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利率平滑系数高于货币数量平滑系数，说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基准利率时更加注重政策的连贯性，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则更加灵活多变；预期冲击会减弱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使系统运行更加稳定，同时还能有效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力度，且相比之下，公众预期对利率的变动要比对货币数量的变动更加敏感；无论是在对产出还是在对物价的宏观调控中，引入预期的“量价并行”政策都具有最佳的调控效果，是当前阶段最符合中国宏观调控需要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且利率政策权重系数要显著大于货币数量权重系数，说明在当前中国实行的混合型货币政策中，价格型工具已经开始起到主导作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以“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但由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冲突，中央银行需要在“稳物价”与“保增长”之间权衡取舍。步入新常态时期以前，中国的实际GDP增速多年保持在10%以上，但年以后，GDP增速呈现趋势性下滑态势，政策目标也从之前8%逐渐下降到6%。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还逐渐放宽了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例如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由点目标改为区间目标，且在后续几年里多次提出要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维持在合理区间。另外，十九大报告中还明确指出要将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由追求高速增长转变为追求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环境以及主要任务的变化，未来货币政策的锚定目标究竟应当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控制物价合理波动，还是应当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促进产出增加，究竟应当设定严格的点目标，还是应当实施区间调控，这些都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面临的重要抉择。自年以来，中国一直沿用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货币环境，也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保驾护航。
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融资手段的日益多样，不同层次的货币统计范畴越发模糊。同时，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迅速扩张，大大提升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大量研究表明，在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总量与产出间的关联性开始下降，M2指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大幅减弱。因而，探究M2指标失效的原因，以及进一步寻找新的中介目标是货币当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年11月开始研究和编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并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未来，社会资规模能否弥补M2指标的不足，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除了优化货币总量统计口径，继续在数量型工具中探寻更适合的中介指标以外，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利率调控体系，加快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同样也是央行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切入点，先后取消了对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存款基准利率的管制。自年10月中央银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以来，中国原有的管制利率已全部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与此同时，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工具也在不断的丰富。
自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多种创新型利率调节工具，并先后培育了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多种市场利率报价机制，为畅通利率传导渠道，实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已具备全面畅通的利率传导机制。
虽然中央银行已正式放开对存贷款利率的浮动限制，但出于货币政策调控和金融机构定价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仍继续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导致中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存在计划轨与市场轨并存的“利率双轨制”现象。为了淡化“利率计划轨”中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信贷市场利率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于9年8月进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将LPR的利率锚由原本的贷款基准利率改为更加灵活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MLF)，大大提高了“利率市场轨”的传导效率。
另外，为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机制，中国人民银行还对利率走廊调控范式进行了有益探索。当前，中国已初步具备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SLF)为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的利率走廊机制，但在基准利率的选择方面仍未达成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找出利率传导路径中的堵塞点，进一步畅通中国利率市场化传导机制，明确政策基准利率指标，健全货币政策利率调控体系，均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期间面临的重要问题。
货币政策应该遵循何种规则一直都是宏观经济学广泛争论的议题。早年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按照McCallum提出的基础货币规则进行操作，然而，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基础货币数量的可测性与可控性不断减弱，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受到严峻挑战，Taylor提出的价格型规则受到广泛认可。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轨的过渡阶段，宏观调控呈现出“量价并存”的混合型调控特征，有学者以新凯恩斯框架为基础，从理论层面推导数量规则与价格规则的等价互换关系，并在传统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构建了同时包括数量与价格因素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此外，为刻画中国人民银行的非对称偏好和区间调控特征，有学者在Linex型福利损失函数中引入惰性调控区域，同时，考虑到货币供应量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学者进一步将货币供给偏离项引入央行福利损失函数，求解得到更加贴近中央银行政策操作现实的最优货币反应函数，再根据通胀与产出的调整权重探究货币政策的锚定目标，该研究对识别中国中央银行调控偏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语
另外，文章还分别从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与利率传导渠道入手，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进行检验。文章对比了Shibor、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R)、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等多种备选基准利率指标的宏观调控效果，进而为未来货币政策基准利率的选择提供参考，上述研究对进一步畅通中国利率市场化传导机制和健全货币政策利率调控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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