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新书推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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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近五年来在中国形成的新学派,在吸收和借鉴传统供给学派的理论和经验后,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及新供给经济周期等新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现状,创造“新供给”必然会使资本、资源、劳动力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过剩产能将自然消除,中国经济将恢复均衡并开始新的增长。市场上并没有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专著,滕泰先生作为该学派的创立者和提倡者,本书将系统、全面地阐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对推进和深化供给侧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内容简介

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年以来美国经济在苹果产业链的带动下反弹复苏,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新动力,而中国经济却由于供给结构老化,连续五年持续下行。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主动的战略性选择,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基础从供给侧出发持续推动改革的理论探索。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基本原则,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另外,新供给经济周期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新供给如何通过形成、扩张、成熟和老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作者简介

滕泰,著名经济学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软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现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代表著作有《软财富》《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新财富论:新供给主义富民强国论》《供给侧的觉醒:从财富原点再出发》《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

前   言

前言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学术探索与理论影响

长期以来,基于“消费、投资、出口”的总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了,换句话说,虽然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看“发动机”是否出了问题,即需要回到财富的本源找答案。

究竟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财富的本源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后于年出版了拙作《新财富论》,从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供给侧的财富源泉出发,开始了对增长模式、供给潜力、财富分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探索,十多年间,又先后出版了《财富的觉醒》《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软财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觉醒》《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初步研究成果,完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准备。

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指出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该多重视供给侧,强调了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从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出发,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新供给主义宣言》正式发表之前,我专门去征求一位曾经长期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老前辈的意见,前辈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对推动改革的价值,并指点说,第一,最好不要用“主义”,这样容易引起望文生义者的批评;第二,不要批评前期的政策,这样领导看了好批示;第三,题目前面最好加上“中国式”,表明是区别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实践。当时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指点,我的内心充满敬佩与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向前辈汇报了我创办独立智库的初衷后,他也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确,如果《新供给主义宣言》只是一篇面面俱到、没有棱角的文章,即便是领导批示了又有什么意义?反之,一篇让决策者看了内心有痛感的文章,只要能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就已经体现了独立智库的价值。至于题目上的“主义”二字主要是对应着正文内容所区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的“主义”是学术思想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也没啥“小辫子”给人抓。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对于《新供给主义宣言》所呼吁的内容,社会上绝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年,我又陆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解除供给抑制,释放财富源泉》《中国宏观调控应从需求转向供给》《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稳增长三大主张》《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等二十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的理论体系。

年7月,我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探讨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如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在放开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流转、金融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和阐述。

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但与新供给主义“五大财富源泉”的经济分析框架一致,而且与此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年11月9日,我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始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中旬,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我为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性选择”的报告。年,又多次应邀为多部委和地方的干部学习做了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汇报。

年1月,我与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一书,成为多个省市党政干部研讨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书目。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者,在每一次应邀给地方政府、部委领导干部或行业协会汇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时,我都首先声明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一孔之见,是“学术浅见”而不是“政策解读”。当然,如果听者通过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样一个侧面出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们自己的智慧。

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但经济学术研究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原理性建议;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个学者的学术主张或思想——但只要决策本身对客观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对经济运行有好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经济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且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了原本的学

术创新方向——只有这样,越是有独立性、创新性的研究,反而对决策越有价值。当然,经济学者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有价值的经济学术创新必须能够解释现实、改变现实。然而,能够在众多的学术思想中选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那其实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

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较早呼吁“供给侧改革”这样的学术概念,但并不能把这些学术概念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概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于年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样的微观理论,但是中央经济政策提出的如何“创造新供给,释放创造新需求”则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虽然有新供给周期、更新供给结构、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等理论,但是并不能自诩为任何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主张减少垄断、放松管制、大规模减税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的理论主张,但是现实中知易行难,政府能够落实简政放权、结构性减税等现实任务也需要真正统一认识以及强大的政治执行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围绕“五大财富源泉”“解除要素供给抑制”等理论提出的改革要素市场、全面降低企业成本的学术理论虽然很有逻辑上的完美性,但是国务院关于全面降低企业成本的具体部署显然不仅从理论深度出发而且必须从现实可操作性出发,因此需要把“降电价”这样的操作性行政命令等都算进去;而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组合”,以及从中国实践总结出的“三大增长模式”,能否为决策层提出的创新增长方式提供学术上的些许启发,那就要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说服力;还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供给冲击模型”为基础的物价管理思想、从要素贡献出发的分配理论,等等,也仅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与产生决策影响还有距离……总之,理论是抽象的,现实是具体的;理论只负责按照理想的方向做研究,而政策则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对结果负责。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国内其他新供给学的关系

年以来,很多媒体文章都深度报道了我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主张。但是也有不少媒体混淆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其他“新供给经济学”的关系,其中混淆比较多的是与贾康先生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关系。

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之后不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也发表了《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的政策主张,后来又改为“八双、五并重”。年我与贾康先生有过交流,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其“八双、五并重”的经济政策建议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是一回事,且在供给的主导作用、减税、政府规划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都大不相同。年以来,贾康先生的文章和演讲中,开始多次出现“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内容,这完全沿用了我在年十几篇文章的提法;之后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也开始多次出现了与我在年以来提出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五大财富源泉等分析框架相类似的表述,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所见略同”。

还有很多学者在新供给学方面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有的偏重于政策,有的偏重于供给管理,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这么多的学者在同一个时代走到同一个方向,实际上反映了从供给侧推动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对于具体如何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总要经历孤独、被认可、被效仿、被质疑、一拥而上等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才能在决策层、在学术圈、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多的共鸣,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但是也有个别学者不太遵守学术规范,例如某学者年以来多次生硬抄袭本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提法,但是既不注明引用出处,又不能正确解读其中深意。还有个别学者把我年来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未经同意就收到他们的著作中。对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期待经济学界治学之风更加严谨。此外,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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