响经济繁荣稳定的头号灾星，也是经济学上最迷惑人心的重大课题。距今最近的重大金融危机年底在阿根廷由债务问题引发，结果导致银行关闭、货币贬值、经济停滞，造成了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半个月内五任总统更迭，最后终于殃及邻国；年7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由泰国开始，席卷东亚、东南亚，在18个月的时间里，受害地区的股市下滑40%，货币贬值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经济发展水平倒退数十年，经济损失“约莫是一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干旱等传统灾难的危害正在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却丝毫不亚于它们。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斥责美国投机家索罗斯，认为是他用阴谋手段攻击东南亚的货币金融体系，牟取暴利，造成了亚洲各国的损失。而后者早已因为在世界各地通过金融买卖获取暴利而声名远扬。这就产生了一连串有趣的问题：马哈蒂尔或世界各国政府为什么不禁止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行为？投机买卖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是好是坏？金融危机的损失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这些问题，经济学教科书上没有回答，在汗牛充栋的经济评论中也找不到答案，而它们，才是理解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钥匙。
茅于轼的经济思想再次闪现出贯穿时代风潮的智慧光芒。年有一次茅于轼到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设问：投机能否创造财富？当时听众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中蕴含着金融世界里亿万资金飞速流动的基本法则。而他的回答也出奇地简单：投机可以调剂商品在空间或时间的余缺，增加它们对人的效用，所以投机能够创造价值（财富）；投机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于提前揭示了生产要素的未来价格，可以促进资源合理利用。——根据茅于轼的观点，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能禁止投机活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包括索罗斯基金在内的大量游资，那些潜力巨大、前景良好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资金流动就像一柄双刃剑，当经济体系中出现某种问题而导致大规模撤资的时候，它的危险就通过金融危机的爆发完全显露出来。
关于金融危机的危害，又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一般人看到，在金融危机中伴随着股市下跌、房地产价格滑落、货币贬值等现象，于是称之为“财富蒸发”，或“财富缩水”，以为市值减少就是造成经济损失的原因，其实是肤浅和错误的。仅就交易行为来说，价格和市值的下降不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在价格下降的过程中随时有买卖行为的发生，一方的损失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益，市场上的财富总量不会有任何变化，顶多是在交易者之间重新分配。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的过程绝不仅仅是“财富转移”这么简单，生产停滞、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这些随之而来的危害无不意味着社会经济的真实倒退。所以，“要研究财富如何被消灭”，否则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控制就无从谈起。
茅于轼又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了最紧要的问题。他举例说，如果把当前丰盛宴席上吃不完的食物调剂到发生饥荒的时间或地点去消费，物品本身的属性不变，但它对人的效用和价值就变大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因此得以增加。也就是说，为卖而买的投机行为可以通过改善经济资源在时空坐标上的配置而增加社会财富。反过来，如果投机不当，就会把生产要素置于错误的资源运用状况中，造成社会财富损失。所以说，金融危机背后的实质是资源配置错误——因为种种原因，资金不合时宜地集中流向某个行业或地区，造成产业结构失衡，最终导致了社会财富损失和经济倒退。“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建了一半的楼房，建成了而不能开工的厂房，没有多少车流的高速公路，这些都是财富在被消灭……”而资金外逃、市值下降等表象，不过是对实际经济状况恶化的正常反应。
茅于轼的观点从根本上剖析了金融危机的实质，也使我们更清醒地去理解和把握一系列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网络泡沫的兴起和破灭，并不意味着产业发展方向的偏差，而是资金在时间坐标上的误用；人为地干预股票指数并不能决定经济发展进程，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的产业基础和微观效益；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民间投资不能及时启动和跟进，政府投资就会成为资源浪费，最终难以为继。诸如此类的成果显示，茅于轼的经济研究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也是对常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若干模糊地带的澄清。没有接触过茅于轼著作的人，很难在经济均衡、价格机制、分工与交换等经济问题上见识像他那么透彻可靠的论述，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用数学逻辑和原创思想构建的择优分配原理。
由择优分配原理出发，可以得出一般均衡状态导致社会资源最优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结论。所谓一般均衡，就是所有商品在价格作用下都达到了供求平衡，此时各种商品的价格比等同于所有消费者从中得到的效用比，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所有消费行为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在当前的约束条件下已经没有增加效用的余地，所以是最优化。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商品可以通过货币毫无阻碍地互相转化，价格就是价值，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或曰稀缺性，这就彻底解决了价值理论；进一步探究，达成商品供求平衡的条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竞争，所以茅于轼用一句话来概括市场经济的精髓：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平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他无时无刻不在倡导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下，价格代表价值，赚钱意味着创造财富，买卖行为可以改善资源利用，这奠定了茅于轼的商业交换理论；来到现实问题中，一切政策的制订要以经济均衡状态为目标，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准绳，所以茅于轼反对以创汇为目标的出口，反对冻结农业用地……
纵观茅于轼的经济研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择优分配原理，而这个原理的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自然公理，它们的定义和推导都有严格的数学关系相对应，所以极为可靠。由此出发，他的观点沿着逻辑理性和生活经验不断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严密、清晰可信、自然贴切、极富原创精神和现实色彩的思想体系。当你完全发现和面对它的时候，很难不被它的逻辑力量和简约之美所打动。跟第一本专著《择优分配原理》相比，茅于轼后来的著作中较少出现数学方程和图表模型。他说：“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他的经济研究淡化了学术色彩，更多地注重思想观点的发挥和运用。茅于轼是一个原创者，他转向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出于思想发展的自然趋势，他从未想过要刻意去追求学术形式上的“先进”地位。不仅如此，他的思想跋涉没有在经济领域停留，而是进一步向前伸展。
三
多年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提出“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向全世界扩展。年美国独立，其《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指出“人人生而平等”，据此确立了三权分立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架构；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取向是“民主和科学”，建设民主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纲领；到了年代，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玛托亚·森宣称“发展就是自由”，认定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观；0年，北约以“捍卫民主价值观”为理由，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对南斯拉夫政权展开轰炸，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为保护人权而进行的战争……
