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经济学家

经济增长是一个新现象

对人类来说，经济增长是个非常新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已有万年的历史，即便从智人算起也有20万年历史，而经济增长只有年历史，相对于万年为万分之一，相对于20万年也仅有千分之一点二五，确实很短。工业革命之前，不增长是常态，增长是非常态，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

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太大差别。18世纪初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好多少，平均寿命也没有超过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就中国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

但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均匀现象。伴随经济增长的出现，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年时，从全世界看，人均GDP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从年开始，差距逐步扩大。到0年时，最富有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国家的上百倍。人均GDP最高的是西欧各国和文化制度同源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被称为“大分流”。

这种大分流可以用人口数和GDP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描述。年之前，这个相关系数基本都接近于1，也就是说，人口大国基本上就等于经济大国。年的相关系数仍然达到0.，但此后这个系数开始迅速下降：年为0.,年为0.,年为0.,年为0.。也就是说，到年的时候，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人口大国可能是经济小国，而人口小国可能是经济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当时占世界的20%，但GDP规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两个十年间，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大分流也在80年代末被大融合所取代。人口数和GDP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3年上升到0.。

人类有好奇心，看到这种大增长和大分流，就想提供解释。总结起来，学者们提供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地理决定论：一国的经济增长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拥有的资源决定。其代表人物早期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最近几十年有历史学界的加州学派、生物地理学家賈德·梅森·戴蒙德(JaredDiamond)、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Sachs)等。

第二类是人种决定论：经济增长决定于人的智力，不同人种之间智力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异。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

第三类是文化决定论：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等文化因素决定经济增长。其最著名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认为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增长。

第四类是制度决定论：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特别地，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持有的观点，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达隆·阿齐默魯(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Robinson)。我自己也持有这种观点。特别地，我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作用。朝鲜和韩国原本是一个国家，“二战”刚结束时，面临的情况很接近，但经过几十年发展以后，两个国家完全不同。

容易带来误导的两大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学家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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