回顾过去若干年的历史，主要由于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民主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政权会公然反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不过时至今日，围绕民主价值观展开的众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影响到民主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贯彻与发展。一般认为，为“人人平等”呐喊和奋斗的行为总是代表不容置疑的神圣与正义，可是没人解释，这神圣与正义的根源来自何方？如果民主制度真是通向繁荣与富强的必由之路，为什么又会在世界各地出现“民主穷国”的反例？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一贯标榜的“自由”、“人权”？
上述一系列问题在茅于轼的著作中能找到精辟的回答。80年代后期，由于目睹了中国社会变革艰难前行的现实，同时受到盛洪等青年一代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茅于轼把注意力转向了制度问题的研究。他的着眼点是经济均衡状态、即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社会现实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他最后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侧面，平等、自由和人权，是市场交换和分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一般均衡的形成需要有供求各方的充分竞争，所以一个保障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制度背景就成为社会致富的前提条件。
进一步考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分工深化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这其实是均衡形成之外的“系统升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历数了分工的种种益处，并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茅于轼也举例说：“诸子百家传之后世的哲理证明那时的人不比今人更笨，但生产水平却不可比拟，从根本上说，这全是分工造成的。”然而，分工的最终目的要指向交换，否则分工的成果就不能被众人共享。反过来，交换的可能决定着分工的发展，如果不能交换，分工将难以为继，它甚至不会发生。这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是人人平等，“有特权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与其和别人交换还不如去侵占别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这势必阻碍全社会的分工发展和生产进步——事实上，千百年来人类杀戮争斗和贫困落后的真实图景就是如此。于是不难理解，“人人平等”何以成为一种高贵永恒的价值规范。正是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规则，使市场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造出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巨大财富，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
在贯彻平等原则的制度安排中，产生了民主政治。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要求每个人应该拥有同等的竞争和选择权利，反映到公共领域，就是投票表决为核心的民主程序。因为公共事务的决策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消长，所以民主投票的作用是保障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权益和交易地位，它其实是市场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然而民主政治并不代表市场经济，它尤其不代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例如印度，由于种姓制度的残余影响，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但作为完善体系的市场经济却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不平等。”茅于轼的研究提醒人们：民主之所以致富，并不在于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能够补充和完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这就解释了世界上“民主穷国”的存在，并指导人们依据最准确的精神内核去建设真正的民主。
到了民主社会中，自由依然要受到限制，这一事实使非民主社会中限制自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茅于轼为澄清自由的内涵与界限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按定义出发，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但社会中一个人为所欲为就意味着其他人处处受制，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恰恰是约束自己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妨碍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大的自由。”由此可见，社会中切实必要的自由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人人都可拥有但又彼此不会冲突，例如自由生存、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交易、自由迁徙等——这就是人权。人权与特权相对立，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于是可以断定，“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这样，茅于轼把人权、自由、民主、平等从价值判断和政治纲领的人文层面提取到以追求经济效率和生活福利为起点的自然逻辑中，赋予了它们不可辩驳的科学内涵和清晰可见的必然属性。
“从数学规划，经过经济学，来到人权、道德和制度的研究领域。”茅于轼的思想跋涉刻画出一道奇特而自然的轨迹，它连通了坚实严密的数理基石和高贵隽永的道义灯塔，不仅使照耀民主道路的思想火花更加闪亮，也铭刻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耿耿情怀。由于成效显著，茅于轼曾经一度想深入研究铁路牵引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从实际价值来看，经济研究的意义远大于动态最优化。”年后，茅于轼正式脱离铁路部门。在经济研究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中国改革的现实障碍，他把重点放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到最后，他的观点结论直接触及到社会改革的最关键部分，但与之相应的实践机会却超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面对中国的改革事业，茅于轼感触万千。茅于轼年少时经历了抗战烽火的苦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体会到国家贫弱的不幸。新中国成立后，他正值大学毕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东北的铁路事业，在艰苦勤奋的工作中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可悲的是，年他被划为右派，被剥夺发言权，被下放到农村几乎饿死。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他和家人被批斗、殴打，他最后被发配到山西接受劳动改造。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磨难，茅于轼格外珍惜二十余年来的重大社会转折。对不幸的历史，他的信念是“光恨不行，还要想办法促进社会的进步，使过去的悲剧不再发生。”他对制度改革上的每一点进步总是报以赞扬和鼓励，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表示乐观。然而，他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深怀忧思，他担心中国改革“也可能出现胶着状态，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倡导经济自由，呼吁破除垄断、开放投资领域、实现公平竞争；他在若干次演讲报告中讨论如何确立个人产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关键时候毫不回避，对台湾问题直抒己见：“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坚决反对用战争的方式。”他站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为保持和宣扬一个公开的声音以促进社会改良尽到了最大努力。
四
从年起，茅于轼参加希望工程，和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建立联系，在当地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这成为他寄托自己思想理念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一项实务活动。近十年来，主要依靠茅于轼和周围一些热心人的出资，通过他几百次的邮局往返，使地处偏僻的龙水头村的贫困农民得到了来自外界的切实帮助。茅于轼把设立的基金优先用于村民的治病和上学，同时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贷款给他们用于买牲口、化肥、拖拉机、开店铺、出门打工等投资性活动，大大解决了农民的各种困难。这个基金要求还本付息，但运作良好，迄今为止没有发生借款不还的事。在我国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可能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茅于轼的举动引起了广泛的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间医院最权威白癜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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